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7章 发布前夕，万勋紧张待（1/2）

电话挂断后，吴万勋坐在床边没动。手机还握在手里，屏幕黑了，照出他模糊的脸。一道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半边额头，另一半在暗处。他的脸看起来很疲惫，不像年轻时那样精神。眼睛不大，眼下有黑影，像是没睡好。鼻梁挺直，眉头却一直皱着，好像总在想什么事。现在这道皱纹更深了。

外面天已经全黑了。山里的夜晚来得早，也特别安静。白天还能看见远处的梯田和小路，晚上什么都看不见，只有风声、虫叫，偶尔传来几声狗吠。风吹过来，带着湿气和草味，窗框轻轻晃动，发出“咯吱”一声。

他低头看表，九点二十三分。屋里只开着一盏小台灯，光线昏黄。桌上堆着几摞纸：讲稿、提纲、PPT打印页、新书样册。这些纸边角都磨破了，有的卷了边，看得出来翻了很多遍。最上面那本书封面写着《拾穗者》，

这是他第三本书，也是第一本真正属于自己的非虚构作品。前两本是散文集，名字文艺，但卖得一般，有人说“写得细但格局小”。而这本《拾穗者》，他花了六年时间，一次次回村采访、录音、整理、写作、修改才完成。书里写的，就是他的家乡吴家村，还有那些被遗忘的人和事。

他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站起来走到书桌前。椅子是旧木头做的，坐下时“吱”了一声。这张桌子是他爸亲手打的，榆木的，桌面不平，右下角有个烟头烫的小洞。用了三十多年，也没坏。他拉开最》，边角都卷了。这是最初的草稿，全是钢笔字，密密麻麻，有些地方划掉重写过，墨水晕开像泥地。

他翻到中间一页，停住了，手指轻轻碰了碰那一行字：

“她煮粥的时候不说话，米下锅后就蹲在灶前看火，柴烧得噼啪响，她眼皮也不抬。”

这是写母亲的。那天写到这里，他停了很久才写下这几个字。不是不会写，是因为太熟悉了。熟悉得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就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可一旦没了，才知道它有多重要。

他闭上眼，马上想起那个画面：土灶台，火苗跳动，母亲蹲在那里，穿着洗白的蓝布衫，头发扎成两条辫子。脸上有点灰，额前的碎发被热气蒸湿了。她不动，也不说话，只是盯着火看，好像火里藏着秘密。

小时候他问：“妈，你看啥呢？”

她头也不回：“看火候。”

他又问：“火有啥好看的？”

她转过头笑了笑：“火会骗人。看着旺，其实芯子凉；看着小，反倒烧得透。”

那时他不懂，现在懂了。不只是火，人也一样。表面沉默的人，心里可能很热；看着热情的人，内心可能空空的。母亲没读过几天书，可她说的话，有时候比书还深刻。

他合上本子，放回抽屉。又打开上面两层检查：订书机、胶带、圆珠笔、剪刀、一包没拆的创可贴——怕签字签久了磨破手。这些东西整整齐齐摆着，像排队一样。他每样都看过三次：三天前收拾行李时一次，昨晚到亲戚家住下时一次，现在是第三次。

他站起来，走到墙上的日历前。今天被红笔圈出来了，把所有事再过一遍。他知道，越是关键时刻，越不能马虎。以前的经验告诉他，一场活动成败不在台上几分钟，而在台下的准备。

镇文化馆说设备都好了，主持人也确认到场，流程单昨天下午发到了他邮箱。他打开电脑，重新下载附件，一条条核对：

音响预约：已确认。

投影仪型号：匹配。

座位安排：前排十位亲友，中区二十个学生，后排自由坐。

签售时间：四十分钟。

媒体采访：活动结束后半小时内。

看完后关掉文档，打开发言稿电子版。光标停在第一句：“今天我不是作为一个作家站在这里……”他轻声念了一遍，觉得语气太硬，像背课文。这不是他想要的感觉。他不想装样子，也不想说漂亮话。他只想说实话，哪怕笨一点，也好过假话。

删掉重写：“我从小在吴家村长大，村子不大，路是土的，房子矮，人说话嗓门大。”这一句顺了些，但他又怕太简单，别人听不出分量。毕竟这场发布会不只是个人的事，还是县里推动乡土文化建设的重点项目，有领导来，有记者拍，还有出版社的人在场观察。

他想了想，补了一句：“村里没有路灯，晚上出门靠月亮。谁家孩子哭了，整条巷子都知道。”

接着写：“那时候我们不信命运，只信力气。谁家男人能扛两袋麦子走上十里山路，谁就有面子。女人呢？能把全家四季衣服缝补好，三顿饭做得准时热乎，就是本事。”

写到这里，他笑了。想起村里有个外号叫“铁腿”的叔，真名没人记得了。一年四季赤脚走路，冬天脚裂出血也不穿鞋。问他为啥，他说：“鞋底太软，踩不住地气。”后来六十岁死于肺病，临终前说：“给我脱了鞋，我要光脚走完最后一程。”

这些记忆一下子涌上来。他越写越顺，敲键盘的声音在屋里很清楚。大概四十分钟后，终于改到满意的版本。保存文件，关掉电脑。

他走到墙边，那里钉着一块三合板，上面贴了几张A4纸，是他准备展示的老照片复印件：一张是六十年代妇女抢收麦子，一群人弯腰在田里，太阳快落山；一张是母亲年轻时站在晒谷场的照片，穿蓝布衫，两条辫子；还有一张是老屋厨房角落，灶台有裂缝，墙上挂着铁锅和葫芦瓢。

这些都是他这几年一点点找来的。有些是从老人家里借来翻拍的，有些是在镇档案室找到的，还有一些是他自己拍的——比如厨房那张，就是他回到老屋，站在同样的位置拍的。新旧对比，能看出时间的变化。

他盯着看了几分钟，伸手按了按照片边角，怕翘起来。然后退后几步，模拟观众视角看效果。灯光会不会太暗？照片太小的话后排可能看不清。他记下来，准备明早打电话问问能不能加盏灯。

回到桌前，他拿出背包——一个军绿色帆布包，用了七八年，肩带缝过两次。这是他在省城读书时买的，花了一个月生活费。现在包身泛白，边角磨损，拉链也有点卡，但他舍不得换。这个包陪他走过很多路：从山村到县城，从大学教室到讲座台，从投稿失败的编辑部到第一次获奖的领奖台。

他把里面的东西全倒出来摊在桌上：身份证、车票、两支签字笔（一支黑，一支蓝）、一瓶矿泉水、一小盒薄荷糖、一条叠好的灰布手帕、还有那份装在透明袋里的邀请函原件。

他一项项检查，确认无误才重新装进去。动作很慢，怕漏掉什么。装到最后那支笔时，他停了一下，想起小时候考试前，母亲都会替他削好两支铅笔，放进铁皮文具盒。“一支断了还有另一支”，她说。现在他还保持这个习惯，多带一支笔，哪怕只是心里踏实。

外面传来脚步声，由远及近，停在他家门口。接着是敲门声，两下，不轻不重。

“万勋在家吗？”是李婶的声音。

他应了一声，起身开门。夜风吹进来，带着湿气。李婶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一个保温饭盒，外面裹着蓝布巾。她是隔壁邻居，比母亲小五岁，两人关系很好。母亲走后，李婶每年清明去坟前烧纸，逢年过节也会送些自家做的吃食过来。

“刚熬的红薯粥，热着呢。”她说，“你妈以前常说，心慌的时候吃口热的，能定神。”

他接过饭盒，说了声谢谢。李婶没进屋，站在门口看了看他脸色：“别给自己太大压力，你写的东西，咱们村里人都认。昨儿我在杂货铺听见几个外村人议论，说你的书让他们想起自家老人。”

他点点头，没说话。

“吃完了把盒子放门口就行，我明晚来取。”李婶说完，转身走了。脚步声渐渐远去。

他关上门，把饭盒放在桌上，解开布巾，打开盖子。热气冒出来，带着红薯的甜味。他拿勺子搅了搅，等凉了些才一口口吃起来。粥很稠，米粒软烂，确实是家里做法——大火煮开，小火慢炖一个多小时，期间不停搅拌。这种粥暖胃，也暖心。

吃到一半，他停下，看着碗里升腾的热气，忽然想起父亲前几天打电话说的话。

“别怕，咱家娃写的东西，有分量。”

那是父亲少有的鼓励。平时他从不评价写作，最多问一句“这回又要印多少本”。语气平淡，听不出情绪。可那天电话里，声音有点哑，像是干完活歇着。说完就挂了，连“再见”都没说。但吴万勋知道，那是父亲能给的最重的话。

他们父子一向话少。父亲是典型的山里汉子，勤劳、沉默、倔强。一辈子种地，养猪养鸡。母亲生病那几年，他白天干活，晚上守夜，一句怨言都没有。母亲走后，他更不爱说话了，常常一个人坐在门槛抽烟，望着山发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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