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7章 天生闻理 少年惊世（1/2）
蓝一方将手掌覆在红丝砚上。
砚中那道清薄魂影垂着眼，依然没有开口。
“他不肯说。”蓝一方看向梅愫晚，“我替他讲。”
我叫徐砚衡。
我生在云诏北境一座小县。
徐家不算显贵。祖父做过县学教谕，父亲没有入仕，在家中开了一间书塾。十几个学生每日从前门进来，在东窗下读书；交不起束修的人，送一袋米、一捆柴，父亲也收。
母亲管着家里的田租、饭食和学生们一年四季要添的纸墨。谁家这一季收成不好，欠下的束修要缓到何时，她比父亲记得清楚。父亲讲圣贤之言，母亲则让书塾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安稳坐到散学。
我小时候就在那些读书声里长大。
我最早记住的不是哪一册书，而是一句话忽然断掉的感觉。
那年我四岁。
父亲在窗下替学生讲一册手抄本。我还认不全上面的字，只坐在门槛边摆弄几颗石子。他读过一段，我忽然抬起头。
“中间少了一句。”
学生们都笑了。
父亲以为我故意捣乱，叫我去后院找母亲。我却走到书案旁，指住前后两行之间。
“前一句还在问，后一句已经答了。答话的人从哪里来的？”
父亲将那一页重读数遍。字句没有破损，文意也勉强接得上，他仍旧不放心，第二日走了二十里，到邻县借来另一部刻本。
他回家时天已经黑透。母亲替他温了两回饭，我趴在书案旁睡着了，手里还攥着昨日那几颗石子。
两本书摊开，手抄本中间果然漏了十一字。
父亲把我抱醒，问我是不是曾听别人读过。
“没有。”
“那你如何知道？”
我说不清楚。
道理在我心中从来不是死的字句。一句话若真正成立，前因会找到后果，轻重会各归其位，像水顺着河槽流下去。若其中少了一环，或有人将私心藏进道理里，那股水便会突然断住。
我听得见那处断口。
父亲此后常拿文章试我。他把两段文字故意倒换，也把似是而非的话夹进圣贤之言。我看出过许多次，也答错过许多次。只要他藏去一项紧要事实，我心里原本顺畅的道理便可能走向另一处。
第一次答错时，我不服气，认定是父亲出的题不好。
父亲没有同我争，只在纸上写下四个字。
理有所凭。
“你能辨一句话通不通，却不能凭空知道自己未曾见过的事。今日缺了一件实情，你便会错；来日若少看一个人、少听一句话，也一样会错。记住这四个字。往后别人越称赞你，越要记得。”
母亲把那张纸贴在我每日吃饭都能看见的墙上。
我并不喜欢。
往后几年，每逢我说错一句，抬头便会看见它。
父亲的书塾并非日日都有足以争论的大事。更多时候，我清早替学生开门，午后替母亲晒受潮的书，晚上将满地废纸收进竹筐。冬天窗纸破了，我糊得歪斜，第二日仍要父亲重新揭下来；同窗邀我下棋，我常常只顾着想前一步为什么走错，等到回神，后面的棋已经全输了。
母亲叫我去买盐，我也曾走到书坊门口才想起手里拿的是盐钱。
我并非事事都比旁人强。
只是只要有人把一个解不开的道理摆到我面前，我便很难移开眼睛。
七岁那年，同族两兄弟因为一片桑园闹到我家。
长兄有父亲留下的分家文书，幼弟却独自在病榻前侍奉三年。一个说字据不可改，一个说父亲临终另有许诺。族中老人争了三日，父亲听完以后一直没有落笔。
我坐在旁边帮母亲剥豆子，听到幼弟第三次说“我不要别的，只要桑园”，忽然问他：“你要的真是桑园，还是这些年无人承认你受过的辛苦？”
幼弟怔了很久，眼圈慢慢红了。
“父亲病中用的药、吃的米，都是我出的。他们如今只说文书，像那三年从未有过。”
我又问长兄：“文书将桑园给你，可曾写过父亲病后的花费也由弟弟独担？”
长兄答不出来。
我对父亲说：“桑园与侍疾是两笔账。拿孝行夺去文书不对，拿文书抹掉欠下的情分也不对。为何一定要用一件事吞掉另一件事？”
父亲当夜重新拟了分契。桑园仍归长房，长兄以三年桑利和两亩水田偿还幼弟承担的药食。两兄弟第二日一同按了手印。
消息传开以后，来书塾找父亲断事的人多了起来，也常有人特意叫我坐在旁边。
我那时年纪还小，却已经知道别人因我一句话安静下来是什么滋味。有人当着母亲的面夸我是神童，我故意留在灶房门口，想再听一句。
母亲等那人走远，把一篮豆角递给我。
“听够了便择菜。神童也要吃饭。”
我只得搬着小凳坐到檐下。
有一次，我只听完一方的话便插口断了是非。另一人从怀中取出一张被我遗漏的收讫字据，方才还称赞我的几位族老顿时都不作声了。
我脸上发烫，恨不得立刻离开前厅。
父亲却让我坐到事情说完，又叫我亲自向那人赔礼。
回家以后，他没有罚我，只问：“墙上那四个字，如今还嫌多余吗？”
我摇头。
这一次，我自己将那张纸重新贴牢。
三年以后，北境歉收。我随父亲去县衙誊录案卷。
一个妇人从县仓外偷走两斗陈粮，被守仓人当场拿住。堂上有人说灾年当恤民，不该再罚；也有人说仓粮若可随意盗取，来日必有更多人效仿。
两边越争越重，我始终觉得各自缺了一半。
县令见我盯着案卷，随口问：“你也有话？”
“她偷粮，自然有错。县中赈粮迟了七日，也不能因为她偷粮便当作没有错。这原是两件应当分别追究的事，为何一定要选一边无罪？”
县令脸上的随意渐渐收了起来。
他命人追查赈粮名册，查出仓中小吏扣住放粮文书，想等粮价再涨一成。妇人受了役罚，没有入狱；小吏被革去差事，积在仓中的粮食当日开仓发放。
从县衙回来以后，街上第一次有人叫我“小先生”。
我一路装作没有听见，进门时却故意将脚步放慢，等父亲问起县衙里的事。
他什么也没有问，只给我添了十页抄书。
我心里不服，抄到夜深，故意把笔落得很重，终于将纸划破了一处。
母亲端来一碗热粥，在灯下替我把破纸托好。
“你爹从县衙回来，把你说的那句话同我讲了三遍。”
我抬起头。
“那他为何还罚我？”
“正因为他高兴，才更怕你只记得旁人叫你先生。”母亲把粥推到我手边，“粮是县令命人开的，案是衙役查的，挨饿的人也不是你。你看清了一层道理，很好；若把后面所有功劳都揽到自己怀里，便不好了。”
那十页书，我多抄了一遍。
两年后，北境学正到县中讲学。
他听说过我的名字，特意让我坐在最后一席。讲到一半，他放下书卷，问在场学生：“圣贤一处说亲亲相隐，一处又说大义灭亲。若父兄犯错，究竟该隐，还是该告？”
前排几名年长学生各引章句，争得互不相让。
学正越过众人看向我。
“徐砚衡，你说。”
我问：“所犯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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