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22章 花盆底下有张纸（1/2）

那天早上我路过周寡妇家门口，看见她男人站在院子里，两只手搓来搓去，像是有话说不出口。

周寡妇叫春兰，其实也不算寡妇，男人活着，只是常年在外头打工。村里人都这么叫惯了，她也应。她男人叫建国，在镇上砖厂搬砖，一个月回来一趟。这回不知道怎么了，大清早的，我拎着豆浆油条往厂里赶，就撞见他们两口子在院子里站着。

建国先开的口。他伸出手，想去握春兰的手。春兰那只手本来插在围裙兜里，被他拽出来，像根木头似的任他握着。

“媳妇，”建国说，“我要走了，你要想我啊。”

我差点笑出声。四十岁的人了，说这话也不害臊。春兰比我小两岁，但看着比我老相，大概是一个人操持家累的。她甩开建国的手，往围裙上擦了擦，说：“知道了，知道了。”

建国还不走，又往前凑了凑：“我走之前……我想亲亲你。”

这下我真憋不住了，假装咳嗽两声，从他们门口快步走过去。余光里看见春兰往后退了一步，脸涨得通红，说：“都是老夫老妻的，有什么亲的？你赶快走吧，你去赚钱吧。”

我过了他们家拐角，放慢脚步，到底没忍住回头看了一眼。建国背着个蛇皮袋子往村口走，一步三回头。春兰站在门槛里头，没动。

等我走到村口豆浆摊，建国正从那经过，低着头，步子迈得很大。卖豆浆的老陈头冲他喊：“建国，又出去挣钱啦？”建国点点头，没停。

我坐下来要了碗豆浆，两根油条。厂里八点上班，还早。

老陈头一边给我舀豆浆一边说：“建国这人，老实。就是娶了个厉害媳妇。”

我没接话。春兰厉害不厉害我不知道，我跟她不熟。我在镇上纸箱厂当库管，每天跟数字打交道，下班就回我妈那儿吃饭，村里人认识的不多。

喝完豆浆，我往厂里走。路过春兰家的时候，我鬼使神差地又看了一眼。

院门关着。

但那盆花，早上还摆在门口台阶上的那盆吊兰，不见了。

我当时没往心里去。花盆嘛，可能是搬进去浇水了。

到厂里打完卡，我刚进库房，同事小刘就凑过来了。小刘是出纳，比我小五岁，整天八卦这个八卦那个。

“田姐，”她压低声音，“你知道不，周建国家的，那个……”

我手里拿着盘点表，头也没抬：“哪个？”

“春兰啊，”小刘说，“我表嫂跟她一个村嫁过来的，说她家那个花盆，有问题。”

我这才抬起头：“花盆？”

“嗯，”小刘神神秘秘的，“说那花盆底下，压着东西。建国每次出门，她都要搬出来。建国一回来，她又搬回去。”

我脑子里突然闪过早上那一幕——春兰站在门槛里，没送建国，但眼睛一直盯着……盯着什么？不是建国，是他脚边？是那盆花？

“压着什么？”我问。

小刘摇头：“不知道。我表嫂也说不上来，就是村里人传的。”

我没再问。库房里闷热，电扇吱呀吱呀转着，我对着盘点表发了会儿呆。

中午去食堂吃饭，碰见我们主任老赵。老赵五十多了，在厂里干了三十年，什么人都认识。他端着餐盘在我对面坐下，问我这个月的库存报表做好没有。

我说快了。

他点点头，忽然说：“你今天早上，从周家门口过的？”

我愣了一下：“您怎么知道？”

“有人看见了，”老赵夹了一筷子土豆丝，“说你站在那儿看了好一会儿。”

我心里有点不痛快。这村里，真是干什么都有人盯着。

“没看什么，”我说，“就是路过。”

老赵笑笑，没再问。但他那笑，让我觉得他知道点什么。

下午下班，我特意绕了远路，从春兰家后头那条巷子走。她家后墙有个小窗户，窗台上摆着那盆吊兰。窗帘拉着，看不清里头。

我站了一会儿，正要走，窗户突然开了。

春兰探出头来，吓了我一跳。

“你站这儿干嘛？”她看着我，眼神直愣愣的。

我有点慌：“没……路过。”

她盯着我看了几秒，忽然说：“进来坐坐？”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进去了。

她家收拾得干净，堂屋地上铺着塑料地板革，擦得发亮。那盆吊兰就放在墙角，叶子绿油油的。

春兰给我倒了杯水，在我对面坐下。

“你是纸箱厂那个田会计吧？”她问。

“库管，”我说，“不是会计。”

她点点头，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你今天早上，都看见了？”

我心里一跳：“看见什么？”

“他……”她顿了顿，“建国要走的时候，那个样子。”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她低着头，手指在膝盖上划来划去。

“他每次走都这样，”她说，声音很轻，“每次都说那些话。说了二十年了。”

二十年。我算了算，春兰今年三十八，那就是十八岁嫁过来的。

“你不耐烦他？”我问。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我读不懂，像是笑，又像是哭。

“不耐烦？”她重复了一遍，忽然站起来，走到墙角，把那盆吊兰搬起来，放在我脚边。

“你看看。”

我低头看。吊兰长得很好，叶子垂下来，盖住了花盆边缘。我伸手拨开叶子，花盆是那种普通的红陶盆，没什么特别。

“翻过来。”春兰说。

我把花盆轻轻倾斜，看见盆底压着一张纸。纸折得很小，塞在盆底和托盘之间，发黄了，边角都毛了。

“打开。”春兰说。

我把那张纸抽出来，展开。

是一张信纸，对折的，上面写着字。钢笔字，歪歪扭扭的：

“春兰，我走了。你别怪我。我一定会回来的。等我。”

落款日期是二十年前。

我抬起头，看着春兰。

她坐回凳子上，眼睛看着窗外。

“他第一次出门打工那天写的，”她说，“偷偷塞在花盆底下。我第二天才发现。”

我把信纸折好，不知道该放回原处还是递给她。

“后来每次走，他都写一张？”我问。

春兰摇头：“就这一张。他说，写一次就够了，反正都是这句话。”

我捏着那张纸，忽然觉得有点沉。

“那你为什么……每次他走，都把这个搬进来？”我问，“等他回来，又搬出去？”

她没回答，站起来走到门口，往外看了看。天色暗下来了，巷子里没人。

“你跟我来。”她说。

我跟她出了门，穿过两条巷子，走到村东头一块空地上。那里有个小土坡，长满了杂草。春兰站在土坡前，指着坡底下一块地方。

“那儿，”她说，“埋着东西。”

我顺着她手指看过去，什么也看不出来，就是一片杂草。

“埋的什么？”

春兰转过身，看着我。天快黑了，她的脸在暮色里看不太清楚，但那双眼睛亮得吓人。

“你真想知道？”

我点点头。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说了。然后她开口，声音平静得像在说别人家的事：

“我第一个男人。”

风忽然大起来，吹得杂草刷刷响。我后背一阵发凉。

“你……第一个？”

“我不是周家的人，”她说，“我是十七岁那年，被人带到这里来的。那个人说带我去城里打工，结果把我卖给了周家。周家那个儿子，有病，躺在床上起不来。他爸妈花了两千块钱，买我给他当媳妇。”

我站在原地，手脚发冷。

“后来呢？”我问。

“后来，”她看着那片杂草，“他死了。我埋的。周家老两口也死了。剩下建国，他是那人的堂弟，比我大三岁，从小就喜欢我。他爸妈不同意，他就等，等到三十岁，终于把我娶了。”

我想起建国那张憨厚的脸，想起他早上握着春兰的手说“你要想我啊”。

“他知道吗？”我问，“这个……”

春兰摇头：“不知道。我跟他说，我娘家没人了，逃荒来的。他信。”

风更大了，吹得我睁不开眼。春兰往回走，我跟在后面。走到她家门口，她停下来，转身看着我。

“田会计，”她说，“你信命吗？”

我没回答。

她推开门，进去了。那盆吊兰还在墙角，信纸被我捏在手里，忘了还给她。

我站在门外，看着那张发黄的纸，看着那几行歪歪扭扭的字。二十年前，建国写下这些话的时候，知不知道她要等的是这个？知不知道她每天搬进搬出的，不只是他的一片心，还有她埋了二十年的秘密？

我回到家，我妈正在厨房炒菜，油烟机轰轰响。我坐在沙发上，手里还捏着那张纸。

吃饭的时候，我妈问我今天怎么了，心不在焉的。

我说没事。

晚上躺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起春兰的眼神，想起她说“你信命吗”，想起那片杂草底下的东西。

第二天上班，小刘又凑过来。

“田姐，”她说，“我表嫂说，周建国家的那个花盆，昨天下午搬进去了，没搬出来。”

我看着她。

“建国不是早上才走吗？怎么晚上就搬进去了？”小刘眨着眼睛，“肯定有事。”

我没说话。下班的时候，我又从春兰家后头那条巷子走。窗户关着，窗帘拉着，那盆吊兰摆在窗台上，叶子在风里轻轻晃。

我站了一会儿，转身要走，窗户开了。

春兰探出头来，这回没问我站这儿干嘛，只是看着我。

“那张纸，”她说，“你还没还我。”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发黄的信纸，递给她。她接过去，看了看，忽然笑了。

“二十年了，”她说，“他写的字还是那么难看。”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她把信纸叠好，又塞回花盆底下。

“我明天早上搬进去。”她说。

“为什么？”我问。

她看着我，暮色里那张脸忽然年轻起来，像是二十年前刚到这里的样子。

“因为他在外面挣钱，”她说，“我得等他回来。”

我站在那儿，看着她关上窗户，拉上窗帘。那盆吊兰在窗台上，叶子绿油油的，底下压着二十年前的一张纸。

我往回走，走到巷子口，回头看了一眼。她家亮起灯来，昏黄的，从窗帘缝里透出来。

第三天上班，小刘又来了。

“田姐田姐，”她说，“周建国家的，今天早上又把花盆搬出去了。”

我点点头。

“你说她到底在搞什么？”小刘问，“搬来搬去的，不累吗？”

我说：“不累。”

小刘看着我，一脸不解。

我没解释。

有些事，解释不清的。

比如春兰为什么每天搬那个花盆。比如她为什么把那片杂草底下的秘密守了二十年。比如建国写那张纸的时候，是不是真的相信她会等他。

比如我，一个外人，为什么站在她家窗户底下，看着那盆吊兰，看了那么久。

第四天，厂里出事了。

老赵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我这个月的库存报表有问题，数字对不上。

我说不可能，我盘了三遍。

老赵把报表拍在桌子上：“你自己看看，这批纸箱的进库日期，跟出库日期差了三天。这三天里，货在哪儿？”

我拿起报表看，脑子嗡的一声。

数字是对的，但日期真的错了。我写的时候没注意，把一批货的进库日期写晚了两天。

“田颖啊，”老赵叹气，“你在厂里干了五年，从来没出过错。这几天怎么了？”

我站在那儿，说不出话。

怎么了？我也不知道。自从那天早上路过春兰家门口，看见建国握着她的手说那些话，看见她搬进搬出那盆花，看见那张发黄的信纸，听见她说的那些事，我脑子里就一直乱糟糟的。

“回去重做，”老赵说，“下次注意。”

我拿着报表出来，小刘在门口等我。

“老赵骂你了？”她问。

我摇摇头。

“你别往心里去，”她说，“老赵就是那个脾气。”

我回到库房，对着电脑，怎么也静不下来。脑子里一会儿是春兰的脸，一会儿是那片杂草，一会儿是建国背着蛇皮袋子的背影。

下午下班，我没回家，又去了春兰家。

她正在院子里洗衣服，看见我进来，没说话，指了指旁边的小凳子。

我坐下，看着她搓衣服。她的手很粗，指节突出，是干惯了活的。

“今天又来了？”她说。

“嗯。”

“报表的事，我听说了，”她头也不抬，“你们厂里有人跟我说的。”

我没问是谁。这村里，什么事都传得快。

“你是因为我才出错的？”她问。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不是。”

她笑了，抬起头看着我：“田会计，你不会说谎。”

我看着她的脸。夕阳照在她脸上，皱纹很深，但眼睛很亮。

“我知道你会再来，”她说，“从你那天站在我家窗户底下，我就知道。”

“为什么？”

“因为你跟我一样，”她低下头，继续搓衣服，“心里有事，放不下。”

我坐在那儿，看着她的背影。她瘦，肩膀窄，但背挺得很直。

“你那个男人，”她忽然说，“是死了还是走了？”

我心里一紧。

“你怎么知道？”

“猜的，”她说，“你一个人住娘家，从不提男人孩子，也不见有人来看你。不是死了就是走了。”

我沉默了很久。

“走了，”我说，“十年了。”

“跟人走的？”

“嗯。”

她停下手里的动作，抬起头看着我。

“那你比我强，”她说，“我是被带来的，你是自己留下的。”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强。

那天晚上，我在她家吃的饭。她做的面条，搁了点青菜，打了两个鸡蛋。我们坐在堂屋里，对着那盆吊兰，吃面。

“建国每次回来，都给我带东西，”她说，“上次带了一件棉袄，上上次带了一双皮鞋。我都放着，没舍得穿。”

“为什么？”

她放下筷子，看着那盆吊兰。

“因为穿了就旧了，”她说，“放着，还是新的。”

我看着那盆吊兰，叶子在灯光下绿得发亮。

“你恨他吗？”我问，“建国？”

她想了想，摇头。

“不恨。他是个好人。要不是他，我当年可能就死了。”

“那那个人呢？”我问，“带你来的那个？”

她沉默了一会儿，低头继续吃面。

“死了，”她说，“早就死了。我埋的那个，就是他。”

我手里的筷子差点掉了。

“你……埋的是他？”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平静得像一潭水。

“他把我卖了两千块钱，自己拿了钱要走。周家的人不让，说他得把人送到，钱才能拿。他不干，半夜来偷我。周家那个儿子，躺在床上，动不了，喊不出声。他进来，捂我的嘴，拖我走。我挣不开，摸到床边一个东西，就砸下去了。”

她说的很平静，像是在说别人家的事。

“然后呢？”

“然后他死了。我在地上坐了一夜，天快亮的时候，把他拖到村东头那块空地，挖坑埋了。周家老两口不知道，他们以为他拿了钱走了。建国也不知道，他那时候还在镇上念书，没回来。”

我看着她，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些年，没人找过？”我问。

她摇头：“他是外地人，来这儿就是骗钱的，没人认识他。死了就死了。”

“那你为什么告诉我？”

她看着我，忽然笑了。

“因为你有天会帮我写出来，”她说，“你不是会计吗？你会写字。你把这些事写下来，等我死了，让以后的人知道，周家的春兰，不是生来就这样的。”

我看着她，心里翻江倒海。

“你自己不会写？”

“不会，”她说，“我一天学都没上过。建国教我认了几个字，会写自己的名字，会写‘春兰’两个字。”

我想起那张发黄的信纸，想起上面歪歪扭扭的字。建国写的，她认得，但写不出来。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我问，“建国？”

她低下头，看着碗里的面。

“告诉他什么？说他堂哥是来卖我的？说我把他打死了？说我埋了二十年？他知道了，怎么办？告我？还是瞒着？告我，我没命了。瞒着，他这辈子心里都压着个石头。”

我沉默。

“有些事，”她说，“烂在肚子里，比说出来好。”

那天晚上回去，我躺在床上，很久没睡着。

想起春兰说的话，想起她平静的眼神，想起那片杂草底下的东西。二十年了，她每天从那片空地旁边走过，每天对着那个秘密吃饭睡觉洗衣服，每天等建国回来，每天搬进搬出那盆花。

她是怎么熬过来的？

第二天上班，我把报表重新做了一遍，交给老赵。他看了看，点点头。

“对了，”他说，“田颖，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是有，可以请两天假。”

我说没事。

回到库房，小刘又凑过来。

“田姐，你知道吗，周建国家的，今天早上又把花盆搬进去了。”

我愣了一下：“建国不是走了才三天吗？”

“是啊，”小刘说，“所以奇怪啊。我表嫂说，以前都是建国走的时候搬进去，回来的时候搬出来。这次怎么刚走就搬进去了？”

我心里忽然有点不安。

下午下班，我没回家，直接去了春兰家。

院门开着，但屋里没人。我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喊了两声，没人应。

我往后头走，穿过两条巷子，走到村东头那块空地。

远远的，我看见一个人站在那儿。

春兰。

她站在那片杂草前面，背对着我，一动不动。

我走近，她没回头。

“你怎么来了？”她问。

“你花盆搬进去了，”我说，“今天早上。”

她沉默了一会儿，忽然笑了。

“你倒是关心我。”

我没说话，站在她旁边，看着那片杂草。天快黑了，风很大，草刷刷响。

“我今天来，”她说，“是想看看他。”

“谁？”

“那个人。”她指着那片杂草，“二十年了，我没来看过。今天忽然想来看看。”

我看着那片地，什么也看不出来。草长得比别处高，密，别的没什么不同。

“你看见什么了？”我问。

她摇头：“什么也没有。只有草。”

风更大了，吹得她头发散开。她瘦，站在风里，像一棵草。

“我想好了，”她说，“等建国这次回来，我告诉他。”

我心里一跳：“告诉他什么？”

“全部。”她说，“从那个人带我来，到我砸下去，到我埋他，到这二十年。全部告诉他。”

“为什么？”

她转过头，看着我。天快黑了，她的脸看不清，但眼睛亮得吓人。

“因为我不想再搬那盆花了，”她说，“二十年了，我搬够了。”

我站在那儿，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会怎么对你？”我问。

“不知道，”她说，“可能恨我，可能告我，可能……算了。”

“你不怕？”

她沉默了很久。

“怕，”她说，“但更怕他死的时候，还不知道我是谁。”

我看着她，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她等了二十年，不是等他回来，是等他准备好。

准备好听她说这些。

准备好知道她是谁。

准备好接受一个杀了人的女人。

那天晚上，我陪她在空地站了很久。天黑透了，星星出来，风停了，草不动了。

“回去吧，”我说，“明天还要上班。”

她点点头，跟我往回走。

走到她家门口，她停下来，转身看着我。

“田会计，”她说，“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谢你听我说这些，”她说，“二十年了，我没跟任何人说过。”

我看着她，忽然有点想哭。

“我明天再来。”我说。

她笑了，点点头，推门进去了。

我站在门外，看着那扇关上的门，看着窗台上那盆吊兰。它在月光下，叶子垂着，底下压着那张发黄的纸。

我往回走，走到巷子口，回头看了一眼。

她家亮着灯，昏黄的，从窗帘缝里透出来。

第五天，春兰没出门。

我下班去找她，院门关着，敲了半天没人应。窗户也关着，窗帘拉着，看不见里头。

我站在门外，有点慌。

又敲，还是没人应。

我绕到后头，从那个小窗户往里看。窗帘拉着，什么也看不见。

我站在那里，忽然听见身后有脚步声。

回头一看，是卖豆浆的老陈头。

“找春兰？”他问。

“嗯，她在家吗？”

老陈头摇摇头：“一大早出去了，背着个包袱，往村口走的。”

我心里一紧：“去哪儿了？”

“不知道，”老陈头说，“问她也不说，就是低着头走。”

我站在那儿，脑子里一片空白。

她走了？

她不是说等建国回来告诉他吗？怎么走了？

我跑回她家门口，又敲，还是没人应。我推了推门，门开了，没锁。

我进去，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桌上放着一张纸。

我拿起来看，是那张发黄的信纸，建国二十年前写的。旁边还有一张纸，新的，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

“田会计，我走了。别找我。那盆花，你帮我搬。”

我看着那张纸，手在抖。

我跑出屋，跑到窗台前，那盆吊兰还在。我把它搬起来，翻过来，底下压着那张发黄的信纸。

我站在那儿，捧着那盆花，不知道该干什么。

春兰走了。

她真的走了。

我站在她家门口，捧着那盆吊兰，看着那张发黄的信纸，忽然想起她说的那句话：

“二十年了，我搬够了。”

她不是等建国准备好，是她自己准备好了。

准备好离开。

准备好把一切都放下。

我抱着那盆花往回走，走到巷子口，碰见小刘。

“田姐，”她看着我手里的花盆，“这不是周建国家的吗？怎么在你手上？”

我没说话，继续走。

“田姐？”她在后面喊，“你怎么了？”

我回到家，把花盆放在阳台上。我妈看见了，问哪来的，我说朋友的。

晚上吃饭，我没胃口，吃了几口就放下了。

我妈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

躺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起春兰的脸，想起她说的话，想起她站在那片杂草前面的背影。

她去哪儿了？

她能去哪儿？

她一个人，没读过书，没出过远门，能去哪儿？

第六天，我请了假。

我去镇上派出所，问有没有一个叫周春兰的女人报案或者找过。人家查了半天，说没有。

我去车站，问卖票的有没有见过这么一个人，四十来岁，瘦，背着包袱。卖票的说每天那么多人，记不清。

我站在车站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忽然觉得自己很傻。

她要走，怎么会让我找到？

我回到村里，去了那片空地。杂草还是那么高，风一吹，刷刷响。我站在那儿，看着那片地，心里忽然有个念头。

她会不会……

我不敢往下想。

往回走的时候，碰见老陈头。

“找着没？”他问。

我摇头。

他叹了口气：“别找了。她要走，肯定是想好了的。”

我点点头，往回走。

走到春兰家门口，我停下来。门还开着，里头空空的。我进去，站了一会儿，看见墙角有个东西。

是个包袱。

我拿起来看，里头是几件旧衣服，一双皮鞋，一件棉袄。都是新的，没穿过。

建国给她买的。

她没带走。

我抱着那个包袱，站在空荡荡的屋里，忽然哭了。

第七天，建国回来了。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得到消息的，可能是村里人打电话给他的。我下班回来，就看见他家门口围了一堆人。

我挤进去，看见建国站在院子里，手里拿着那张发黄的信纸。

他抬起头，看见我。

“田会计，”他说，“你知道她在哪儿？”

我摇头。

他看着那张纸，手在抖。

“二十年了，”他说，“我写了这张纸，她藏了二十年。”

旁边的人都在议论，说什么的都有。建国没理他们，只是看着那张纸。

“她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一直不懂。”

“什么话？”

他抬起头，看着我。

“她说，等我想好了，就告诉你。我问她告诉我什么，她不说。”

我站在那儿，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她说过，等他准备好。

等他准备好知道她是谁。

可是他还没准备好，她就走了。

建国把那封信叠好，揣进口袋里，转身往外走。

“你去哪儿？”有人问。

他没回头。

我追上去，拉住他。

“你别找了，”我说，“她说，别找她。”

建国停下来，看着我。

“她跟你说的？”

我点点头。

他站在那儿，沉默了很久。

“她有没有说为什么？”

我看着他，不知道该不该说。

那些事，是她的秘密，不是我的。

“没有，”我说，“她只说，让你别找她。”

建国低下头，看着地上。

“二十年了，”他说，“我等了她二十年。”

我忽然想起来，他等了她二十年，她也等了他二十年。

他等她嫁给他。

她等他准备好。

可是他们等的，不是同一个东西。

建国走了。他没再问，也没再找。他回砖厂去了，继续搬砖。

那盆吊兰，我搬回自己家了。每天浇水，看着它长。叶子越来越绿，越来越长，垂下来，都快拖到地上了。

有时候我站在阳台上，看着那盆花，会想起春兰。

想起她说“二十年了，我搬够了”。

想起她说“有些事，烂在肚子里，比说出来好”。

想起她说“等他死的时候，还不知道我是谁”。

她现在在哪儿？

过得好不好？

有没有人听她说那些事？

不知道。

第八天，我去厂里上班，小刘又凑过来。

“田姐，”她说，“你知道吗，周建国家的那个花盆，现在在你家？”

我点点头。

“那你知不知道，那花盆底下有什么？”

我心里一跳：“什么？”

“我表嫂说的，”她压低声音，“说那花盆底下，压着一张纸。周建国写的，二十年前写的。”

我看着她，没说话。

“你知道吗？”她问。

“知道。”

“写的什么？”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没什么，就是他出门打工的时候，写的几句话。”

小刘眨眨眼睛：“就这？”

“就这。”

她有点失望，但还是不甘心：“那他媳妇为什么天天搬进搬出？”

我看着她，忽然想起春兰说过的话：

“你帮我写出来。”

我看着小刘，说：“因为那是她唯一的东西。”

“什么？”

“她嫁过来二十年，什么都没有。就只有那张纸。搬进搬出，是因为那是她的。”

小刘看着我，好像没听懂。

我没再解释。

第九天，我去镇上买东西，路过砖厂门口，看见建国。

他正在搬砖，光着膀子，汗流浃背。我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他没看见我。

我想走过去，跟他说点什么，但想了想，又算了。

说什么？

说她可能还活着？

说她可能过得好？

说那张纸你还留着吗？

不知道。

我转身走了。

第十天，我下班回家，发现阳台上那盆吊兰不见了。

我愣了一下，四处找，没找着。

我妈从厨房出来，说：“你那个朋友来过了，把花搬走了。”

“哪个朋友？”

“就那个，瘦瘦的，姓周那个。”

我站在那儿，心里咚咚跳。

“她说什么没有？”

我妈想了想：“没说啥，就说来拿她的花。我问她要不要等你回来，她说不用，就走了。”

我跑出门，往春兰家跑。

门关着，但没锁。我推开门，进去，看见那盆吊兰放在墙角。

她回来了？

我站在那儿，四处看，没人。

“春兰？”我喊。

没人应。

我走到里屋门口，往里看了一眼。

床上躺着一个人。

春兰。

她闭着眼睛，脸色很白，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我跑过去，握住她的手，凉的。

“春兰？”我喊她。

她睁开眼睛，看见我，嘴角动了动，像是想笑。

“回来了？”她说，声音很轻。

“你怎么了？”

“没事，”她说，“就是走不动了。”

我看着她，眼泪掉下来。

“你去哪儿了？”

她闭上眼睛，歇了一会儿，才说：

“去看他了。”

“谁？”

“那个人。”她说，“埋他的地方。我去看了。”

我愣住。

“你……去看他？”

她点点头。

“二十年了，”她说，“我没去看过。那天想去看，就去了。”

“然后呢？”

“然后发现，”她睁开眼睛，看着我，“那儿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

“那片地，被人平了。草没了，土没了，什么都没了。盖了房子，新盖的。”

我看着她，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躺在那儿，眼睛看着天花板，嘴角带着一点笑。

“没了，”她说，“什么都没了。二十年，就什么都没了。”

我握住她的手，凉的，越来越凉。

“建国呢？”我问，“他知道你回来吗？”

她摇头。

“不告诉他，”她说，“别告诉他。”

“为什么？”

她转过头，看着我。

“因为我现在这个样子，”她说，“他看见了，会难过。”

我想说点什么，但说不出来。

她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忽然又睁开。

“那盆花，”她说，“你帮我搬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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