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8章 现场突发,万勋巧应对(1/2)
吴万勋站在舞台中间,灯光照在他脸上,暖暖的,不刺眼。他低头看了看手里的稿子,纸边已经磨毛了,右下角还有一点咖啡渍。他昨晚改到很晚,不小心打翻了杯子。
台下坐满了人。前排是镇上文化部门的人和老师,他们穿得整齐,有人拿着本子准备记东西。中间是学生和本地读者,有年轻人,也有中年人,还有几个老人坐在角落,看得认真。后排站着几个背着包的年轻人,像是刚从山里下来,手里抱着旧书,封面都卷了边。
空气里有股新书的味道,是从签售区那堆《拾穗者》上散发出来的。风吹进来,带着一点湿气,把香味轻轻吹开。
吴万勋把背包放在旁边,拉链拉开时“嘶”了一声,在安静的大厅里特别清楚。他拿出讲稿,确认第一句没错。那是他改了很多遍的开头,每个字都想了很久。
他抬头,开始说话:“我从小在吴家村长大……”
话没说完,左边站起来一个穿灰色夹克的男人。他个子不高,脸瘦,胡子没刮干净,声音很大:“等一下!”
全场一下子安静了。
吴万勋停下,手捏着稿纸一角,指尖微微用力。他看着那人,没有生气,也没有慌张。
灰夹克男人往前走了两步,站到过道上,盯着台上说:“你说这是真实故事,但我查过,《拾穗者》第三章‘灶火’那段,跟五年前一本叫《泥土的声音》的书内容差不多。你是不是抄的?”
没人说话。
右边又站起来一个女人,戴眼镜,三十岁左右,穿棉麻衬衫。她声音冷:“不止这一处。第五章‘晒谷场的女人’里剪指甲的细节,我在另一本纪实文学里见过。”
她话音刚落,后排也有人举手:“我也发现了问题。第七章‘母亲的辫子’开头那句话——‘她梳头时从不照镜子,手指就是尺子’,这句在网上一篇获奖征文里出现过,比你早八个月。”
三个人,三个方向,声音一个比一个硬。
向主持人,等着出面处理。一位老站长皱眉摇头,一个年轻老师悄悄按下了录音键。
吴万勋没动。
他站在原地,手垂着,眼睛一个个看过去。他不急,也不怕。他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昨夜收到一条匿名短信,他一直记得。
“短信内容:你以为没人记得吗?有些事,别人忘了,不代表不存在。”
号码是假的,发信时间是凌晨一点十七分。他看了十分钟,删掉了,然后继续改稿子。他知道有人不想这本书出来。
现在,质疑来了,但他反而觉得踏实了些——至少,他们敢当面说了。
他深吸一口气,拿起话筒,握在手里。
“你们说的那些书,”他开口,声音平稳,“我有没有看过?”
灰夹克冷笑:“你自己清楚。”
“我不是问心里清不清楚,”吴万勋说,“我是问,你们有没有读完我的书?知道它是怎么写出来的?”
没人回答。
他说:“如果你们愿意听,我可以花三分钟,把这三处‘雷同’说清楚。可以当场核对。但请先让我把话说完。”
大家安静了。
主持人犹豫了一下,抬手示意别打断。
吴万勋点点头,弯腰打开背包,从最里面拿出一个牛皮纸袋。袋子破了边,上面贴着便签,写着“补录-2021.9.3”“陈阿婆访谈”这些字。他解开扣子,一张张往外拿东西。
第一件是一本手写笔记。封面是旧作业本改的,边缘不齐,上面用铅笔写着《拾穗者》,右下角写了日期:2019年3月12日。翻开第一页,全是钢笔写的记录。有些句子划掉重写,页脚有茶渍、泥点,还有半片干槐树叶——那天他在树下记笔记,风一吹,叶子就落进去了。
“这是最初的草稿。”他说,“2019年春天,我回村里,挨家挨户找老人聊天。记下的第一句话就是‘她煮粥的时候不说话,米下锅后就蹲在灶前看火’。那天我在陈阿婆家厨房的小板凳上,记了两个小时。”
他翻到中间一页:“这里写的是晒谷场的事。李木匠讲他媳妇年轻时抢收稻谷,指甲晒裂出血,但她不肯歇,用布条缠住继续干。我说为什么不剪指甲?他说,‘舍不得剪,那是力气的见证’。我就记下来了。”
他抬头看戴眼镜的女人:“你说的那个细节,是我从这段录音整理出来的。后来写进书里,用了更简单的说法,但来源只有一个:李木匠亲口讲的。”
女人没说话,低头翻自己的本子,眉头皱着,好像在回忆那篇纪实文学的内容。
吴万勋又拿出第二份材料:一叠打印稿,装订好,每页都有便利贴和红笔批注。标题写着《拾穗者·修订稿V7》,日期是2022年8月。
“这是我改的第七版。”他说,“每次改,都会加新的采访内容。比如‘母亲的辫子’那一节,最早只写了她梳头的动作。后来我找到老照片,发现她年轻时不照镜子。我又去问当年一起干活的妇女组长,她说,穷人家的女孩头发长了就是嫁妆,谁敢乱剪?”
他指着一行加粗的字:“所以这句话不是编的,也不是抄的。它来自三次走访、两次录音、一次照片比对。”
一个中年男人低声对妻子说:“我记得我妈也是这样,梳头从来不照镜子,说镜子里的人老得太快,看了伤心。”
吴万勋继续说,语气一直平平的,像在讲一件平常事。他不激动,也不急着辩解,只是把事实说出来。
最后,他拿出一个U盘,黑色塑料壳,标签上写着几行字:“母亲口述-2020.4.5”“老村长访谈-2021.6.18”“赵二嫂煮粥过程”。
“这里面有三百多分钟的原始录音。”他说,“包括我母亲临终前三个月断断续续讲的事。你们提到的那本书,我没看过。但如果现在插电脑播放一段,你们听到的是一个七十岁农村妇女用方言说话的声音——不是修辞,是真实的呼吸、咳嗽、柴火响。”
他把三样东西摆在桌上:笔记本、打印稿、U盘。
“这些东西不能造假。”他说,“你可以造一份文档,但你造不出六年的修改痕迹,造不出录音里的鸡叫声和风声,造不出我母亲说话时那种断断续续的停顿。”
全场安静了几秒。
突然,前排一个学生举手:“我能看看那份笔记吗?”
工作人员接过,递给学生。他一页页翻,眉头越皱越紧,最后抬头说:“这纸老化得很厉害,不可能是新做的。好多地方有水渍和折痕,明显用了很久。你看这里——”他指着一处墨迹晕染的地方,“这是被雨水泡过的,边缘发毛,根本模仿不了。”
另一个中年男人也说:“我去年读过那篇获奖征文,确实有类似句子,但上下文完全不同。那边写的是城市保姆,这边说的是山村妇女。一个是在出租屋梳头,一个是蹲在土灶前编辫子,能一样吗?”
质疑的人沉默了。
灰夹克男人还想说什么,张了张嘴,最终没出声。他看了看另外两人,三人互相看了一眼,陆续坐下,不再说话。
吴万勋看着他们,没有嘲讽,也没有得意。他把东西收回文件袋,放进背包,拿起讲稿,接着刚才被打断的地方念:
“我从小在吴家村长大,村子不大,路是土的,房子矮,人说话嗓门大。可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他们的名字,有他们的故事,有他们不肯低头的尊严。”
他念得很慢,每个字都很清楚。
她认识书中很多人,有的已经不在了,有的病在床上。她没想到,这些人还能这样“活”回来。
当他读到“她蹲在灶前看火,柴烧得噼啪响,眼皮也不抬”这一句时,声音低了一些,像是怕吵醒记忆。
“这不是我编的。”他说,“这是我妈活过的证据。”
话音落下,先是几个人鼓掌,接着越来越多。有人站起来拍手,有人喊“吴老师我们信你”,一个女孩举着手机录像,大声说:“我要把这段发网上!”
工作人员递来新话筒,准备开始签售。
吴万勋把手伸进口袋,摸到那支备用笔——和昨夜检查的一样,两支都在,一支黑,一支蓝。他拿出来,拧开笔帽,笔尖闪了一下光。
台下还在鼓掌。
他站着,背挺直,脸上没有笑,也没有怒,只有一种沉下来的劲儿。就像六年前在编辑部,被人骂抄袭那天,他也这样站着,一句话不说,直到对方讲完,才把自己的采访本一页页摊开。
那时没人鼓掌。
但现在有了。
他低头看表,七点五十八分。发布会开始不到十分钟,风波过去了。
阳光照进来,落在讲稿上,照亮了最后一行字:
“写作不是为了取悦谁,而是为了说出那些不该被忘记的事。”
会场外,天快黑了,晚霞挂在西边。一辆三轮车慢慢驶过街角,车上堆着稻草,司机是个老人,戴着草帽,哼着不成调的歌。他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今天镇上有大事。
会场内越来越热闹。
签售区排起了长队。学生抱着书,老师拿着签名本,连那些背包客也挤了过来。一个背吉他的年轻人走到前面,递书时声音有点抖:“吴老师,我在川西徒步时读完了这本书。每天晚上睡帐篷前都要翻几页。您写的‘晒谷场上的风’那一段,让我梦见了外婆。”
吴万勋抬头看他,笑了。那是他今天第一次真正地笑。他接过书,在扉页写下:“愿风记得你的来路。”
年轻人眼眶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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