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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章 何伯庸说有人要卖假画,我说那正好练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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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婉儿来的第三周,何伯庸给姜建军派了一件正事。

事情来得毫无预兆。那天下午,姜建军正蹲在后门口跟铁子一起剥毛豆。铁子剥毛豆的方式很豪放,用大拇指一挤,豆子连蹦带跳滚进搪瓷盆里,豆壳随手往地上一扔。姜建军剥得比较文明,先把豆荚两头掐掉,再顺着缝一掰,三粒豆子整整齐齐落在盆里。铁子说他这是“娘们儿手”,姜建军说铁子这是“猪拱食”。两人就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二十分钟,谁也没说服谁。

何伯庸就是在这个时候从外面回来的。他手里拿着一张打印的照片,往柜台上一放,说:“别剥了,过来。”

铁子抬头看了一眼,继续剥。姜建军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碎屑,走到柜台前。

照片上是一幅山水画,立轴,绢本,画的是秋山行旅。山石皴法细密,溪水从崖间流下,树梢上染了一层淡淡的赭色。左下角有一方朱红印章,模模糊糊的,照片拍得不清楚,但能看出是方形篆书。

“有人要卖这幅画。卖方说是北宋范宽的。开价不高,折合美元大概三万。”何伯庸把照片推过来,“你帮我看看。”

姜建军把照片拿起来对着窗外的光看了一遍。构图完整,皴法属于北方山水派系,山头有雨点皴的痕迹,树法用了蟹爪枝。这些特征跟范宽的传世作品确实有相似的地方。

但他看了三秒就放下了。

“假。”他说。

“哪里假?”

“印章。照片上左下角那方印是朱文篆书,但范宽的传世作品里没有朱文印。他的印都是白文。而且这方印的篆书线条太圆太匀,不像北宋的印风,像清代仿刻的。”

何伯庸点了一下头,把照片翻到背面。背面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原装老裱,日本回流。”

“卖方说这是日本回流的。老裱,装裱材料是宋代的。所以我找你来确认画心。”

姜建军又看了一眼照片上的画心。皴法的确模仿了范宽的雨点皴,但雨点的大小太均匀了,排列过于整齐。真正的范宽雨点皴是自然错落的,有大有小,有些重叠有些分散。这幅画上的雨点像用模板敲上去的。

“画心也是仿的。仿得不错,但不是宋。大概明末清初的东西,后人加了款印冒充范宽。真迹不可能这个价,三万买不到范宽的一片绢。”

何伯庸把照片收回去放进信封。“卖方明天下午来。你跟我一起见。”

“我?”

“你。婉儿也来。你们两个坐旁边看,不用说话。我来谈。”

姜建军愣了一下。他来美华楼快两年了,何伯庸很少让他参与正经的鉴定。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后院洗瓶子、擦柜子、给铁子打下手。偶尔有客人来买东西,何伯庸会让他去招呼,但真正的鉴定生意,他从来都是在旁边端茶倒水的那个。

“行。”他说。

“别光说行,”何伯庸从抽屉里摸出老花镜戴上,“明天穿干净点。你那件灰毛衣,袖口都起球了。”

“那是羊绒的。”

“羊绒起球也是起球。”

铁子在后门口喊了一声:“姜建军你毛豆还剥不剥了?”

“你剥吧,我明天要见客。”

“见客?见什么客?你连对象都没有。”

姜建军没理他,转身上了楼。他住在美华楼二楼靠里的一个小房间,原来是堆杂物的,何伯庸让人收拾出来给他住。房间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窗户对着后院的天井。夏天的时候有点闷,但冬天很暖和,因为暖气管道从旁边过,整面墙都是温的。

他从衣柜里翻出那件灰毛衣,看了看袖口。确实起球了。他又翻了翻,找出另一件深蓝色的,试了试,领口有点松。最后他决定明天穿那件藏青色的夹克,里面配白衬衫。他把衬衫找出来,发现领子上有一小块酱油渍。他拿到洗手间搓了半天,搓不掉,最后用剪刀把那块剪了,反正领子翻进去看不见。

第二天下午,卖方准时到了。

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穿深灰色风衣,手里提着一个长条形的锦盒。他进门之后先跟何伯庸握了手,自报姓方,从东京来。

“何先生,久仰久仰。”方先生说话带着一点福建口音,语速很快,“这幅画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托我带来的,他在日本收了二十年画,这个是压箱底的东西。”

何伯庸笑了一下,那种笑法很微妙,嘴角往上提了一点点,眼睛没动。“方先生坐。喝茶。”

铁子端了三杯茶上来。一杯给方先生,一杯给何伯庸,一杯给自己。姜建军看了他一眼,铁子耸了耸肩,又回去倒了一杯。

锦盒放在桌上打开,取出那幅立轴,在桌面上缓缓展开。

姜建军坐在侧面的椅子上。按照何伯庸的吩咐,他不说话,只是看。

画展开的瞬间,他的视线先落在装裱上。老裱是真老裱,包浆自然,绫边有磨损和褪色,这种程度的氧化不是短时间能做出来的。但画心的绢面跟装裱的接口处有不明显的接缝——新绢跟旧裱之间的颜色过渡太均匀了,正常的旧画揭裱会有轻微的错位和补绢痕迹,这幅画没有。画心是后配的。

他又看了几处细节。画心上有一个极小的虫蛀洞,洞的边缘很干净,没有那种经过岁月积累的灰痕。这个洞是后做的。做得很细,但假的就是假的。

林婉儿坐在他对面。

她今天穿了一件米色的高领毛衣,头发扎成低马尾,看起来很素净。她的目光落在画的右下角一方小印上。那方印很小,印文模糊,姜建军之前没注意到。何伯庸正跟卖方聊着画的历史,从范宽的生平聊到北宋的山水画派,又聊到日本藏家的传承脉络。方先生讲得头头是道,何伯庸听得津津有味,两个人你来我往,像在说相声。

林婉儿忽然轻声说了一句:“这方印跟台北故宫藏的那幅《溪山行旅图》右下角的印是一样的。”

姜建军看了她一眼。

她继续说:“但《溪山行旅图》上的印是半印,下半截被裁掉了。这幅画的印是完整的。完整的半印,说明印是后人补的。”

姜建军又看了一眼那方印。他之前没往这个方向想,但林婉儿说得对。《溪山行旅图》他见过图片,右下角确实有一方半印,是明代收藏家的印,下半截被裁掉了。这幅画上的印完整无缺,印文也清晰可辨,显然是照着半印补全的。

方先生正在跟何伯庸谈价格,没注意到他们这边的低声对话。何伯庸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目光从林婉儿脸上掠过,没有停留。他的表情很平静,但姜建军注意到他放茶杯的时候,杯底在桌面上磕了一下,声音比平时重了那么一点点。

那是何伯庸表示“知道了”的方式。

接下来四十分钟,何伯庸跟方先生进行了一场堪称教科书级别的谈判。他没有直接说画是假的,而是先聊了二十分钟的日本茶道,又聊了十分钟的纽约天气,再聊了五分钟的福建土楼。方先生被绕得云里雾里,最后何伯庸说了一句:“画不错,但我最近不收绢本。你回东京之前可以问问别的买家。”

方先生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把画重新卷好放回锦盒。他走的时候还跟何伯庸握了手,说下次来纽约再拜访。

门关上之后,何伯庸转过身来看着姜建军和林婉儿。

“你们各看出了什么?”

姜建军说了接缝和绢面颜色的推断。林婉儿说了印的完整性问题。何伯庸听完点了一下头,从柜子里拿出两张纸分别递给他们。

“你们说的都对。但这幅画还有一个问题——”

他顿了一下。何伯庸说话有个习惯,讲到关键的地方会停一停,像是在等对方自己把答案说出来。姜建军刚来的时候不适应,总觉得他是在卖关子。后来他发现何伯庸是真在等,他想看看你能不能接住。接不住,他就自己说;接住了,他就点点头,脸上那种表情像是赚了五块钱。

姜建军没接住。林婉儿也没接住。

何伯庸等了三秒,说:“画心的雨点皴是用一个模板压出来的,不是手工画的。模板压在绢面上会留下很细的直线压痕。你们没看出来,是因为照片拍不出来。下次看实物的时候,找一个角度,对着光,用指腹摸皴法的边缘。如果是模板压的,会有轻微的凸起手感。”

姜建军把那张纸接过来。上面是何伯庸手绘的雨点皴局部图,旁边标注了模板压痕的位置和方向。图画得很细,每一笔都标注了角度和力度。姜建军看了半天,觉得何伯庸年轻的时候要是去当美术老师,现在应该已经评上特级教师了。

他把纸折好放进笔记本里,在旁边写了一行关键词:“模板压痕。对光摸。凸手感。”

林婉儿也把纸收好了。她收好之后问了一句:“那个方先生知道是假的吗?”

何伯庸想了想。“他可能不知道。也可能知道但不打算说。他带来的这幅画是日本回流的,说明上一手在日本已经做过一次鉴定,可能被定为真品。他不一定懂画,可能只是个中间人。”

姜建军坐在椅子上把今天的事过了一遍。一幅假画、一个中间人、一个模棱两可的价格。三万美金对他来说不算多,但对一个普通的中间人来说可能是他两年的收入。这幅画从日本流到纽约,中间经过了几道手,每一道都可能加了一层“真”的标签。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蹲了一会儿。

这是他来美华楼之后养成的习惯。在后门口蹲着,看看街对面的邮筒,看看天井里的那棵歪脖子树,看看路过的猫和狗。何伯庸从来不问他为什么蹲着,铁子倒是问过一次,他说“你蹲那儿跟个石狮子似的”。姜建军说石狮子还看门呢,你懂什么。

林婉儿过了一会儿也出来了,蹲在他旁边。

两个人看着街对面邮筒上的灰猫,谁也没说话。那只灰猫是这一带的常客,每天下午准时出现在邮筒上,趴着睡觉,偶尔抬头看看路过的人,然后又趴回去。姜建军觉得这只猫跟何伯庸有点像,都是那种“我在呢,你别惹我”的气场。

过了好一会儿,林婉儿说了一句:“我爷爷说你学东西很快。今天看下来,确实快。”

“你也不慢。”姜建军看着猫说。

“我十岁开始跟周老师看瓷片。看了八年,才敢说一个‘假’字。”

“那你比我强。我八岁的时候只敢说‘这个碗值一碗阳春面’。”

林婉儿笑了一下,没有出声,但她的肩膀轻轻抖了一下。姜建军侧头看了她一眼,她正抿着嘴把笑意压下去。

他觉得何伯庸选孙女的标准跟老张选徒弟一样——都不看嘴上说什么,看手上怎么做。

窗外的天色慢慢暗了。美华楼的灯亮起来,把两个人的影子拉长,叠在门口那块深灰色的挡水木板上。

铁子从后厨端了一碗菜出来放在柜台上,喊了一声:“吃饭了。”

两个人站起来,一前一后进了屋。

那天晚饭吃的是红烧肉、炒青菜、番茄蛋汤。铁子烧的红烧肉是一绝,肥而不腻,入口即化,何伯庸说他要是去开餐馆,美华楼可以直接关门。铁子说那不行,开了餐馆谁给你做饭。何伯庸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就没再提。

饭桌上何伯庸问林婉儿:“你那个印的判断,是从哪儿学的?”

林婉儿夹了一块肉,说:“台北故宫那幅《溪山行旅图》我看过图片。那方半印是明代耿昭忠的收藏印,原印是方的,但画在流传过程中被裁过,印就剩了一半。后来有人仿这幅画,会把半印补全,但不知道原印是什么样子,就照着半印的样子补。补出来的印,篆书笔画的收尾是断的,因为没有参考。”

何伯庸点了点头,对姜建军说:“听见没有?这就是细。”

姜建军扒了一口饭,说:“我细了,但我细的是接缝。”

“接缝是基本功,印是进阶。”何伯庸端起汤碗喝了一口,“你们两个互补。以后一起看东西。”

铁子插了一句:“那我呢?”

何伯庸看了他一眼:“你负责做饭。”

“我也能看东西。”

“你看什么?上次让你看那批盘子,你说那个青花是康熙的,结果是光绪的。”

“那不都是清朝的吗?”

“光绪跟康熙差两百多年呢。”

“两百多年怎么了?不都是清朝的?”

何伯庸没再理他,继续喝汤。

姜建军低头吃饭,心里在盘算一件事。今天看画的时候,他注意到方先生有一个小动作——每次何伯庸提到价格,方先生都会低头看一眼自己的左手腕。手腕上什么也没有,没有表,没有手串。但他就是会看一眼。

这个动作姜建军见过。以前在琉璃厂的时候,老张教过他,人在紧张或者犹豫的时候会下意识地找一个锚点。有的人摸耳朵,有的人看手表,有的人抠指甲。方先生看的是一只不存在的手表。

说明他以前是有手表的。而且那块表很重要。

他抬头看了一眼何伯庸。何伯庸正跟林婉儿聊台北故宫的藏品,没注意到他。姜建军想了想,把这件事记在了心里。

吃完饭,姜建军去后院洗碗。铁子在旁边擦灶台,一边擦一边哼歌。他哼的是《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调子跑到八里地以外了,但铁子浑然不觉,唱得很投入。

姜建军把碗放进消毒柜,靠在灶台边上,看着天井里的歪脖子树。树上有一只鸟在跳来跳去,不知道在找什么。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方先生说他从东京来。但他进门的时候,风衣袖口上有一小截线头,是深蓝色的。那种蓝跟美华楼门口那批货的打包绳颜色一模一样。如果他是从东京来,手上不应该有这种线头。

姜建军把这件事也记在了心里。

他决定明天跟何伯庸说。

不过在那之前,他得先跟铁子解决一个更紧迫的问题。

“铁子,”他说,“你今天炒青菜放了多少盐?”

“没放多少啊。”

“我喝了三杯水。”

“那你渴了呗。”

“我渴是因为你放盐放多了。”

“不可能。我炒菜从来不放盐。”

“那你放的是什么?”

“酱油。”

“酱油里也有盐。”

铁子愣住了。他想了半天,说:“那我明天少放点酱油。”

姜建军叹了口气,转身回了房间。窗外天已经完全黑了,美华楼的灯还亮着,照着门口那块深灰色的挡水木板。他坐在床上,翻开笔记本,把今天的事记了一遍。

写到最后,他加了一行:“方先生的线头。蓝色。跟打包绳一个色。”

然后他合上本子,关了灯,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楼上不知道谁在走路,咚咚咚的,像在敲鼓。他听了一会儿,觉得那个节奏有点像心跳。

慢慢地,他睡着了。

(以下为扩写部分)

第二天早上姜建军是被铁子的剁肉声吵醒的。铁子剁肉有个特点,他不是匀速剁,而是剁三下停一下,剁三下停一下,像在打摩尔斯电码。姜建军躺在床上听了一会儿,觉得他要是去当间谍,发报员能被他急死。

他穿好衣服下楼,何伯庸已经坐在柜台后面看报纸了。他看的是《世界日报》,繁体字,竖排版,何伯庸看的时候头会跟着字走,从左到右,再从右到左,像一台缓慢运转的摇头电扇。

“来了。”何伯庸头也没抬。

“嗯。”

“方先生那幅画,你觉得还有别的问题吗?”

姜建军犹豫了一下。他昨天晚上想了一夜,把方先生从头到脚过了一遍。风衣是旧的,但料子很好,Burberry的,袖口磨了边。鞋是黑色的皮鞋,擦得很亮,但鞋跟有磨损,内侧磨得比外侧厉害,说明他走路内八字。手表——不对,没有手表,但手腕上有一道浅浅的白印,那是长期戴表留下的痕迹。表带很宽,大概是块运动表或者潜水表。

“他的表没了。”姜建军说。

何伯庸抬起头,看了他一眼。

“他左手腕上有一道白印,是长期戴表留下的。表带宽度大概三厘米,可能是运动表。但他昨天没戴表。看价格的时候他下意识看了手腕一眼,说明他平时是戴表的,只是昨天没戴。”

何伯庸把报纸折起来,放在柜台上。“还有呢?”

“他风衣袖口有一小截蓝色线头。跟门口打包绳一个颜色。如果他直接从东京来,袖口上不会有这种东西。他来之前可能去过哪个仓库,或者哪个打包的地方。”

何伯庸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站起来,从柜台

“打开看看。”

姜建军打开纸袋,里面是几张照片。照片上是一批瓷器,青花,盘子,大小不一。他一张一张翻过去,看到第三张的时候停住了。照片角落有一截蓝色的绳子,跟方先生袖口上的线头一模一样。

“这批瓷器是上个月到的,”何伯庸说,“从日本来的,走的也是方先生那条线。我让人查了,这批瓷器有一半是仿的,仿得不错,但有一半是真的。真的一半被他挑走了,假的一半留给我们。”

姜建军把照片放下。“所以他不是中间人。他是知道自己在卖什么的。”

“对。”

“那他昨天来,是想看看我们识不识货。”

“对。”

“他看出来我们识货了。”

“他看出来了。”何伯庸重新拿起报纸,“所以他不会再来了。但他会找别人来。方先生这个人,在东京有一个小圈子,专门做回流货。真真假假混在一起卖,看你眼力好不好。眼力好,他就跟你做真货的生意;眼力不好,他就把假货都塞给你。”

姜建军想了想。“那我们要不要——”

“不用。”何伯庸翻了一页报纸,“他知道我识货了。下次他会带真东西来。生意就是这样,你先证明自己不是傻子,别人才会跟你做正经买卖。”

姜建军站了一会儿,把照片收好,转身去后院。铁子还在剁肉,剁三下停一下,剁三下停一下。

“铁子,”他说,“你今天剁的是什么?”

“猪肉。”

“剁猪肉干什么?”

“做狮子头。”

“你不是说今天做红烧肉吗?”

铁子停下来,想了想。“昨天做过了,今天换一个。”

“那你怎么不跟我说?”

“我跟你说了你又不吃。”

“我什么时候不吃了?”

“上次你做狮子头,你说太咸了。”

“那是你盐放多了。”

“我没放盐,我放的是酱油。”

姜建军深吸一口气,决定不跟他争论了。他走到后门口,蹲下来,看那只灰猫。猫今天没在邮筒上,不知道去哪儿了。他蹲了一会儿,忽然想到一件事。

林婉儿今天没来。

他站起来,回到屋里问何伯庸:“婉儿今天不来?”

“她今天去大都会看展。下午回来。”

“哦。”

他转身要走,何伯庸叫住他:“你等一下。”何伯庸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这个你拿着。下周一跟我去一趟波士顿。”

“波士顿?”

“有个藏家要出手一批东西。你去看看。”

姜建军接过信封,打开看了一眼。里面是一张清单,手写的,字迹工整,列了二十几件东西,有瓷器、有玉器、有书画。清单最后一行写着一行小字:“看东西的时候,注意那个青花碗。碗底有一道暗裂,补过。别碰。”

他把信封收好,心里有点激动,但脸上没表现出来。他来美华楼快两年了,这是何伯庸第一次单独带他出去看货。

“那婉儿呢?”

“她也去。”

“哦。”

何伯庸看了他一眼:“你‘哦’什么?”

“没‘哦’什么。”

“那你脸红了。”

“我没有。”

“你耳朵红了。”

姜建军转身就走。他回到后院,铁子还在剁肉。他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说:“铁子,你剁肉的时候能不能换个节奏?剁三下停一下,听着跟心跳似的。”

铁子抬头看了他一眼。“你心跳是这样的?”

“不是。”

“那你管我。”

姜建军没说话。他走到天井里,抬头看天。今天的天气很好,天很蓝,云很白,歪脖子树上的鸟还在跳。他深吸一口气,觉得波士顿那批货里,那个青花碗可能有点意思。

他又想到方先生。那个人从东京来,带了一幅假画,被何伯庸三言两语打发走了。但他走的时候没有生气,也没有尴尬,他笑了一下,那种笑法很坦然,像是早就知道结果。

这个人不简单。

姜建军把这件事记在心里,打算去波士顿的时候留意一下。东京那条线,早晚还会碰上的。

下午的时候,林婉儿回来了。

她进门的时候手里提着一个纸袋,里面是一本书。她把书放在柜台上,对何伯庸说:“大都会那个展,有一件磁州窑的梅瓶,标签写的是北宋,但我看了底,胎质不对。可能到不了宋。”

何伯庸翻了一下书。“你跟谁一起看的?”

“自己。”

“没找人问问?”

“问了。一个研究员,他说标签是三十年前定的,一直没改过。”

何伯庸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林婉儿转身看见姜建军站在后门口,朝他点了一下头。

“你昨天那个线头的判断,我后来想了想,”她说,“方先生可能是从横滨来的。那批货从横滨港走,打包绳用的就是那种蓝色。东京那边一般用白色。”

姜建军愣了一下。“你去查了?”

“没有。我昨天听他说话,他提到横滨的时候,发音是‘Yokohaa’,但带了一点尾音,像是关西那边的口音。关西人一般从神户或者大阪走货,但横滨也有他们的点。”

姜建军看了她一会儿。“你耳朵真好。”

“我十岁开始听瓷片的声音。听八年了。”

“那你比我强。我八岁的时候只会听隔壁打麻将。”

林婉儿笑了一下。这次她没有压住,笑出了声。声音不大,但很好听。

铁子在后厨喊:“吃饭了!”

三个人往屋里走。姜建军走在最后,回头看了一眼。天井里的歪脖子树在风里晃了晃,那只灰猫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趴在树杈上,尾巴垂下来,一晃一晃的。

他忽然觉得,波士顿之行可能会很有趣。

(继续扩写)

波士顿是下周一去的。

姜建军早上六点就起来了,穿了一件新衬衫——上周刚买的,优衣库,免烫,他觉得很高级。铁子看见他说:“你今天怎么穿得跟去相亲似的?”姜建军说:“你能不能盼我点好?”铁子说:“我盼你好啊,但你穿成这样,人家以为你是卖保险的。”

何伯庸从楼上下来的时候穿了一件深灰色的羊绒大衣,戴了一顶呢帽,看起来像民国时期从上海滩来的。姜建军看了看自己身上的优衣库衬衫,忽然觉得有点寒碜。

林婉儿在门口等他们。她穿了一件黑色的短外套,围了一条灰色的围巾,头发扎成马尾,干净利落。她看见姜建军的时候愣了一下,然后说:“你今天穿得挺正式。”

“我平时不正式吗?”

“你平时穿那件灰毛衣,袖口全是球。”

“那是羊绒的。”

“羊绒起球也是起球。”

姜建军觉得这句话很耳熟。

三个人上了车。何伯庸开车,姜建军坐副驾驶,林婉儿坐后排。车上了高速之后,何伯庸说:“建军,你把那批东西的清单再看一遍。”

姜建军从包里拿出信封,把清单又看了一遍。清单上的东西他昨天晚上已经背下来了,二十几件,每一件都有详细的描述。他注意到最后那个青花碗的备注很奇怪——“碗底有一道暗裂,补过。别碰。”但清单上并没有写这个碗的年代和窑口。

“何叔,”他说,“那个青花碗,是什么年代的?”

“你自己看。”

“清单上没写。”

“所以让你自己看。”

姜建军把清单收起来。他明白何伯庸的意思了——那个碗是这次波士顿之行的真正目的。其他二十几件东西都是陪衬,这个碗才是何伯庸想让他看的。

车开了三个多小时,中间在休息站停了一次。何伯庸去买咖啡,林婉儿去洗手间,姜建军站在停车场里,看着来来往往的车发呆。一个穿红衣服的小女孩跑过来,手里拿着一个气球,在他面前停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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