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2章 家人助力,备战研讨(1/2)
天刚亮,吴万勋就坐在堂屋的木桌前。
桌子掉漆了,桌上放着一叠新稿纸。纸很白,一个字都没有。他手里拿着一支钢笔,是去年县图书馆送的,上面写着“书香润心”。他没写字,只是捏着笔,手指发白。
稿纸最上面用铅笔写了三个字:“发言稿”。
这三个字让他心里沉沉的。
三天后,他要去省城讲话。台下坐的都是穿西装、戴眼镜的人。他们说普通话,听不懂方言。他要讲自己怎么写了一本书,一本关于种地、雨水和庄稼的书。
可这些话能讲好吗?他怕自己一张嘴全是土话,没人听得懂。
他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最后拿起铅笔,划掉了。
那一笔划下去,他心里也像断了什么。
昨天他在动车上,从县城到市里,又换车去省会。车子晃来晃去,灯有点暗。旁边是个年轻女孩,戴着耳机看手机。他看着窗外飞过的黑影——电线杆、田埂、亮灯的农舍——脑子里一遍遍想该说什么。
开场要鞠躬吗?站姿对不对?说话声音太小会不会听不见?
可话到了嘴边,又说不出口。
他知道土地有多重。三十岁那年翻地,翻出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永安三年”,不知道是谁家的坟。他知道锄头砸进土里的声音,春天松,夏天硬,秋天有草根绊着,冬天像打铁。他也知道风什么时候从哪边来,清明前后从东边吹来,带着湿气;立夏以后热风扑脸。
可这些,真的能叫文学吗?真的值得说吗?
书出版那天,邮递员骑摩托送来样书。村里人都围过来。王婶翻着书问:“这纸上写的真是咱村的事?”二狗笑着说:“哥,你写我没偷瓜吧?”老支书戴上花镜,念封面:“《泥土记》……作者吴万勋。”然后看他一眼,说:“你还真写出来了。”
那时他没笑也没哭,只是接过书,手指轻轻摸过烫金的字,喉咙堵得慌。
现在,他要为这本书说话。
但他不想讲那些虚的话,什么“初心”“情怀”。他只想说真话。
厨房传来锅铲声,是父亲在煮粥。
米汤咕嘟冒泡,蒸汽顶起锅盖,白雾飘进堂屋。吴万勋没回头,但感觉到了暖意。脚步声走近,一条小板凳放在他身后。
父亲吴建国坐下了。
他六十八岁,背有点驼,右手关节变形,是常年握锄头留下的。他不识字多,但从怀里掏出一个红皮旧账本,是二十年前买化肥时留下的,边角卷了,颜色发暗。他又拿出半截铅笔头,用嘴咬掉灰,吹了吹。
他把账本放在膝盖上,抬头看儿子:“你说,我记。”
吴万勋愣住:“爸,你不懂这些。”
“我不识字多,可我能记。”父亲声音哑,但很坚定,“你说啥我都听过。种地、写书、为啥写,三块,我分得清。”
吴万勋低头,手指搓着稿纸边。纸被揉出了褶皱,像翻过的地。
他开口,声音低:“我就想说……我是个农民。我写的不是别人的故事,是我亲眼见的。”
父亲低头写,字歪歪扭扭,像蚯蚓爬。每写一笔都很慢,像在犁地。写完一句,他念出来:“种地的人也能写书。”然后抬头,“对不对?”
“对。”吴万勋嗓子有点紧。
接下来一整天,父亲都坐在小板凳上。
阳光从窗子照进来,先落在桌上,后来爬上墙,再慢慢移到门外。吴万勋说一句,父亲记一句。有时说不出来,两人就安静坐着。米汤凉了,父亲起身热一趟;天热了,拿蒲扇扇;蚊子来了,挥手赶走。
他不懂“结构”“主题”,也不懂什么叫“非虚构写作”。但他记得儿子小时候爱看书。家里穷,电灯都不常亮,煤油灯熏黑了墙角。可每到晚上,吴万勋就坐在灯下抄书。抄完借来的课本,就抄报纸上的小故事。有一次抄《孔乙己》,抄到“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突然停下,发了很久的呆。
他还记得儿子被人笑话“不务正业”。镇干部来看,见他在田头歇息还在写东西,摇头说:“种地的人搞这个干啥?吃饱撑的?”隔壁李叔更直接:“你爹累死累活供你读书,你就写这些破事?不如去考公务员!”
可吴万勋没放下笔。
哪怕卖粮的钱只够买两本练习册,他也省饭钱买墨水;哪怕下雨天山路泥泞,他背着稿子走十几里去投稿;哪怕退稿信塞满抽屉,他还是重写。
父亲都看在眼里。
所以他现在愿意坐在这里,用不会写的字,一笔一划替儿子记下那些话。
下午三点,院门开了。
李婶挎着篮子进来,里面有黄瓜和青菜。她是村里热心人,丈夫早走,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长大,孙子都上小学了。她把菜放灶台上,擦擦手,笑着说:“听说你要去省里讲话?我来跟你聊聊。”
吴万勋站起来,有点紧张:“李婶,您说。”
“我说啥?”李婶笑,“就说你小时候呗。晒谷那天,我家母鸡孵蛋,你非说它要下金蛋,蹲那儿守一下午。小鸡破壳出来,你高兴得满村跑,见人就说‘出小鸡了’!”
吴万勋嘴角动了动,想起那个夏天。阳光烫人,稻谷晒得噼啪响。他蹲在鸡窝旁,眼睛睁得老大,嘴里念:“快出来啊!”第一只毛茸茸的小脑袋啄开蛋壳时,他跳起来尖叫,吓得母鸡扑翅膀。他追着鸡群跑半条街,逢人喊:“生了!生了!小鸡出来了!”
全村人都笑他傻。
“还有一次,”李婶接着说,“你和二狗偷王家西瓜,摔进泥坑,裤子全烂了。你妈补裤子,你一边哭一边说‘我不是贪吃,我是想尝甜不甜’。”
吴万勋低头,手指掐进掌心。
那是他第一次吃西瓜。王家种的是“京欣一号”,又沙又甜。他们几个孩子馋坏了,夜里摸进瓜地,他踩空跌进沟里,一身泥。回家时裤子撕了,膝盖流血。母亲一边缝一边叹气:“你这孩子,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可第二天,她偷偷塞给他五毛钱:“去买块瓜吃吧。”
“你打小就想弄明白东西为啥长这样,人为啥活这样。”李婶拍拍他肩膀,语气认真了,“现在你写出来了,这不是好事?”
屋里静了。
窗外风吹晾衣绳,衣服轻轻拍打。一只猫从屋顶跳下,溜走了。
父亲抬头看儿子:“李婶说得对。你就当给我们讲故事,咋想的就咋说。”
吴万勋点头,拿起笔。这一回,他不再犹豫。他低头,在纸上写下第一句:
“我叫吴万勋,是青山村的一个农民。”
傍晚六点,摩托声由远及近。
弟弟吴万强推门进来,脸上沾灰,背包鼓鼓的。他在镇上砖厂做工,每天搬水泥、搅砂浆,手像树皮一样粗。他把包往桌上一倒,哗啦倒出几份打印材料。
“哥,我托网吧老板下的,都是省城作家讲怎么写乡土题材的。”
吴万勋翻开一页,满纸都是“叙事视角”“文本张力”“底层话语建构”……词看不懂,越看越皱眉。
“这些……不是我说的话。”他低声说。
吴万强挠头:“可人家是专家啊。我在厂里听人说,要想被人重视,就得说他们听得懂的话。”
“可我不是他们。”吴万勋合上资料,声音轻但清楚,“我是农民。我的话,就该是农民的话。”
吴万强没再说啥,只拍了拍哥哥的肩:“那你写你的。反正我说啥都信你。”
七点,晚饭摆上桌。
稀饭,咸菜,煎饼。四个人围坐——吴万勋、吴建国、吴万强、李婶。桌上没肉,但饭菜热乎,人心更暖。李婶夹一筷子腌萝卜放进他碗里:“多吃点,明天还要改稿子呢。”
吴万强喝口粥,忽然说:“哥,你知道吗?我们工友听说你要去省里发言,都传开了。有人说你是咱们这儿第一个写书的农民,还有人说你以后能上电视。”
吴万勋笑了笑:“别瞎说了。”
“我没瞎说。”吴万强认真道,“昨天老赵问我:‘你哥写的书里有没有写到咱们搬砖的苦?’我说有,写的是种地,但也写了人怎么熬日子。他说,那也算写到了他。”
吴万勋怔住了。
他没想到,自己的文字,能让另一个干活的人觉得被看见。
饭后,父亲把记满字的账本摊桌上,用茶碗压住边。李婶指着一行字:“就说这个——你娘临走前还问你‘书能出不’,你说‘能,我写的是咱家的事’。这话多真。”
吴万强把打印资料推到一边:“哥,你就照你心里的来。你在地里弯腰三十年,说的话比谁都重。”
李婶临走站在门口,回头说:“你就当站在我家堂屋,给我和建国叔讲。说完了,我们鼓掌。”
门关上了。
油灯点亮,火苗晃了晃,墙上有人影。吴万勋坐在桌前,稿纸上已写半页。他一笔一划写:
“我写的不是小说,是我爹在暴雨天抢收麦子时摔断的腿;是我娘在灯下缝补时扎破的手指;是村里孩子考上大学那天,全村人凑钱买鞭炮的声响。”
他停下笔,望着灯芯。
那点光静静烧着,像装了很多说不出的记忆。
父亲收拾碗筷走过来说:“早点睡,明早还得改。”
“嗯。”吴万勋应着,没动。
屋里只剩他一人。灯影摇墙上,像一片晃动的叶子。
他盯着最后一行字,嘴唇动了动,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要是我说完了,没人鼓掌呢?”
他的手停在纸上,指尖微微抖。
油灯火苗跳了一下,映在他眼里,有一团光,也有一片暗。
那一夜,他睡得很浅。
梦里全是声音。
锄头刨土,镰刀割麦,拖拉机发动,母亲咳嗽,父亲叹气,还有他自己深夜写稿时笔尖划纸的沙沙声。
他梦见自己站在大礼堂里,台下坐满人,但没人看得清脸。主持人念他名字,他站起来走上台。麦克风太高,他踮脚调半天。然后他开口,说的是家乡话,语速快,口音重。台下开始骚动,有人说话,有人看手机,有人站起来走人。最后只剩几个人在角落打盹。
他慌了,想换说法,脑子却一片空白。
这时,身后传来脚步声。
回头一看,是父亲,穿洗白的蓝布衫,手里拿着红皮账本,一步一步走上台。他不说话,打开账本,指着里面的字,一字一句念:
“种地的人也能写书。”
接着是李婶,拎着菜篮子进来,笑着说:“你小时候蹲鸡窝等小鸡出壳,多可爱。”
然后是弟弟吴万强,满脸灰尘:“哥,工友们都说你写到了他们的命。”
越来越多的人走进礼堂——晒谷的王伯,修渠的刘叔,教过他的陈老师,卖豆腐的张姨……他们一个个站出来,接过话筒,替他读那段还没写完的发言稿。
台下的人渐渐安静,有人摘耳机,有人放下手机,有人悄悄擦眼角。
梦醒时,天微亮。
吴万勋睁开眼,窗外还是灰蒙蒙的。他坐起身,心跳还没平。他走到桌前,拿起稿纸,重新读了一遍。
这一次,他不再删改,也不再怀疑。
他铺开新纸,写下新的开头: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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