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6章 妹妹宣传，吸引关注（2/2）

院子里鸡叫起来。她推开后门撒谷子，母鸡围上来啄食。芦花公鸡走在前面，脖子羽毛闪着光，时不时抬头看看四周。

她站在门槛上，看东边天空变白。空气凉，有泥土和露水味。远处山影模糊，像没画完的水墨画。

她想起昨晚做的梦。

梦里她在一条土路上，两边是枯草，风很大，睁不开眼。前面有个弯腰的人，穿一件旧蓝布衫，手里提铁皮桶，一步一步走向一口干井。那人走得慢，但很坚定。她想喊喊不出，想追腿又动不了。

那人走到井边，转过身——竟是她没见过的祖母。

醒来时枕头湿了一点。

她不知道这是回忆还是预感。她只知道，自从看到《桃婆记》这三个字，有些沉睡的东西正在醒来。

水开了，她关小火，搅锅里的粥。锅铲碰锅底，发出轻响。这时门外传来脚步声。

是哥哥。

他穿那件洗白的夹克，背帆布包，神情比昨天轻松。他站在院门口，看妹妹忙活，没急着进屋。

“醒了？”他轻声问。

“嗯。”她回头笑，“粥马上就好。”

他进厨房，在小凳上坐下。桌上是他昨天留的手稿。他翻开一页，看到一段描写：

“她每天清晨六点出门，提空桶走三里路，到老井边坐下。井口被石板封死，她也不揭，就这么坐着，有时说话，有时唱歌，有时只是发呆。村里人说她疯了，可谁都知道，她是在等一个人回来。”

他看着看着，眼眶发热。

“你知道吗？”他开口，“写这段时，我没见过桃婆。”

吴万娇端来一碗粥，放他面前：“那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我妈讲过。”他低头吹了口气，“那年冬天，桃婆儿子参军走了，再没回来。有人说他牺牲了，有人说他改名去了南方。可桃婆不信。她说梦见儿子回来，穿军装，站在门口喊‘娘’。从那以后，她就开始每天去井边等。”

“所以那口井……其实是她心里的念想？”

“对。”他点头，“井干了，人没了，但她不想让记忆也干掉。她用自己的方式，把那个人留在时间里。”

吴万娇安静一会儿，说：“其实咱们村，这样的人不少。”

“是啊。”他苦笑，“但他们都被忘了。他们的故事，要么烂在肚子里，要么变成几句闲话，说完就散。”

“所以你非要写这本书？”

“不只是写她。”他看她，“我是想告诉别人——我们这些人，也有历史。我们的痛，我们的忍耐，我们的等待，都不是假的。它们值得被记住。”

吴万娇没说话，给她哥添了半碗粥。

那天上午，她特意打扫店门，连门槛下的青苔都用刷子刮干净。她把蓝布重新铺一遍，换新传单，还在旁边放了个小竹篮，里面是铅笔和一本登记簿——她从学校借的作业本改的，封面写着：“预订《桃婆记》，每人限一本。”

中午，镇上邮递员骑绿自行车来了，车铃叮当停门口。

“吴万娇？”他递来一个牛皮纸包裹，“挂号信，签字。”

她签了字，拆开一看，是出版社寄来的正式样书。封面印好了，赭红色底，烫金标题，《桃婆记》更庄重。翻开内页，纸厚，排版清楚，还有几张黑白插图：一口老井、一双裂手、一座土屋……

她捧着书，很久没说话。

下午三点，一辆黑轿车缓缓停下。车门开，下来一个戴眼镜的男人，四十左右，穿衬衫和裤子，手里拿着录音设备。

“请问……这里是吴万勋老师的家吗？”他问。

吴万娇一愣：“你是？”

“我是省电台文化栏目的记者，姓陈。我们关注到《桃婆记》，想做个专题报道，特地来采访作者。”

她指屋里：“我哥在家，我去叫他。”

吴万勋听到消息，有点慌。赶紧换衣服，理头发才出来。记者态度温和，先表达敬意，说明来意：想了解创作背后的故事，特别是书中人物的真实经历。

“桃婆现在还健在吗？”记者问。

吴万娇摇头：“去年冬天走的，九十六岁。”

“那您是怎么接触到她的故事的？”

吴万勋沉默一会，说：“是我母亲讲的。桃婆是我外婆的表姐，两家早年有往来。我小时候见过她一次，就在那口井边。她坐在那儿，对着井口说话，声音很轻，像哄孩子睡觉。我当时不懂，只觉得奇怪。直到前年回家，听母亲说起她的事，才知道她守了那口井整整四十年。”

记者认真记下，又问：“为什么用这样的语言风格？没有华丽词藻，也没有夸张处理。”

“因为真实本身就是力量。”他说，“我想让人听见那种沉默的重量。农民不说‘悲伤’，他们说‘心口堵’；不说‘思念’，他们说‘夜里翻不过身’。这些话，才是活着的语言。”

采访一个多小时。临走前，记者提出：“能不能拍一张您妹妹整理传单的照片？她说的那句‘这是我哥写的书’，特别打动我。”

吴万娇没想到会被拍，有点紧张。但她还是拿起传单，微笑着重复那句话。快门按下时，阳光正好照在她肩上。

照片后来上了省级文化周刊头版，配文写道：“一本书的起点，往往不在书房，而在人心。”

接下来的日子，变化慢慢来了。

先是邻村小学老师带学生来参观，说要把《桃婆记》当乡土教材。十几个孩子挤在小店门口，仰头看海报，叽叽喳喳问“桃婆为什么要天天去井边”。

吴万娇给他们发传单，还拿出自家腌的萝卜干请他们吃。一个小女孩怯生生问：“姐姐，你能给我们讲讲桃婆的故事吗？”

她想了想，坐下来，用最简单的话讲了一遍。孩子们听得入神，有个男孩眼圈红了。

后来，县图书馆打电话，说要设“本土作家专架”，希望收藏首批样书。镇文化站也联系她哥，邀请他参加下个月的“乡村记忆”讲座。

最意外的是，一位退休语文老师写了评论文章，登在当地晚报。文中说：

“《桃婆记》的伟大之处，不在于故事多惊险，而在于它让那些被遗忘的普通人重新有了名字。它提醒我们：每一个默默无闻的生命，都可能是一部未完成的史诗。”

文章结尾写道：“这本书不该只是畅销，它应该被教科书收录，被一代代人读下去。”

消息传开，订书的人多了。出版社紧急加印，第二批两周后送到。

这一切，并没有改变吴万娇的生活。

她照样早上烧水、喂鸡、扫地；白天营业，切腊肉、称糖、找零；晚上关店后，坐柜台前，一页页看哥哥寄来的读者来信。

有个读者写：

“我母亲八十二岁，看完哭了。她说书里的每一句话，都是她年轻时听过的。她让我替她谢谢作者——终于有人愿意听我们说了。”

还有一个在外打工的年轻人留言：

“我在工地干活，午休时读这本书。读到‘雪地里走不动了，就把小的那个裹紧些’那段，我躲在工棚后面哭了。我想起奶奶，她一辈子没上过学，可她讲的故事，比谁都真。”

吴万娇把这些信一封封夹进笔记本。她没想过这本书会有这么大影响。她只是记得，当初决定帮哥哥宣传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它被埋没。

就像桃婆不愿让记忆枯竭一样，她也不愿让哥哥的心血白白流走。

一个月后，《桃婆记》正式发售。

首发当天，村里搭了个小台子，挂红布横幅：“祝贺吴万勋新书出版”。镇文化站长主持，村支书讲话，几位乡亲发言。吴万娇作为家属代表上台，手里捧书，紧张得手心出汗。

“我没有太多要说的。”她声音不大，但清楚，“我只想说，这本书里的每一个字，都是从我们这片土地里长出来的。它不属于某一个人，它属于所有还记得过去的人。”

台下响起掌声。

仪式结束后，她把第一批书摆在柜台，每本都用蓝布包好——就是那块铺柜台的布。她用细绳扎紧，像送礼物一样认真。

人们排队来买书，有的付钱，有的拿鸡蛋换，有的说：“先欠着，下月卖粮还你。”

她都点头答应。

傍晚，哥哥又来了。他没说话，站在柜台前，看那一摞摞包好的书，看墙上鲜艳的海报，看玻璃下压着的那张“哥，加油”的纸条。

他忽然转身，从包里拿出一本新笔记本，递给妹妹。

“送你的。”

她打开，扉页写着：

“致万娇：谢谢你让这本书见了光。未来的路还长，我们一起写下去。”

她抬头，眼里闪着光。

“你说‘一起’？”

他笑了：“你不也是讲故事的人吗？”

风吹进来，掀起海报一角，又轻轻落下。

远处夕阳落山，余晖洒在田野上，金黄金黄。

而在那片光影里，一个新的故事，正悄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