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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十岁拜师,学鉴宝,顺便破了个大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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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冬天,我十岁。

别的小孩十岁在玩泥巴、集水浒卡、跟同桌划三八线,我十岁在干嘛?搞金融犯罪。

上回说到,我用一支录音笔加一套偷窥阵,把华尔街的克莱恩送进了监狱,顺手帮赵明远翻了案,再顺手用他给的五十万美金翻了四倍。赵明远说我是天才,周志远说我是妖怪,我妈说我是“倒霉孩子走了狗屎运”。

只有老张说了一句靠谱的话:“建军,你这不是运气。是道。”

我当时啃着苹果,翘着二郎腿,坐在老张法拉盛地下室那把破藤椅上——那把椅子三条腿垫了麻将牌,坐上去稍微一动就嘎吱作响,像个快散架的老骨头。我含糊不清地说:“老张,你能不能别什么事都往道上扯?我就是碰巧。”

老张眯着眼看我,笑得像个偷了鸡的狐狸:“碰巧?克莱恩删文件的时候电脑死机,是碰巧?马三带人来找茬的时候迷路,是碰巧?你每次‘倒霉’之后都变好运,也是碰巧?”

我啃苹果的动作顿了一下。

“建军,你记住,”老张伸出一根手指,差点戳到我鼻子上,“天道酬勤,但天道更酬‘有心人’。你以为的那些碰巧,都是你提前布的局。你只是自己都没意识到。”

这话我当时没太听懂。主要是我嘴里塞满了苹果,脑子供血不足。

但十岁那年发生的事,让我彻底明白了。

不是因为我想明白了,是因为生活把我按在地上摩擦,摩擦到不得不明白。

一、何伯庸的“考验”

话说何伯庸从我这儿走后,消失了整整一年。

一年里,我妈打过他留下的那个香港号码,没人接。她托人打听过外公的下落,也没消息。最后她放弃了,说:“算了,你外公那个人,活着跟死了没啥区别。”

我说:“妈,你这么说外公,不太好吧?”

我妈翻了个白眼,那个白眼的功力她练了四十年,翻出来能让人后背发凉:“他把我扔下几十年不管,我还不能说他两句?”

我闭嘴了。我妈的脾气,我从小就知道——别跟她杠,杠就是她赢。而且赢完了还要做一桌子好菜,让你吃得心怀愧疚。

但何伯庸没忘记我。

1990年春天,纽约刚开化,地上还残留着冬天的雪渣子,那种雪是黑色的,像被城市吐出来的口香糖。那天放学回家,我在门口看到一个包裹。牛皮纸包的,用麻绳扎着,上面贴着一张香港的邮票,邮票上印着伊丽莎白二世,老太太笑眯眯地看着我,好像在说:小伙子,你有麻烦了。

包裹里有两样东西。

一样是一本书,线装版的,封面用繁体字写着《格古要论》。我翻开一看,全是文言文,配着一些黑白插图,画的是瓶瓶罐罐。那些罐子看起来都差不多,我一个都不认识。

另一样是一封信。信上只有一行字:

“建军,半年内读完这本书。读完了,我来找你。读不完,咱们缘分到此为止。”

落款:何伯庸。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这老头是不是有病?我才十岁,你让我读文言文的古董专业书?我连《西游记》都还没看完,你让我看这个?

第二反应是——他凭什么考验我?我答应过要跟他学吗?我跟谁学不是学?我跟老张学符箓阵法不香吗?至少老张还管饭。

第三反应是——算了,读就读吧。

不是我怂,而是我从小就有个毛病:见不得别人激我。

老张说我这是“我执太重”。我爸说这叫“死要面子活受罪”。我妈说这叫“贱”。三个人的评价,一个比一个难听,但都对。

反正我翻开了《格古要论》,开始啃。

那半年,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半年。不对,是第二痛苦。第一痛苦是后来跟老张学画符,画到手抽筋。

不是因为书难读——虽然确实难读。什么“古铜器以青绿为上,色其剥落者,隆虑而生动,谓之‘铜花’”,我每个字都认识,连在一起就像天书。我查了半年字典,那本《新华字典》被我翻得散了架,用胶带缠了又缠,最后看起来像个木乃伊。

而是因为我白天要上学,周末要跟老张学符箓阵法,晚上还要偷偷摸摸地看这本书。我妈以为我在看武侠小说,还夸我“终于有点男孩子样了”。她说这话的时候眼里闪着光,好像我终于从那个只会蹲在院子里看石头的小怪胎,变成了一个正常的、会幻想自己是大侠的普通男孩。

我不敢告诉她真相。因为一旦她知道是何伯庸让我看的,她肯定要把书撕了——“你外公那个老王八蛋自己不回来,还让人折腾我儿子?”

我妈骂外公,已经骂出了节奏感。那个“王八蛋”三个字,她能咬出轻重缓急,像唱rap。

半年后,我把《格古要论》读完了。

不是“翻完”,是“读完”。每个字都查了字典,每句话都琢磨了三遍,每个插图都研究过。虽然不敢说全懂,但至少能跟人聊上几句。比如人家说“青花瓷”,你可以接一句“元青花和永宣青花的苏麻离青料有铁锈斑特征”。说完自己都觉得像个老专家,虽然心里虚得很。

读完的那天晚上,我在书最后一页的空白处写了四个字:“我读完了。”写的时候手都在抖,不是因为激动,是因为手腕疼。那本书太厚了,我翻了半年,手腕得了腱鞘炎。

第二天,何伯庸出现在我家门口。

他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拎着一个小小的皮箱,看起来像是刚从机场过来,连头发都还带着飞机上的压痕。他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我手里的《格古要论》,笑了。

“读得怎么样?”他问。

“还行。”我说,努力装出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就是有些地方不太懂。”

“不懂就对了。”他走进屋,把皮箱放在地上,那皮箱落地的声音很轻,像是什么贵重的东西,“全懂了,我还教你什么?”

我妈从厨房探出头,看到何伯庸,手里的锅铲差点掉地上。那锅铲在空中翻了两个跟头,最后砸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把家里那只懒猫吓得从沙发上弹了起来。

“何叔?!你怎么来了?”

“来接你儿子。”何伯庸说。

“接他去哪儿?”

“香港。”

我妈的脸当场就黑了。那个黑法,跟灶台底下的锅底灰有一拼。

二、香港,外公的秘密

我妈当然不同意。

她挡在门口,双手叉腰,摆出一副“你要带走我儿子就先从我尸体上跨过去”的架势。我见过她这副架势,上次是跟隔壁老王家因为栅栏的事吵架,那次老王输了,输得很惨。

何伯庸也不急,从皮箱里拿出一封信,递给我妈。他的动作很慢,像是在递一颗炸弹。

我妈拆开一看,脸色变了。

信上的字迹很旧,看起来写了有些年头了,墨迹都泛黄了。我偷偷瞄了一眼,只看到几个字:“美华……原谅……爹……”

美华是我妈的名字。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看到有人给我妈写信,也是第一次看到外公的字迹。那些字歪歪扭扭的,像是手在抖的时候写的。

我妈看完信,眼泪掉了下来。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无声的、咬着嘴唇的、拼命忍住但没忍住的那种。

她没说话,转身进了卧室,关上门。门关上的声音不大,但那个“咔哒”声,像是什么东西断了。

何伯庸看了我一眼:“你妈这辈子,最恨的人是你外公,最爱的人也是你外公。这封信,你外公写了十年,改了上百遍,一直不敢寄。这次是让我亲自带过来。”

“信里写了什么?”我问。我承认,我很好奇,十岁的小孩对大人的秘密总是充满好奇。

何伯庸沉默了几秒,像是在掂量哪些话能说:“到了香港,你自己问他。”

卧室的门开了。我妈红着眼眶走出来,眼圈红得像兔子,但表情已经恢复了那种“别惹我”的架势。她看着我:“建军,你去不去,你自己决定。”

我想了想:“去。”

我妈深吸一口气,那个深呼吸的动静,像是要把整个房子里的空气都吸光:“行。但你给我记住——到了香港,听你外公的话,别惹事。还有,每三天给我打个电话。”

“好。”

“每三天!少一天都不行!”

“知道了妈。”

“要是你少打一天,我就飞到香港去,把你们俩的腿都打断。”

她说这话的时候很认真。我知道她是认真的。我妈说打断腿,就真的会打断腿。她用锅铲打断过邻居老王家的栅栏,打断我的腿应该也不会太难。

第二天,何伯庸带着我,登上了飞往香港的飞机。

十岁的我,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离开美国,第一次要去见一个从未谋面的外公。飞机起飞的时候,我紧紧抓着扶手,手心全是汗。何伯庸在旁边闭目养神,呼吸均匀,好像我只是坐了个公交车。

那一路,我看着窗外的大西洋,心里想的是:《格古要论》里有一句话——“鉴古非鉴物,鉴人心也。”

以前不懂。现在好像懂了一点点。

也就一点点。

三、外公陈耀祖

何伯庸说的“有点小生意”,后来我才知道,这“小”字用得可真谦虚。我怀疑香港人对“小”这个字的定义跟我们不一样。就像我外婆说的“我马上到”,通常意味着还要一个小时。

陈耀祖,我的外公,是香港最大的古董商之一。

他的公司在尖沙咀,占据了一整栋写字楼的四层。那个写字楼有保安、有前台、有电梯小姐,每个人见了何伯庸都喊“何先生”,见了陈耀祖都喊“陈老板”,声音里带着一种发自内心的恭敬。我后来才知道,那种恭敬不是装出来的,是这老头一拳一脚打出来的。

他本人在太平山顶有一套豪宅,从阳台能看到维多利亚港的全景。那个阳台比我整个法拉盛的家都大,我站在上面,觉得自己像个蚂蚁。他出入有司机,吃饭有佣人,穿的是定制西装,抽的是古巴雪茄。

但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穿着一件破旧的汗衫,坐在公司后院的石凳上,手里拿着一个放大镜,对着一只青花瓷碗发呆。那只碗看起来灰扑扑的,像个地摊货,但他的眼神专注得像在看什么绝世珍宝。

何伯庸带我走进后院,轻声说:“耀祖,建军来了。”

陈耀祖抬起头。

那一瞬间,我看到了一个和自己妈妈有七分像的老人。七十多岁,头发全白了,脸上皱纹像刀刻的,但眼神出奇的亮。那种亮,不是年轻人才有的锐利,而是看透了一切之后的通透,像一盏用了很久但依然明亮的油灯。

他放下放大镜,站起身,走到我面前。他的腿脚不太利索,走路的姿势有点偏,但每一步都很稳。

我喊了一声:“外公。”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那笑容里,有欣慰,有愧疚,有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是一块被压了很久的石头,终于被翻了过来,露出底下潮湿的、鲜活的泥土。

“建军,”他说,“你跟你妈小时候,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我妈说我像我爸。”我说。其实我妈的原话是“你长得像你爸,性格像你外公,都他妈不是省油的灯”。但我决定不转述这句。

“你爸那个人,我不了解。”陈耀祖摆了摆手,那只手微微发抖,“但你妈小时候,就是这样——看着挺乖,一肚子鬼主意。”

我心想:您这评价,可真准。我妈的鬼主意,能把我爸整得服服帖帖,能把邻居老王整得搬家,能把整条街的小贩都记住她的口味。

那天下午,陈耀祖没跟我谈古董,也没谈什么“任务”。他带我去了趟菜市场,亲手买了一堆菜。他买菜的时候,那些摊贩都认识他,喊他“陈叔”,给他挑最好的东西,他一个个道谢,声音不大但很真诚。

然后回家,亲自下厨,给我做了一桌子菜。

清蒸石斑、白灼虾、豉汁蒸排骨、蒜蓉炒时蔬……每一道都是地道的广东家常菜,香气扑鼻,颜色鲜亮,摆盘精致得像个展览。

“尝尝,”他说,“你妈小时候就爱吃这些。”

我尝了一口石斑鱼,鲜得差点把舌头吞下去。那种鲜不是调料堆出来的,是鱼本身的味道,嫩滑爽口,入口即化。我当场就想哭——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太好吃了,我觉得我之前吃过的鱼都是假的。

“外公,你厨艺这么好,怎么不开餐馆?”

“开餐馆?”陈耀祖笑了,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你妈开餐馆已经够我头疼了,我再开一个,你们俩不把我气死?”

我笑不出来。

因为我注意到,他做菜的时候,右手一直在微微发抖。那不是年纪大了的颤抖,而是某种旧伤留下的后遗症。他拿刀的时候,手腕有一个很微妙的僵硬,切东西的时候要用左手扶住右手腕。

我学过中医的“望诊”——虽然才学了个皮毛,但基本的“观形察色”还是懂的。他右手抖,左腿走路也略有不稳,脖子右侧有一道淡淡的疤痕,像是被什么东西划过,然后又缝合得很粗糙。

这不是一个普通古董商该有的“配置”。

这是一个经历过生死的人。

而且活下来了。

四、拜师,第一课

在香港的第三天,陈耀祖正式收我为徒。

不是“外公教外孙”,是“师父教徒弟”。

他说:“家人是家人,师徒是师徒。家人可以讲感情,师徒必须讲规矩。你既然要跟我学鉴宝,就得按我的规矩来。”

“什么规矩?”我问。我心里想的是:这老头不会让我跪着敬茶吧?电视里都是这么演的。

“第一,我说话的时候,你不许插嘴。第二,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第三,不许叫我外公,叫师父。”

“那什么时候能叫你外公?”

“出师以后。”

“什么时候出师?”

“我说了算。”

我心想:得,这是上了贼船了。而且这艘贼船的船长,是我亲外公。

但贼船就贼船吧。来都来了。这句话后来成了我的人生信条——来都来了,那就干吧。

陈耀祖教我的第一课,不是看瓷器,不是看字画,而是看——石头。

没错。石头。

他带我到公司后院,那里堆着一大堆石头。各种各样的石头,有鹅卵石,有花岗岩,有玉石原石,还有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长得像外星生物的东西。

“从今天起,你每天花两个小时,蹲在这堆石头前面,看。”

“看什么?”我蹲下来,摸了摸一块鹅卵石,冰凉冰凉的。

“看它们的颜色、纹理、形状、光泽。看到你能一眼分辨出每一块石头,记住每一块石头的特征。”

“然后呢?”

“然后我再教你下一步。”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

但他没开玩笑。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每天蹲在后院里,对着那堆石头看。早上看,中午看,下午看,看到眼睛发酸,看到脖子僵硬,看到我觉得自己快变成一块石头了。

公司的员工看到我这样,都觉得我脑子有问题。一个十岁的小孩,蹲在石头堆前面发呆,一蹲就是两个小时——这不是有病是什么?有一次我听到两个阿姨在背后嘀咕:“陈老板的外孙是不是有点……那个?”另一个阿姨说:“别乱说,有钱人家的孩子都这样。”我心想:阿姨,你这个逻辑,我也是服了。

但我知道,我没病。

因为我看了一周之后,发现了一个规律:石头的纹理,其实和人的指纹一样,每一块都是独一无二的。有的石头表面光滑,但内部有细密的裂纹,像老人的手背;有的石头粗糙,但摸起来有温度,像是还活着;有的石头看起来普通,但放在阳光下会折射出不一样的光泽,那种光很温柔,不像钻石那么刺眼。

第二周,我开始能分辨出每一块石头了。不是靠位置,而是靠特征——“这块是带白色纹路的鹅卵石”、“这块是偏青色的花岗岩”、“这块是有一道裂痕的玉石原石”。我把它们当成了朋友,还起了名字:小白、小青、老花脸……

第三周,陈耀祖开始提问了。

他随手拿起一块石头,问我:“这块的纹理,向左偏还是向右偏?”

我答:“向左。而且偏了十五度。”其实我是目测的,但我的目测很准,因为我已经看了它上百遍了。

他又拿起一块:“这块的光泽,是油光还是哑光?”

我答:“哑光。但内部有一点点油光,说明这块石头曾经被人长期把玩过。”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因为我说的不是书上看的,是我感觉到的。

陈耀祖放下石头,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我果然没看错人”的神色。那种眼神,就像你赌了一块石头,切开发现里面是翡翠。

“建军,”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先看石头吗?”

“因为石头不会骗人。”我说。

他愣了一下:“谁教你的?”

“老张。”我说,“他说万物有气。石头的气最纯粹,没有杂质。看懂了石头,就看懂了万物。”

陈耀祖沉默了。

半晌,他说:“张一尘这个人,是个真道士。你跟着他学,没走歪路。”

然后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行了,石头看完了。明天开始,看瓷器。”

“师父,”我忍不住问,“你到底要教我什么?”

陈耀祖回头看着我,笑了。

“教你做人。”

那天晚上,我在日记本上写:外公说看石头是为了学做人。我觉得他在忽悠我。但我没有证据。

五、大都会的密室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陈耀祖深谙此道。用我妈的话说,他就是个“坐不住的老头”。

我跟他学了三个月后,他做了一个决定:带我回纽约。

“你去过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吗?”他问我。

“去过。”我说,“何爷爷带我去过。”其实老张也带我去过,但老张只对博物馆里的中国青铜器感兴趣,别的展厅他看都不看一眼,说“那些洋玩意儿,气不正”。

“去的是哪个展厅?”

“中国艺术展厅。”

“看到什么了?”

“一尊北魏石佛像。”我想了想,补充道,“何爷爷说,鉴宝的最高境界,是看东西有没有‘活过来’。”

陈耀祖看了何伯庸一眼,何伯庸微微一笑,那笑容里有一丝得意。

“老何,”陈耀祖说,“你倒是会抢我的词儿。”

“那是你自己说的,”何伯庸不紧不慢,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我替你转达而已。”

陈耀祖哼了一声,没再说什么。两个人之间的默契,像是穿了一条裤子的老哥俩。

到了纽约,陈耀祖没有带我去大都会的公共展厅。他带我去的是——地下室。

大都会博物馆的地下室,是一个普通人永远进不去的地方。那里存放着数以万计的“未展出藏品”——有些是因为空间不够,有些是因为真伪存疑,有些是捐赠者的条件限制。反正就是博物馆的“藏宝库”,但不是那种金碧辉煌的藏宝库,而是一个巨大的、阴冷的、充满樟脑丸气味的地下仓库。

陈耀祖能进去,是因为他是大都会的“捐赠者”之一。他捐过三件宋代瓷器,价值连城。捐的时候他心疼得三天没睡好觉,但他说“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为了能进那个地下室,值了。

地下室很大,像一座地下宫殿。一排排铁架子,上面摆满了木箱,木箱里是各种文物。空气里弥漫着樟脑丸和旧木头的气味,昏黄的灯光让整个空间显得神秘而压抑,像恐怖片的片场。

陈耀祖带我走到一个角落,打开了一个木箱。

木箱里是一件青铜器。方形的,四只脚,盖子上刻着复杂的纹饰,那些纹饰像鬼脸,又像某种古老的符号。

“认识这个吗?”他问。

我凑近看了看。方形的青铜器,盖子上有饕餮纹,四只脚是象首的形状。器身有铭文,但锈蚀得很厉害,大部分看不清。

“这是……方彝?”我说。在《格古要论》里看过类似的图,当时我对着那个图发了半小时呆,觉得它像个方形的汤锅。

“对。商晚期的方彝。”陈耀祖说,“但这件东西,是假的。”

“假的?”我愣住了,“大都会收藏的,会是假的?”

“大都会收藏的假东西多了去了。”陈耀祖说,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区别在于,有些他们知道是假的,有些他们不知道。”

“这件呢?”

“这件,他们不知道。”

陈耀祖把方彝从箱子里拿出来,放在桌上。他的动作很轻,像是捧着一个婴儿。他从兜里掏出一个手电筒,打开,从不同角度照射青铜器的表面。

“建军,你看这里。”他指着器身的一处花纹。

我凑过去看。在手电筒的光照下,那处花纹的纹路似乎有断点。不是连贯的,而是有一段一段的微小间隙,像一条路被挖断了。

“这是翻模铸造的痕迹。”陈耀祖说,“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用的是范铸法。一件器物一个模子,纹饰是手工雕刻的,所以每一件都有细微的不同。但翻模铸造,是用真品翻模,再浇铸。翻出来的东西,纹饰会变模糊,有些细线条会断掉。”

“所以这件方彝,是用真品翻模做的?”

“对。而且做这东西的人,是个高手。”陈耀祖的语气里居然有一丝欣赏,“他故意做了锈蚀处理,让断点看起来像是锈蚀造成的,一般人根本看不出来。”他把方彝翻过来,指着底部,“但你看这里——底部的锈蚀和器身的锈蚀,颜色不一样。器身的锈是‘绿漆古’,底部的锈是‘水银古’。同一件器物,不可能有两种不同年代特征的锈。就像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是清朝人和明朝人。”

我听得一愣一愣的。

这些东西,《格古要论》上没写过。或者说,写了,但我没看懂。只有亲眼看到实物,亲耳听到讲解,才能真正理解。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外公为什么让我先看石头——石头是最基础的,连石头都看不明白,看什么青铜器?

陈耀祖把方彝放回箱子,盖上盖子。那个盖子的声音很沉,像是一声叹息。

“建军,记住今天。”他说,“你看到的不只是一件假青铜器。你看到的是——人心。”

“人心?”

“对。造假的人,心是虚的。他可以在器物上做千百种伪装,但他的‘心虚’会通过器物表现出来。你能看透器物,就能看透做器物的人。你能看透做器物的人,就能看透所有人。”

我深吸一口气。

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不是因为说得有多好,是因为后来我发现,这句话是真的。

而真的道理,往往都很简单。

六、被偷走的国宝

从大都会回来的路上,陈耀祖接了一个电话。

他的脸色,从接电话的那一刻起,就变了。

不是愤怒,不是惊慌,而是一种——冰冷的沉静。那种沉静,比愤怒更可怕。就像暴风雨来临前的那几分钟,风停了,鸟不叫了,整个世界都在屏住呼吸。

那种沉静,我在老张脸上见过,在林正源脸上见过,在周志远为赵明远案奔波的时候也见过。

那是“出大事了”的表情。

挂了电话,陈耀祖对何伯庸说:“老何,回去再说。”

何伯庸没问什么事,直接调转车头。他跟了陈耀祖几十年,早就学会了一个道理——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而且,从陈耀祖的表情来看,这事不该问。

到了公司,陈耀祖把我带进他的办公室,关上门。办公室的门很厚,关上之后外面的声音一点都听不到,安静得像另一个世界。

“建军,接下来我要跟你说的事,你听完之后,不许跟任何人说。包括你妈。”

我点了点头。心跳开始加速。

“大都会博物馆被盗了。”陈耀祖说,“昨天晚上。丢了一件东西。”

“什么东西?”

“一件中国文物。北魏时期的石刻造像。一尊佛像。”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北魏。佛像。大都会。

“是不是……我上次看到的……”

“对。”陈耀祖说,“就是你看到的那尊。北魏石佛像。”

办公室里安静得能听到空调的嗡嗡声。那个声音平时听不见,现在却大得像拖拉机。

“师父,”我说,“你带我去看那尊佛像是上周的事。你当时就知道它会丢?”

陈耀祖没回答。

他走到窗前,看着窗外曼哈顿的天际线,点燃了一支雪茄。他的动作很慢,点烟、吐烟、弹烟灰,每一个步骤都像是在拖延时间。

“建军,”他说,“你觉得我是做什么的?”

“古董商。”我说。

“古董商只是我的面具。”陈耀祖吐出一口烟,那烟雾在窗前散开,像一朵灰色的云,“我这辈子真正做的事,是把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买回来,或者——拿回来。”

“拿回来?”

“对。拿回来。用合法的手段,也用过一些……不那么合法的手段。”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十岁的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拿回来”还有“不那么合法”的方式。

“那尊北魏石佛像是1909年被盗出中国的。”陈耀祖的声音很低,像是在自言自语,“先是被一个日本藏家买走,然后辗转到了欧洲,最后在1985年被一个匿名买家捐赠给了大都会。”他弹了弹烟灰,“我盯了它五年。五年里,我出过三次价,想把它买回来,但大都会不卖。他们说这是‘人类共同的遗产’,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到’。”

陈耀祖冷笑了一声。

那声冷笑,让我后背发凉。

“全世界的遗产?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到?凭什么中国的文物,要放在美国的博物馆里让全世界看?如果我把自由女神像搬到北京,美国人会同意吗?”

我没说话。因为我一个十岁的孩子,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所以我决定——拿回来。”陈耀祖说,“但我还没动手,有人先动手了。”

“是谁?”

“不知道。”陈耀祖摇了摇头,雪茄的火光在昏暗的办公室里忽明忽暗,“但我知道一件事——这尊佛像的背后,有一个大秘密。”

“什么秘密?”

陈耀祖灭掉雪茄,转过身看着我。

“佛像内部是空心的。里面藏着一件东西。一件关乎国运的东西。”

我的心脏砰砰砰地跳,像有人在里面敲鼓。

十岁。我才十岁。

怎么感觉像是进了《夺宝奇兵》的片场?

而且我是主角?这也太离谱了吧?

七、布局,十岁的军师

陈耀祖告诉我这些,不是因为他信任我——虽然他也信任——而是因为他需要我。

“建军,你在纽约长大,会说英语,会看人,还有一个道士师父教你阵法符箓。你能帮到我。”他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很认真,没有半点哄小孩的意思。

“帮什么?”

“帮我把那尊佛像找回来。”

我想了想:“师父,你有多少线索?”

陈耀祖打开抽屉,拿出一份文件。文件里夹着几张照片和一份手写的报告。那几张照片是用拍立得拍的,边缘发黄,像是被翻来覆去看了很多遍。

“这是大都会的安保记录。昨晚凌晨两点到三点之间,监控系统出现了十分钟的空白。不是故障,是被干扰了。”

我拿起照片看了看。监控画面的截图,时间从02:13:45跳到02:23:45,中间十分钟的影像全部丢失。那十分钟就像被谁咬了一口,干干净净地没了。

“能做到这一点的,有两种人。”我说。

陈耀祖眉毛一挑:“哪两种?”

“一种是内部的人。熟悉监控系统,知道漏洞在哪儿。”我把照片放下,“另一种是有技术的人。可能是黑客,也可能是……用阵法干扰了电子设备。”

陈耀祖愣了一下:“阵法干扰电子设备?”

“老张说过,有些阵法的磁场变化,能影响电子信号。”我说,“这不是迷信,是物理学。磁场干扰电磁波,中学物理就讲了。”

陈耀祖看着我,沉默了足足十秒钟。

然后他笑了。那个笑容里有一种“我这外孙没白养”的意思。

“张一尘那个老道士,到底教你了多少东西?”

“够用的。”我说,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成熟稳重的军师,而不是一个十岁的臭屁小孩,“师父,你让我查这件事?”

“对。”

“那我有三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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