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九岁擒贼首,顺便炒股(1/2)
1989年,我九岁。
这事儿得从我在地铁上遇到一个哭哭啼啼的女人说起。
那天放学,我背着书包钻进纽约地铁,准备回家。车厢里人不多,我找了个角落坐下,掏出老张给我的一本《道德经》翻着——虽然我一个字都看不懂,但老张说“看不懂就对了,看得懂的叫说明书,看不懂的才叫经典”。我信了。
车开了一站,上来一个女人。三十来岁,短发,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羽绒服,怀里抱着一个婴儿。婴儿在睡觉,她在哭。
她哭得很安静,就是眼泪一颗一颗往下掉,掉在婴儿的毯子上,洇出一个个深色的小圆点。
我这个人吧,优点不多,但有一个——看不得别人哭。我妈说我这叫“心太软”,老张说我这叫“天生爱管闲事的命”,我爸说我这叫“随我”。
总之,我放下《道德经》,走过去,从兜里掏出一包纸巾——我妈塞的,她总觉得我在外面随时会流鼻涕——递给她。
“阿姨,擦擦吧。”
她抬头看我,愣住了。可能是没想到在美国碰到一个黄皮肤黑头发的小男孩会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也可能只是没想到有人会递纸巾。
“谢谢。”她接过纸巾,擦了擦眼睛,然后突然抓住了我的手。
她的手很凉,很瘦,骨节硌得我手疼。
“小朋友,”她的声音有点抖,“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什么忙?”
她从羽绒服内兜里掏出一个信封,信封已经被汗浸得有点皱了。她把信封塞到我手里,说:“你能不能帮我把这封信送到唐人街,交给一个姓周的律师?”
“周律师?哪个周律师?”
“唐人街只有一个周律师。”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特别笃定,好像唐人街的律师行业就靠这一个周姓男子撑着了。
我说:“阿姨,唐人街我熟,但我真不知道哪个周律师。”
她犹豫了一下,说:“周志远律师,勿街那边,你问问就知道了。”
我看了看手里的信封。信封上写着“周志远律师亲启”几个字,字迹很工整,但能看出来写得时候手在抖。
“阿姨,你怎么不自己送?”
她抱紧了怀里的婴儿,婴儿哼唧了一声,又睡过去了。
“我不敢。”她说,“我怕被人跟踪。我老公……被人陷害了,他们在找我。”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九岁的我,虽然年纪不大,但经历的事儿不少。八岁那年我就在唐人街跟洪义堂的人斗过法。所以“陷害”“跟踪”这种词,对我来说不是电视剧里的台词,而是真实存在的威胁。
“行。”我把信封揣进兜里,“我帮你送。”
她眼泪又掉下来了,这次哭得比刚才厉害。
“谢谢你,小朋友,谢谢你。你叫什么名字?”
“姜建军。”
“姜建军,”她重复了一遍,好像要把这个名字刻进脑子里,“我记住你了。这辈子,我方小萍欠你一个人情。”
方小萍。我在心里默念了一遍。
车到了下一站,她抱着婴儿匆匆下了车。走之前,她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感激、有期盼、还有我说不清的东西。
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那叫“孤注一掷”。
但在此之前,我得先搞明白一件事——谁是周律师?
我妈在唐人街混了十几年,认识的人比认识的字还多。她最大的本事就是不管走到哪儿都能碰到熟人,从杂货店老板到麻将馆常客到偷渡蛇头,三教九流没有她接不上话的。我爸说她是“社交牛逼症晚期”,我妈听不懂,以为在夸她。
我问她:“妈,你认识一个姓周的律师吗?”
我妈正在炒菜,锅铲翻飞,油花四溅,头都没抬:“唐人街姓周的律师多了去了,你找哪个?”
“就……一个律师。”我意识到自己信息量严重不足。
“姜建军,你是不是又在外面给我惹事了?”我妈放下锅铲,叉着腰看我,那架势跟武打片里的女侠一模一样,“上次你招惹洪义堂的事还没完,这次又捅什么篓子了?”
“没捅篓子。就是有人托我送封信。”
“谁托的?”
“一个……阿姨。在地铁上遇到的。”
“你在地铁上遇到一个陌生人,人家让你送信你就送?”我妈的声音提高了八度,整栋楼都能听见,“万一是毒品呢?万一是炸弹呢?万一是绑架信呢?”
“妈,你看多了港片吧?”
“你给我把信交出来!”
我没办法,只好把信交给她。我妈这个人吧,什么都好,就是有一点——她一旦叉腰,你就别想犟嘴。这是我们家铁律,跟我爸抽烟被抓现行是一个级别的威慑力。
我妈拆开信看了一眼,脸色忽然变了。
那表情怎么形容呢?就像你本来以为吃的是红烧肉,咬下去发现是姜——不是不能吃,但跟你预期的不太一样。
“怎么了?”我问。
我妈没回答,转身进了卧室,“砰”地关上门。
我在门外站了一会儿,听到她在打电话。声音很小,听不清说什么,但能听出语气很严肃,跟我平时考了七十分那种严肃不是一个级别的。
等了大概十分钟,我妈出来了。
她看着我,深吸一口气,说了一句话:“建军,这事你别管了。妈来处理。”
我说:“妈,人家托我的事,我答应了的。”
我妈瞪了我一眼:“你九岁,你有什么资格答应别人?”
这话我不爱听。九岁怎么了?九岁就不能有信用了?九岁就不能言而有信了?
我张了张嘴,想说“妈我九岁但是我已经会阵法符箓金融微表情推理了而且我刚帮一个阿姨送信你知不知道这封信里写的可能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但我知道这话说出来只会让她更担心。
在她眼里,我永远是个需要系鞋带时喊她的孩子。
于是我闭嘴了。
但闭嘴不代表放弃。
这就是我姜建军的行事风格:表面听话,背地搞事。
我妈不让我管,那我就自己查。
第一步,找到周律师。
唐人街的律师不多,姓周的更少。我掰着手指头算了算,顶多两三个。这放在数学题里叫“有限选项”,放在侦探小说里叫“排除法”,放在我妈嘴里叫“你作业写完了吗就瞎折腾”。
我用了一个周末,假装是学校布置的“社区调查”作业,挨个走访了唐人街的律师事务所。
这个方法是老张教的。老张是我师父,一个自称“云游道人”的老头,实际上就是个穿了道袍的北京老大爷,但他确实有两把刷子。他说过:“想打听消息,最好的身份是学生、记者、顾客。这三种人走到哪儿都不会被怀疑,因为没人觉得你有威胁。”
九岁的小学生,拿着一张皱巴巴的调查表,上面画着歪歪扭扭的格子,问东问西,谁会在意?
第一家,周明德律师事务所。在格兰街,门面很小,夹在一家烧腊店和一家推拿馆中间。我推门进去,前台没人,等了五分钟,一个老头从里屋出来,嘴里还嚼着东西。
“小朋友,什么事?”
“请问您是周律师吗?”
“是啊,周明德,怎么了?”
“您认识一个叫方小萍的人吗?”
周明德想了想,摇头:“不认识。你找她有事?”
“没事,谢谢周爷爷。”
出来之后我划掉了一个选项。不是这位,因为方小萍说了“唐人街只有一个周律师”,语气那么笃定,说明这位周律师一定很有名。周明德的律所连前台都没有,显然不是。
第二家,周伟诚律师事务所。在东百老汇,二楼,楼梯又窄又暗,墙上的漆都掉了。这位周律师倒是很热情,看我进来就给我倒了杯水,还问我是不是走丢了。
“周律师,您认识方小萍吗?”
“不认识。你找她干什么?”
“没事,谢谢叔叔。”
出来之后我又划掉了一个选项。这位也不行,因为他看到我的第一反应不是“客户”而是“迷路儿童”,说明他的业务量不大,有空操心别人的孩子。
第三家,我终于找到了目标。
勿街,一栋老楼,三楼。门口挂着繁体字的招牌,写着“周志远律师事务所”,窗户上贴着“法律咨询”四个字,旁边还有一行小字“国粤英语服务”。招牌有点旧了,但擦得很干净。
我站在楼下,抬头看了看。
老张说过,看一个律师行不行,不用看他打赢了多少官司,看他办公室的窗户就行了。窗户擦得干净的,说明这个人做事有条理;窗户上贴满广告的,说明他需要靠广告拉生意。
周志远的窗户很干净,但贴了广告。这说明他既有实力,又务实。是个靠谱的人。
我推门进去的时候,前台有个大姐正在嗑瓜子。这画面太唐人街了,我差点以为自己走进了某部港片。
“小朋友,你找谁?”大姐一边嗑一边问,瓜子皮精准地落在桌上的一个纸杯里,一看就是老手。
“我找周律师。”
“你有预约吗?”
“没有。但是有人托我送一封信。”我从兜里掏出那封信——当然,是我妈还给我的。
说到这个信,我得插一嘴。我妈那天把信扣下之后,我以为这事儿就这么黄了。结果第二天早上,她把信塞回我书包里,说了一句话:“人家托你的事,你要是不做到,那就是言而无信。言而无信的人,以后怎么在社会上混?”
我当时就愣住了,因为我妈前后态度转变之大,堪比川剧变脸。昨天晚上她还叉腰瞪眼,今天早上就成了诚信大使。
后来我才知道,她昨天打完那个电话之后,查清楚了方小萍说的是真是假。她托了关系,联系到了一个在法院工作的朋友,确认了赵明远案确实存在,而且确实疑点重重。
我妈这个人吧,看起来是个炒菜的普通华人妇女,实际上她在唐人街的人脉网比蜘蛛网还密。别问她怎么做到的,问就是“女人之间的事儿你不懂”。
总之,信回到了我手里。
前台大姐接过信,看了一眼信封上的字,脸色变了。那个变化比我妈还快,前一秒还在嗑瓜子,后一秒表情就跟见了鬼似的。
她站起来,快步走进里面的办公室,连瓜子都忘了放下。
两分钟后,一个中年男人走了出来。
他身高一米七五左右,国字脸,浓眉大眼,穿着深蓝色的西装,衬衫领口微微敞开,看起来很随和,但眼神很锐利。那种锐利不是凶,是“我在看你,而且我在分析你”。
这就是周志远。
他看到我,愣了一下——这很正常,谁看到一个小学生站在自己律所前台都会愣一下——“就是你送的信?”
“对。”我说。
“谁让你送的?”
“一个阿姨。在地铁上。”
“她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这是实话,方小萍告诉我名字的时候我还没意识到这个名字有多重要,转头就忘了——九岁小孩的记忆力就是这样,我能记住《七龙珠》里所有角色的战斗力,但记不住刚认识的人的名字。
“长什么样?”
“三十多岁,短头发,穿着破旧的羽绒服,抱着一个婴儿。”
周志远沉默了几秒,从我手里接过信封,拆开看了起来。
他的表情,和我妈当时一模一样——先是惊讶,然后是凝重,最后是一种说不清的东西。我后来才知道,那叫“这个案子有搞头”的表情,是律师看到疑难案件时的职业兴奋。
他看完信,抬起头看着我:“小朋友,你知不知道这封信里写的是什么?”
“不知道。我没偷看。”
这句话其实有点水分。我当时确实没偷看,但我妈看的时候我从门缝里瞄了一眼,看到了几个词,比如“冤枉”“陷害”“华尔街”。不过这几个词加起来也拼不出完整的故事,所以严格来说,我确实“不知道”。
周志远盯着我看了五秒钟。
然后他笑了:“你没偷看,但你妈看了,对不对?”
我心里一惊:“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进来的时候,看我的眼神不是‘陌生人’的眼神,而是‘我已经了解你一些了’的眼神。能让你对一个人产生这种眼神的,只有你爸妈。”
我服了。这家伙也是个微表情高手。
“周律师,”我说,决定不再跟他绕弯子,“那个阿姨的老公到底怎么了?”
周志远没有直接回答。他走到窗边,看着窗外勿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沉默了很久。
我耐心地等着。老张教过我,沉默分两种,一种是没话说的沉默,一种是在组织语言的沉默。周志远这种是第二种,他在决定该怎么跟一个九岁孩子解释这件事。
终于,他转过身来,说了一句让我至今难忘的话:
“这世界有两种牢笼,一种有铁栏杆,一种没有。有铁栏杆的关身体,没有铁栏杆的关灵魂。她老公,被关进了第二种。”
我当时觉得这话说得太文艺了,跟电影台词似的。后来我才明白,周志远不是在装深沉,他是在用我能理解的方式,描述一个成年人都不一定能理解的概念——什么是“体制性的不公”。
当然,九岁的我理解不了这个概念,但我听懂了一件事:那个阿姨的老公被人害了,害得很惨,而且害他的那些人穿西装打领带,不像是坏人,但比坏人更可怕。
那天下午,周志远跟我说了一个故事。
严格来说,他不是“跟我”说的,是“对着我”说的。因为他说的时候,与其说是在告诉我,不如说是在整理自己的思路,我只不过是一个长着耳朵的道具。
但这个故事,我听进去了。
故事的主角叫赵明远,三十六岁,清华毕业,应用数学博士,八十年代初公派留学来美国。他的简历拿出来能闪瞎人眼:高考状元、清华特等奖学金、普林斯顿全奖博士、华尔街投行量化交易员。
用我爸的话说:“这人要不是书呆子,那就是个天才。”
用我妈的话说:“你看看人家,再看看你。”
用老张的话说:“这人命里有坎儿,过不过得去看造化。”
赵明远确实是个天才。他设计了一套量化交易模型,在过去三年里为投行赚了上亿美元。什么概念?就是别人在那儿看K线图看到眼睛都快瞎了,他坐在电脑前喝杯咖啡,让算法自动交易,钱就哗哗地进来了。
但问题来了。他的顶头上司,一个叫理查德·克莱恩的犹太人,想把这套模型据为己有。
理查德·克莱恩,四十二岁,哈佛MBA,在华尔街混了二十年,长得就跟教科书里的“白人高管”一模一样——金丝眼镜、定制西装、皮鞋亮得能当镜子用。说话的时候喜欢双手交叉放在桌上,露出袖口上的定制袖扣,上面刻着他的名字缩写。
这种人一看就是成功人士,但老张说过一句话:“看人不能看皮,看皮你就输了。要看气。气顺的人,眼神是正的;气不顺的人,眼神是飘的。”
克莱恩的气就不顺。他的眼神太锐利了,锐利到像一把刀,而刀是用来砍人的,不是用来交流的。
克莱恩先是利诱。他把赵明远叫到办公室,关上门,倒了两杯威士忌——别问我为什么上班时间喝威士忌,华尔街就这样,电视剧里都这么演,而且据说是真的。
“赵,”克莱恩靠在真皮座椅上,翘着二郎腿,“你这一年干得不错。我跟上面提了,准备给你一百万美金的年薪加奖金。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可以在上东区买公寓了,你老婆再也不用挤地铁了。”
赵明远没说话,等着下文。
克莱恩果然有下文:“条件很简单,把模型的源代码共享给团队。你知道的,团队合作嘛,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你一个人再能干,也不可能撑起整个部门,对不对?”
赵明远听明白了。克莱恩不是要“共享”,是要“独占”。因为他知道,一旦源代码交出去,以克莱恩的手段,用不了多久就会把他踢出局,然后这个模型就姓克莱恩了。
赵明远拒绝得很客气:“克莱恩先生,按照合同,模型属于公司,但源代码的使用权必须经过我的授权。这是我在签合同时特意加进去的条款。如果团队需要用,我可以配合,但源代码不能开放共享。”
克莱恩的笑容僵在了脸上。那种感觉就像你给别人敬酒,别人不喝,你还得端着杯子自己喝掉,特别尴尬。
克莱恩利诱不成,就来硬的。
他先是在内部诬陷赵明远泄露公司机密,说他把模型的参数告诉了一个对冲基金的朋友。这事儿纯属子虚乌有,但克莱恩做得很有技巧——他找人伪造了几封邮件,看起来像是赵明远跟那个朋友在讨论模型细节。
然后又买通了审计公司,伪造了一份报告,声称赵明远的模型存在“重大风险隐患”,在过去半年里导致公司亏损了五百万美元。
赵明远看到报告的时候都懵了。他的模型明明在赚钱,怎么就成了亏损了?后来他查出来,克莱恩把模型赚的钱挪到了别的部门账上,然后把别的部门的亏损记在了他的模型头上。这套操作会计上叫“做账”,民间叫“洗钱”,华尔街叫“财务优化”。
最后,克莱恩找到了一个更狠的办法——他安排人黑了赵明远的电脑,盗取了源代码,然后反向操作,让模型做了一笔巨额亏损交易。
具体怎么操作的我不太懂,赵明远后来给我解释了半天我才明白个大概。简单来说,就是克莱恩用盗来的源代码,模拟了赵明远的交易策略,然后反着操作——模型说买他就卖,模型说卖他就买。这样一来,赵明远的模型就变成了一个反向指标,怎么操作怎么亏。
这一把,亏了两千万美元。
公司报警,联邦调查局介入,赵明远被逮捕,面临诈骗、内幕交易、计算机欺诈等多项指控。每一项单独拎出来都能判个五到十年,加起来够他在联邦监狱里住到退休。
赵明远的妻子方小萍,就是我在地铁上遇到的那个女人。她当时刚生完孩子三个月,还在休产假,突然接到电话说老公被抓了,整个人都傻了。
她试了所有能试的办法。找律师,律师说要五十万美金的预付款,她拿不出来。找大使馆,大使馆说这是美国司法案件,我们只能提供领事保护,不能干预司法。找媒体,媒体说这个案子不够劲爆,上不了头条。
她走投无路,抱着孩子从波士顿坐火车来到纽约,听人说唐人街有个周律师很厉害,专打这种疑难杂案。但她又不敢直接上门,怕克莱恩派人跟踪她——克莱恩的能量她是知道的,华尔街那帮人什么都干得出来。
于是她在地铁上哭了。
然后遇到了我。
一个九岁的、背着书包的、兜里揣着纸巾的中国小男孩。
周志远讲完这个故事之后,说了两个字:“接案。”
但他的表情告诉我,这案子很难打。
“为什么难打?”我问。
“因为所有证据都指向赵明远。”周志远说,一边说一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文件夹,翻开给我看——当然了,给我看我也看不懂,全是英文的法律文书,“电脑里的操作记录、交易日志、邮件往来……全都看起来像是他亲手操作的。克莱恩布局很周密,几乎没有破绽。”
“没有完美的犯罪。”我说。这句话是从港片里学的,但我说得特别有底气,好像我破过一百个案子似的。
周志远看了我一眼,笑了:“这句话,一般都是我跟我客户说的。你是第一个跟我说这话的客户——虽然你也不算我的客户。”
“那你打算怎么办?”
“先找到证据,证明赵明远的电脑被黑了。”
“能找到吗?”
周志远沉默了几秒:“很难。黑客技术很高,留下的痕迹很少。我请了技术专家,查了一个月,什么也没查到。对方用的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是那种你查不到IP地址的技术。”
“VPN?”我猜的,这个词我从我爸跟人聊天的时候听过。
周志远惊讶地看着我:“你还知道VPN?”
“我爸用过。他说用这个可以看国内的电视剧。”
周志远:“……”
我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
“周律师,”我说,“你查过那个黑客的‘气’吗?”
“……什么?”
“我说着玩的。”我嘿嘿一笑。
但其实,我没说着玩。
老张教过我,这世界上所有的“痕迹”,除了物质的,还有能量的。电脑里的数据可以被抹掉,但操作电脑的人留下的“气”,抹不掉。就像你在一张纸上写了字,你把字擦掉了,但纸上的压痕还在。气也是这个道理。
当然,这话我不能跟周志远说。一个华人律师,听到“气”这个字,大概会觉得我是个神棍。
我得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这件事。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开始了人生中第一次“卧底调查”。
目标:理查德·克莱恩。
地点:华尔街,克莱恩工作的投行大楼,一栋玻璃幕墙的摩天大楼,站在楼底下仰头看,帽子能掉。
方法:阵法加微表情加一点点运气加很多很多胆量。
老张说过:“阵法的本质是‘借’。借天时地利人和,让事情朝着你期望的方向发展,而不是逆着来。顺水推舟省力气,逆水行舟累死人。”
我决定在克莱恩的办公室外面,布一个小型的“探风阵”。
探风阵的作用听起来很玄乎,其实说白了就是通过改变办公区域的气流走向,让经常经过这里的人产生一种微妙的不适感——就像你走进一个房间,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但说不上来是哪里。这种不适感会让人更容易紧张,一紧张就容易露破绽。
这个阵不需要符箓,不需要画圈,不需要烧纸钱——老张说烧纸钱那都是骗外行的,真正的阵法只需要几个关键物品的位置调整就行了。
我用了三个周末,趁大厦安保松懈的时候,混进了投行大楼。
怎么混进去的?
这得好好说说。
首先,我爸有一件军大衣,深绿色的,厚得要命,穿上之后整个人胖了两圈。这件军大衣是我爸的宝贝,据说是他从国内带来的,穿了快十年了,袖子都磨毛了,但他就是不肯扔。我妈说他是“恋物癖”,我爸说这是“情怀”。
其次,我从图书馆“借”了一本“华尔街投行访客证”的样本。严格来说不是借,是我趁图书管理员不注意,用手机拍了几张照片——当然了,九岁的我没有手机,我用的是我同桌汤姆的。汤姆他妈给他买了个诺基亚,能拍照的那种,在当时算是高科技了。
然后我用这些照片,在一家打印店做了一张假的访客证。做得不怎么样,颜色有点偏,照片也不像——我的照片是从学校年鉴上剪下来的,笑得特别灿烂,完全不像一个华尔街精英该有的表情。
但我有军大衣。
军大衣的兜很大,大到能装下一个文件夹、三个铜钱、一包零食、一瓶水,还有这张假访客证。而且军大衣的领子竖起来的时候,能遮住半张脸。
九岁的孩子,穿着大人的军大衣,领子竖得高高的,腋下夹着一本从家里顺来的蓝色文件夹,大步流星地走进华尔街投行的大厅。
你要问我怕不怕?
怕死了。
我的小心脏跳得跟打鼓似的,手心全是汗,文件夹差点滑出去。大厅里那些穿西装的男男女女从我身边走过,有的看都不看我一眼,有的皱着眉头瞄了我一下,好像在说“这谁家的孩子”。
但没有人拦我。
这就是华尔街的奇妙之处——只要你走得够快,表情够严肃,手里拿着文件夹,没人会觉得你不属于这里。所有人都忙得要死,哪有功夫管你是谁。
老张管这叫“气场”。你气场对,去哪都行;气场不对,连自家门口都进不去。
我坐电梯上了十五楼,克莱恩的办公室在这层。
走廊很宽,铺着灰色的地毯,墙上挂着抽象画——那种你看半天也不知道画的是什么的画,但据说一幅要好几万美元。我在走廊里溜达了一圈,观察了地形。
克莱恩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门上写着“Richard Kle, Head of Quantitative Tradg”。门是磨砂玻璃的,能隐约看到里面有个人影在动。
我把三枚铜钱分别藏在三个地方:第一枚塞在克莱恩办公室门口的消防栓后面,用胶带固定住;第二枚塞在走廊尽头水吧桶是金属的,铜钱塞在底座
这三枚铜钱,是老张给我的“阵眼钱”,铜绿斑驳,据说是清朝的,值不少钱。老张给我时候特心疼,说“这可是真东西,别给我弄丢了”,我说“丢了赔你”,老张说“你拿什么赔”,我说“我再挖一个”。
铜钱放好之后,我假装等电梯,在走廊里站了十分钟。这十分钟里,克莱恩出来了两趟。
第一趟,他去上厕所。走路很快,步子迈得很大,右手一直插在兜里——这不是因为他兜里有宝贝,而是紧张的表现。人在紧张的时候,手会不自觉地想抓住什么东西,或者藏起来。插兜就是一种藏的方式。
第二趟,他去接咖啡。走路依然很快,但这次他的目光扫了一眼走廊里的我。他的瞳孔微微收缩了一下——这是警惕的表现,说明他注意到了我,而且觉得我出现在这里不太对劲。
我记住了这两个细节,然后离开了。
出了大楼,我才发现自己的后背全湿了。军大衣里面,我的衬衫贴在背上,凉飕飕的。
这就是当卧底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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