第3章 九岁擒贼首,顺便炒股(2/2)
刺激,但真的不适合九岁小孩。
一周后,我又来了。
这次我带了更厉害的东西——老张给我的一张“窥心符”。
窥心符是符箓中的高级货,老张平时都不轻易拿出来。它的作用是在特定条件下,让人产生短暂的“认知偏差”,说白了就是让人更容易说真话,平时藏着掖着的事儿,这时候就藏不住了。
但这张符有个限制:必须在对方情绪波动最大的时候使用,否则没用,跟一张普通黄纸没区别。
我需要找到克莱恩情绪波动最大的时刻。
什么时候?
我花了三天时间观察克莱恩的作息规律。每天早上他八点半到公司,先喝一杯咖啡,然后坐在办公桌前看新闻。九点钟开晨会,九点二十回办公室,九点半美股开盘。
九点半,是他一天中情绪波动最大的时候。
为什么?因为量化交易部门的核心工作就是抓住开盘瞬间的波动赚钱。开盘的前五分钟,是全天交易量最大的时段之一,每一秒都可能是几百万美元的上上下下。克莱恩作为部门负责人,这个时刻一定是他最紧张、最兴奋、最情绪化的时候。
这就像赌徒坐在赌桌前,荷官刚要发牌的那一瞬间——肾上腺素飙升,血压升高,手心冒汗。区别在于,赌徒赌的是自己的钱,克莱恩赌的是公司的钱,但生理反应是一样的。
我选了一个周三。周三是一周中交易最活跃的日子,周一的情绪还没散,周五的期待还没来,周三是个纯粹的、不带任何周末滤镜的工作日。
九点二十,我混进了大楼。这次比上次顺利多了,门口的保安甚至跟我点了点头。他大概以为我是哪个高管的孩子。
九点二十五,我在克莱恩办公室外面的走廊里,找了一个他能透过玻璃窗看到我、但不会觉得奇怪的位置。我站在一盆绿植后面,假装在看墙上的公司介绍。那面墙上的公司介绍我看过八百遍了,都是些“我们致力于为客户创造价值”之类的废话,一个字都不能信。
九点二十八,我把窥心符贴在了消防栓的背面,符面朝外,正对着克莱恩办公室的方向。
窥心符是黄色的,上面用朱砂画着我看不懂的符文——老张说那是“天书”,我说“你该不会是自己瞎画的吧”,老张说“你再说一遍试试”。
九点三十整,股市开盘。
我在走廊里,透过玻璃窗看到克莱恩坐在办公桌前,身体前倾,双手放在键盘上,眼睛盯着屏幕上跳动的数字。他的嘴唇微微发白——这是血流从面部撤回四肢的表现,人在紧张或准备行动的时候会出现。额头上有一层细密的汗珠,虽然办公室的空调开得很足。
我在心里默数:三、二、一。
就在数到一的时候,克莱恩忽然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电话接通后,他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走廊里,我听得清清楚楚。
他说:“把那批数据清掉,不要留任何痕迹。对,全部。一个字节都不要留。”
然后他挂了电话,靠在椅背上,长出了一口气,脸上的表情从紧绷变成了松弛,就像一根绷了很久的弦突然松开了。
他没有发现我。
但我已经拿到了我需要的东西——他刚才那句话,我用小录音笔录下来了。
对,九岁的我,已经会用录音笔了。
这台录音笔是我表哥从香港带回来的,索尼的,小小的,银色的,能录十几个小时。我表哥说是“送你的生日礼物”,我妈看了之后说“你给他买这个干什么”,我表哥说“让他学英语用”。
我确实用它学英语了。只是顺便学了点别的。
我妈如果知道我在干什么,大概会直接把我打包送回中国,而且可能还会附赠一张“不退不换”的标签。
拿到了录音,但还不够。
“把那批数据清掉”可以指向很多事。也许是他私人收藏的某些不方便让别人看到的照片,也许是他在网上买了什么不该买的东西,不一定就是赵明远案的证据。我需要更多信息。
于是,我决定做一件更冒险的事——入侵克莱恩的电脑。
别想多了,我不是黑客。九岁的孩子再天才,也不可能黑进华尔街投行的系统,连《黑客帝国》里的尼奥都得先学会功夫才能学会编程呢。
但我不需要黑进系统。
我只需要看到克莱恩的电脑屏幕。
怎么做?靠“偷窥阵”。
偷窥阵是老张教我的一个偏门阵法,听起来特别玄幻,其实原理就是初中物理——光的反射和折射。你在远处放一面镜子,就能看到拐角后面的东西;你在窗户上贴一块反光膜,就能把屋里的画面反射出来。
老张管这叫“阵法”,是为了显得高深莫测。用物理老师的话说,这叫“光学实验”。用我妈的话说,这叫“不务正业”。
我在克莱恩办公室对面的窗户上,贴了一小块反光膜。
这块反光膜是我从五金店买的,花了三美元。就是那种贴在玻璃上、从外面能看到里面、从里面看不到外面的膜。一般是用来防偷窥的,但我反着用——从外面能看到里面,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
当然,我也不是直接拿反光膜就能看到克莱恩的屏幕。光线要经过好几次反射:从克莱恩的屏幕到窗户上的反光膜,从反光膜到走廊尽头的一面小镜子,从小镜子到我藏身的一个储物间。
这个储物间在大楼的保洁区域,平时没人用,堆着一些拖把和水桶,还有一个破旧的沙发。我在沙发上铺了一层从家里带的床单,坐在上面,面前放着我的小望远镜——也是我表哥从香港带来的,说是“天文爱好者入门款”,我用来看过月亮上的环形山,现在用来看华尔街精英的电脑屏幕。
简单来说,我坐在储物间里,通过一系列镜面反射,就能看到克莱恩的电脑屏幕。
当然,图像很模糊,颜色是反的,字是倒着的。
但我练了半年的微表情,已经习惯了“倒着看字”。老张说这叫“逆向思维训练”,我说这叫“自虐”,老张说“都一样,都是让自己不舒服然后变强”。
我用了三天时间,每天从九点半坐到下午四点,不吃不喝不上厕所,就盯着克莱恩的屏幕看。
第一天,我看到他在处理各种交易数据。Excel表格,数字密密麻麻的,看得我眼睛疼。还有几封邮件,都是些日常工作沟通,什么“这个季度的收益不错”“下周的投资者会议准备得怎么样了”之类的。偶尔他还会打开网页看看新闻,主要是财经类的,偶尔看看体育——他好像是个尼克斯队的球迷,因为那天尼克斯输了,他对着屏幕骂了一句很难听的话。
没什么异常。
第二天,我看到他和一个叫“Mike”的人发邮件。迈克是谁我不知道,但从邮件内容看,应该是克莱恩在外面找的一个帮手,专门帮他处理一些“不方便在公司说”的事情。他们讨论的是“那个中国人的案子”——这是邮件的原话,我看到的。邮件里说“证据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提交”“克莱恩先生,您放心,一切都安排好了”。
第三天,我看到了关键信息。
下午两点十五分,克莱恩打开了一个加密文件夹。
那个文件夹的图标上有一个小锁,双击之后弹出一个对话框,需要输入密码。克莱恩输密码的时候,我拼命想看清他按了哪些键,但他的手指太快了,我只看到开头是“R”和“K”——他的姓名缩写,后面是几个数字,没看清。
文件夹打开了,里面有十几个文件。文件名都是英文的,但有一些关键词我看懂了:“Zhao”——赵明远的姓,“evidence”——证据,“bckail”——敲诈,“letter”——信。
我的心脏砰砰跳,跳到我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在安静的储物间里像打鼓一样。
克莱恩打开了其中一个文件。那是一封信,是克莱恩写给赵明远的——或者说,是克莱恩冒充赵明远写的。信的内容大致是:赵明远承认自己操纵了那笔亏损交易,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并主动辞职,放弃所有赔偿金和期权。
这封信,是克莱恩伪造的,准备提交给法庭。
我看了一眼信上标注的日期——三天后。
也就是说,克莱恩计划在三天后,把这封伪造的认罪信提交给法庭。
一旦提交,赵明远就完了。因为这封信加上之前的那些伪造证据,会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从动机到手段到结果,环环相扣,滴水不漏。陪审团看到这些,十有八九会认为赵明远就是罪犯。
我需要在这三天里,拿到这份证据。
怎么拿?
硬闯肯定不行。克莱恩的办公室有密码锁,只有他和他的秘书能进。那个秘书是个四十多岁的白人女性,看起来跟克莱恩关系不一般——我注意到她给克莱恩端咖啡的时候,手会在他的肩膀上多停留一秒。这种细节,九岁的孩子看不懂,但我跟老张学了微表情之后,什么都看得懂。有时候我觉得,知道太多也不是好事。
偷也不行。我没有那个技术,而且克莱恩的办公室里有摄像头,我做任何小动作都会被拍到。
我只能用最后一招——让克莱恩自己交出来。
但怎么让他自愿交出犯罪证据?
我思考了很久。
从储物间回家的路上,我一路走一路想。从华尔街走到唐人街,走路要四十分钟,我走了两个小时,因为我一会儿停下来想,一会儿蹲在路边用树枝在地上画。
老张说过:“让一个人做一件事,有四种方式:利诱、威逼、欺骗、引导。最高级的,是引导——让他觉得这件事是他自己想做的。这样他不会反抗,不会起疑,事后甚至还会觉得自己很聪明。”
我想了三天三夜,头发都薅掉了好几根,终于想出了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需要三个人的配合:周志远、方小萍,以及一个我还没见过的人——赵明远本人。
第四天,我去找了周志远。
我把录音笔递给他,让他听了克莱恩说的那句话:“把那批数据清掉,不要留任何痕迹。”
周志远听完,眉头皱了起来。
“这个可以做证据吗?”我问。
“很难。”周志远说,“录音的真实性需要鉴定,而且就算鉴定是真的,这句话也没有明确的指向性。清掉什么数据?为什么要清掉?跟赵明远案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都需要其他证据来支撑。”
“那我还有别的。”我说。
我把我在储物间看到的那些东西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加密文件夹的文件名,克莱恩和迈克的邮件内容,还有那封伪造的认罪信。
周志远听完,沉默了整整一分钟。
这一分钟里,他的表情经历了从震惊到怀疑到接受的全过程。我猜他脑子里在想两件事:第一,这个九岁的孩子说的是真的吗?第二,如果是真的,他是怎么做到的?
最后他说了一句让我记忆深刻的话:“姜建军,你是人还是妖怪?”
“人。”我说,“九岁的人。属猴的,星座是——你要不要听听我帮你算一卦?”
周志远苦笑着摇头:“我当了二十年律师,没见过你这样的孩子。你是吃什么长大的?”
“我妈做的饭。”
“你妈做什么饭?”
“红烧肉、糖醋排骨、番茄炒蛋。周律师,我没时间跟你聊我妈做的饭了。三天后克莱恩就要提交假证据,我们需要在这之前行动。”
“你想怎么做?”
“很简单。”我说,然后压低声音,好像怕隔墙有耳,虽然这间办公室里就我们两个人——“我们让克莱恩觉得赵明远已经死了。”
周志远愣住了:“……什么?”
“假死。”我说,感觉自己像是在说一部港片的剧情,“赵明远不是被关在监狱里吗?我们让监狱那边传出消息,说赵明远心脏病突发,死了。”
周志远皱起眉头,但没有打断我,示意我继续说。
“然后,克莱恩会觉得自己的威胁没了,放松警惕。他不需要再提交那封假认罪信了——因为死人不需要认罪。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会把之前准备好的所有证据都删掉。销毁证据的时候,就是我们需要抓到他的时候。”
周志远的眼睛亮了。那种亮光我见过,是我妈在麻将桌上摸到一副好牌时的眼神——兴奋、专注、还有一点点算计。
“你是说……设一个局,让他自己销毁证据,然后抓现行?”周志远的声音都变了,带着一种难以抑制的激动。
“对。”我说,“但我们需要法院和监狱那边的配合,让他相信赵明远真的死了。不能让他去查,因为一查就露馅。”
“这个我来想办法。”周志远说,已经开始在脑子里盘算找谁帮忙了,“我跟监狱那边的一个狱警认识,他欠我一个人情。法院那边也有关系,以前打过交道。”
“但你确定克莱恩会上当?”周志远忽然问,眼神里带着一丝担忧,“他不是普通人,他在华尔街混了二十年,什么阴谋诡计没见过。”
“确定。”我说,语气笃定得像在说一加一等于二,“因为他不只是贪婪,他还怕死。一个怕死的人,当他知道唯一能指认他的人死了,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庆祝’,而是‘清理现场’。这是本能,控制不了的。就像你打碎了一个花瓶,第一反应不是高兴,而是赶紧把碎片藏起来。”
周志远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那眼神里有审视,有佩服,还有一丝说不清的东西——后来我想,那大概是一个成年人面对一个比自己还冷静的孩子时,产生的一种微妙的自我怀疑。
“你这些,都是谁教你的?”他问。
“我师父。”我说。
“你师父是谁?”
“一个道士。”
“……”
周志远的表情很精彩。那是一种“我是不是应该报警”和“但这孩子说得好像很有道理”之间的挣扎。
最后他选择了后者。
三天后,计划实施。
赵明远“心脏病发作”的消息通过监狱内部渠道传了出来。消息说赵明远在放风的时候突然倒地,狱医抢救无效,确认死亡。消息传得有鼻子有眼的,连“死亡时间”和“抢救过程”都编得清清楚楚。
克莱恩果然上钩了。
当天晚上八点,他独自一人回到办公室。这个时间点选得很巧妙——白班的保安刚换班,夜班的保安还没熟悉情况,大楼里的人最少,正是做“清理”的最佳时机。
他不知道的是,周志远已经提前获得了法院的搜查令,FBI的网络犯罪调查组就等在大楼外面。两个穿西装的探员在楼下假装抽烟,其实耳朵里塞着耳麦,随时准备行动。
他更不知道的是,我在他的办公室里布了一个“困神阵”。
这个阵法和两年前对付马三的阵法类似,但这次是针对电子设备的。原理我解释不清楚,老张说的那些“灵气”“磁场”“天人感应”之类的词,我听着都像天书。但效果很明确——在阵法范围内,电子设备会变得不稳定,容易卡顿、死机、出bug。
具体到克莱恩的电脑,阵法的作用是:当克莱恩删除文件的时候,系统会“恰好”卡住,把那些文件留在硬盘里。不是完全删不掉,而是删除到一半的时候,进度条会停在99%,然后电脑就死机了。等他重启电脑,文件还在,但系统会显示“删除成功”——这就是阵法的“障眼法”部分,让使用者以为自己已经成功了。
老张说这叫“天道好轮回”,我说这叫“技术性坑人”,老张说“差不多”。
我把铜钱藏在克莱恩办公室的四个角落,用胶带固定在踢脚线后面。四个铜钱正好形成一个方形,克莱恩的办公桌就在这个方形的中心。这样一来,整个办公室的核心区域都被阵法覆盖了。
晚上八点十五分,克莱恩打开了加密文件夹。
我从储物间里——对,我又坐在那个破沙发上了——通过偷窥阵看着他的屏幕。
他的手有点抖。不是那种帕金森的抖,是那种做贼心虚的抖。他在点开文件夹之前,先站起来走到窗边,拉开百叶窗看了看外面,确认没人之后才回到座位上。
克莱恩选中了文件夹里的所有文件,右键,点击“删除”。
系统弹出一个对话框:“确定要将这些文件移至回收站吗?”
克莱恩点了“是”。
文件开始删除。进度条从1%走到50%,走到80%,走到99%……
然后,进度条停了。
99%,一动不动。
克莱恩皱了皱眉头,用鼠标点了点屏幕,没反应。他又点了点,还是没反应。他按了几下键盘,电脑像死了一样,毫无反应。
他开始慌了。我能看到他的呼吸变得急促,胸口起伏的幅度明显增大。他又站起来,走到窗边看了看外面——FBI的探员还在楼下假装抽烟,一切看起来很正常。
他回到电脑前,按下了电源键。电脑关机了,发出“滴”的一声。
他等了几秒,又按了一下电源键,电脑重新启动。
屏幕亮起来,Wdows的Logo出现,然后进入桌面。
克莱恩迫不及待地打开了那个加密文件夹。
文件夹是空的。
他长出了一口气,脸上的表情从紧张变成了放松,又从放松变成了得意。他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脑后,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了一个“我搞定了”的笑容。
他以为文件已经删掉了。
但我知道,那些文件还在硬盘里。只是系统显示“删除成功”而已,实际上数据并没有被覆盖,用专业的数据恢复软件就能找回来。
这就是困神阵的妙处——不是阻止你删除,而是让你以为你已经删除了。这样你就不会再去检查,不会再去确认。你以为万事大吉,其实漏洞百出。
克莱恩站起来,关掉电脑,整理了一下西装,准备离开。
就在他打开办公室门的一瞬间,走廊里的灯突然全亮了。
克莱恩愣住了。
FBI的网络犯罪调查组从楼梯间和电梯里涌出来,六个人,穿着印有“FBI”字样的防弹背心,手持武器,动作整齐划一,像排练过一样。
为首的那个探员走到克莱恩面前,亮出证件:“理查德·克莱恩?你涉嫌计算机欺诈、伪造证据、妨碍司法公正。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一切都将成为呈堂证供。”
克莱恩的脸白了。
不是那种“我生气了”的白,是那种“完了”的白。他的嘴唇在发抖,双手不自觉地举了起来,虽然没人让他举手。
那个表情,我后来在无数电影里看到过,但没有一个演员演得有他那么真实。
因为那是真的。
克莱恩后来被判了十五年。
赵明远无罪释放。
方小萍抱着孩子来接他出狱的那天,哭得稀里哗啦。这次不是在哭哭啼啼地求人帮忙,是喜极而泣。婴儿已经六个月大了,比上次我看到的时候大了整整一圈,圆滚滚的,像个小包子。
赵明远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他在监狱里穿了一年的囚服,出来的时候换上了方小萍带来的衣服。他瘦了很多,脸颊凹陷下去,但眼睛很亮,跟我在照片上看到的那个意气风发的清华博士不太一样,但又有某种相似的东西。
赵明远问周志远:“是谁帮了我?是谁想出这个计划的?”
周志远看了我一眼。
我站在走廊的角落里,靠着墙,手里还拿着那本《道德经》——虽然我还是看不懂。
“周律师,别说是我。”我说。
周志远笑了:“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出名。”我说,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深藏不露的高人,“出名了,就不好玩了。”
但其实真正的理由是——我怕我妈知道我干了这些事,她会把我腿打断。我妈的原则是:你可以成绩不好,但不能惹事。在她眼里,帮一个陌生人送信已经算“惹事”了,搞垮一个华尔街高管、协助FBI破案,这属于“惹大事”,后果不堪设想。
赵明远后来还是知道了真相。
出狱后的第三天,周志远带他来我家吃饭。我妈做了一桌子菜,红烧肉、糖醋排骨、番茄炒蛋、清蒸鲈鱼、蒜蓉西兰花——她说“来客人了要做点好的”,但我知道她就是想显摆一下自己的手艺。
吃完饭,赵明远把我拉到一边,蹲下来,平视着我的眼睛。
他对我说了三句话。
第一句:“姜建军,你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
这话我妈也说过,但她说的时候通常是在我考了一百分之后,而且后面往往跟着“但是你不能骄傲”。赵明远说的时候没有“但是”,就是单纯地在陈述一个他确信的事实。
第二句:“你什么时候需要我帮忙,我随时都在。”
这话我爸也说过,但他说的通常是“你什么时候需要钱,爸给你转”。赵明远说的不是钱,是他这个人,他的时间,他的能力。这比钱值钱多了。
第三句:“我教你怎么炒股吧。”
我说:“好。”
于是,九岁那年,我开始跟赵明远学炒股。
不是在教室里学,不是在书本上学,而是在实战中学。赵明远把自己被释放后拿到的一笔赔偿金——五十万美元——交给我操作。他说这是“启动资金”,我说这是“学费”,他说“不,学费是你已经交过了的”。
“赚了算你的,亏了算我的。”他说。
我问他:“你不怕我把你的钱亏光?”
他笑了:“你连克莱恩都能搞定,还搞不定股票?”
我说:“那可不一定。股票比人复杂多了。人再怎么坏,至少有个脸,股票连脸都没有。”
赵明远说:“不对。股票比人简单,因为股票不会撒谎。只有人会。股票涨就是涨,跌就是跌,不会跟你说‘我涨了但其实我内心是跌的’。”
这句话,让我对金融有了全新的理解。
那年,我用赵明远的五十万美元,在三个月里翻了四倍。
怎么做到的?
不是靠技术分析,不是靠内幕消息,不是靠运气——好吧,可能有一点点运气。但主要是靠老张教我的“观气术”和林正源教我的“市场心理”。
老张说:“万物有气。股票虽然是一串数字,但背后是千万人的买卖行为。千万人的气汇聚在一起,就形成了‘市场之气’。能看懂市场之气,就能预判涨跌。就像你看一群人往东跑,你就知道东边可能有事发生,不用知道是什么事,跟着跑就行了。”
林正源说:“市场是由人组成的,人的情绪是有规律的。贪婪和恐惧的交替,就是市场的脉搏。你不需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你只需要知道别人会怎么想。别人觉得要涨,你就买;别人觉得要跌,你就卖。别跟市场对着干,你不是对手。”
我把这两套东西结合起来,发明了一套自己的方法——“八卦K线法”。
简单来说,就是把K线图的涨跌和八卦的阴阳变化对应起来。阳爻代表涨,阴爻代表跌。六十四卦对应六十四种市场形态。比如“乾卦”是六个阳爻,说明市场极度乐观,这时候反而要小心,因为物极必反。“坤卦”是六个阴爻,说明市场极度悲观,这时候反而是买入的好时机。
这不是迷信,而是统计学。
我在八岁的时候就已经发现,股市的涨跌不是随机的,而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可以用八卦来描述,也可以用数学模型来描述,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在描述一种循环往复的周期运动。
赵明远说我这是“玄学炒股”,我说“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赵明远说“那你这是八卦猫”。
三个月赚了两百万美元,赵明远分了我一半。
我把那一百万美元存进了银行,一分没花。
不是因为我节俭——我九岁的时候对钱没什么概念,一百万和一毛钱在我眼里差不多,反正我妈都会帮我收着。而是因为我知道,这点钱,在未来的风暴里,连个浪花都算不上。
我见过真正的风暴,虽然那时候我才八岁。
九岁那年,我还学到了另一件事。
赵明远出狱后请我吃了一顿饭——不是在我家吃的,是在唐人街一家很贵的中餐馆。我妈听说那家餐馆的人均消费,差点没让我去,说“你九岁吃什么人均五十的饭”。
饭桌上,赵明远问了我一个问题:“建军,你为什么要帮我?”
这个问题,方小萍问过我,周志远问过我,我妈也问过我。每个人问的方式不一样,但意思是一样的——你一个九岁的孩子,为什么要掺和这种事?
我说:“因为你老婆在地铁上哭了。”
赵明远愣了一下:“就因为这个?”
“就因为这个。”我说,“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在哭,你能不管吗?”
赵明远沉默了很久。
他低头看着面前的碗,筷子拿在手里,但没有夹菜。方小萍在旁边轻轻地握住了他的手。
然后他说了一句让我记一辈子的话:
“建军,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善良,只停留在‘同情’的层面。他们会觉得‘哎呀好可怜’,然后继续走自己的路。但你不是。你是那种看到别人哭,会走过去递纸巾的人。这种人,比那种会捐款的人更难得。”
我说:“那是因为我没钱捐款。有钱我也会捐的。”
赵明远笑了,笑得很大声,整个餐馆的人都在看我们。
我也笑了。
但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
善良分两种:一种是想出来的,一种是做出来的。
想出来的善良,是“我觉得应该帮他”。这种善良很好,但这种善良不需要成本,不需要勇气,不需要冒险。你可以在脑子里想一千遍“应该帮他”,然后躺在床上心安理得地睡觉。
做出来的善良,是“我来了”。这种善良需要你站起来,走出去,把手伸出去。需要你冒风险,需要你付出代价,需要你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和“这事我管定了”之间,选择了后者。
前者是动嘴,后者是动腿。
老张说:“道在脚下,不在嘴上。你走出来的路,才是你的道。”
九岁的我,走了一条和别的孩子不一样的路。
这条路不好走,磕磕绊绊的,有时候还会摔跤。我摔过,在华尔街的大理石地板上摔过,在唐人街的雪地里摔过,在我妈面前摔过——当然,最后那种摔是最疼的。
但值得。
真的值得。
因为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在哭,而你兜里有纸巾,你怎么能不过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