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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章 林婉儿蹲了七天(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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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华楼蹲门口学派

林婉儿住进来的第二周,姜建军发现自己蹲门口的方式变了。

这事说起来很丢人。他蹲了三年,风雨无阻,比美华楼门口那棵半死不活的梧桐树还准时,结果被一个从台北来的姑娘三天之内改得面目全非。老张后来总结说这叫“降维打击”,姜建军没听懂,但觉得应该不是什么好话。

首先是蹲的位置。

她第一天指出的那个门框右侧盲区,第二天就被他用一块旧木板挡住了。木板不高,大约膝盖那么高,钉在门框右侧的地面缝隙里,把那一小截视线死角填了大半。木板上没写字,就涂了一层深灰色的漆,远看像门口原来就有的一道挡水条。

说实话,钉木板的时候姜建军心里是有点不服气的。他蹲了三年,每天两趟,每趟十五分钟,风雨无阻,结果一个刚来两周的姑娘站在门口看了三秒钟,就说“你右边有一块看不到”。他当时没吭声,但当天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那个盲区。第二天一早,他趁着天还没亮,从后巷的废料堆里翻出一块旧木板,锯了锯,钉了上去。

钉完他退后两步看了看,觉得那块木板确实把盲区填了大半。但他又觉得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于是又给木板涂了一层深灰色的漆,让它看起来像门口原来就有的一道挡水条。

铁子经过的时候看了一眼,没说什么,继续扫地。

姜建军有点憋屈。他本来想好了,如果铁子问起来,他就说“门口地面不平,挡水用的”。结果铁子连问都没问,扫地的节奏都没变,刷刷刷地扫过去了。姜建军蹲在门槛上,看着铁子的背影,觉得自己精心准备的台词全白费了。

其次是蹲的时间。

以前姜建军固定在中午和下午各蹲一次,每次大约十五分钟。他蹲的时候很专注,眼睛一直盯着看,从左到右,从前到后,像一台人形监控摄像头。林婉儿蹲了三天之后提了一句:“你蹲的时候一直在看,从来没停过。人一直看东西,眼睛会漏掉边角。你应该隔几分钟停一次,眨几下眼,再看。”

姜建军当时的第一反应是:眨眼睛?蹲门口还要眨眼睛?这是什么道理?

但他没说出来。他只是点了点头,说“我试试”。他这个人有个好处,就是不管心里怎么想,别人提的建议他都会先试两天再说。老张说这叫“虚心”,何伯庸说这叫“笨人有笨福”,姜建军自己觉得这叫“反正试试又不会死”。

他试了两天,发现确实有变化。

停顿之后重新扫视的时候,视野边缘的细节比连续看的时候清楚。以前他盯着看十五分钟,眼睛累得发酸,回家还要滴眼药水。现在他看三分钟,停十几秒,眨几下眼,再看三分钟,眼睛不酸了,看到的东西反而多了。他甚至发现对面二楼窗户的窗帘换了一个颜色——以前是米黄的,现在变成了浅蓝。这事他蹲了三年都没注意到。

第三天他蹲完回屋,林婉儿正在桌前记笔记。她抬头看了他一眼,说:“你今天看到对面二楼了。”

姜建军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

“你回来的时候眼睛往那个方向扫了一下,嘴角动了一下。”林婉儿低下头继续写字,“你每次看到新东西,嘴角都会动一下。自己不知道吧?”

姜建军站在门口,觉得自己像被人扒了底裤。他嘴角动了一下——然后又赶紧抿住。

第三是记录方式。

他以前习惯把看到的每一条信息都记在本子上,一行一行写。他的笔记本是那种厚实的硬壳本,封面已经被磨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里面的纸页密密麻麻,字挨着字,行贴着行,有时候写得太挤了,后面还要用箭头补进去。他自己翻的时候都要找半天,但他觉得这样才叫“详细”。

林婉儿看了他的笔记本之后说了一句:“你记得太密了。字挨着字,后面翻的时候找不到重点。”

她建议他在每页的左侧留一列空白,专门用来标注关键词,正文写在右侧。

姜建军第一次试的时候很不习惯。他的字本来就大,正文往右挪了之后,一行只能写十几个字,翻两页就写完了。他觉得浪费纸,但又不好说什么,只能硬着头皮写。试了两天之后,他发现翻旧页的时候确实快了不少,关键词一栏扫一眼就能找回当时的观察重点。

“以前你翻本子要找三分钟,”林婉儿说,“现在三十秒够了。”

姜建军没说话,但他当天晚上去文具店买了三本新本子。老板问他买这么多干什么,他说“练字”。老板看了他一眼,没信。

这三个习惯改完之后,他蹲在门口的姿势跟以前明显不同了。

以前像一块石头定在那里,现在更像一个人在正常地东张西望。他的肩膀放松了,脑袋会转,眼睛会眨,偶尔还会把手插进兜里,看起来就像在等人。林婉儿蹲他旁边,两个人各看各的方向,偶尔低声交换一两句关于路人的观察,大部分时间不说话。

“那个拎红袋子的老太太,今天第三次了。”林婉儿说。

“她住隔壁街,每天下午去超市买特价菜。”姜建军说。

“她左脚有点跛。”

“上个月摔的,还没好利索。”

“你观察得挺细。”

“你也不差。”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继续看。

何伯庸注意到了这个变化。

有一天下午他坐在店里喝茶,看着门口两个蹲着的背影,对老张说了一句:“婉儿改了他三个习惯。”

老张正在剥花生,头也没抬:“她眼睛比他毒。他学得快。”

“她那三个习惯是她自己摸索出来的,我从来没教过。”

“所以她是她自己,不是你教出来的。”老张把花生仁放进嘴里,嚼了两下,“你该高兴。”

何伯庸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没接话。

他想起林婉儿小时候,大概七八岁,坐在他工作室的角落里看他修瓷器。他修一件青花碗,她就在旁边看,不吵不闹,一看就是一下午。他以为她在发呆,后来发现她在数他用了多少种工具。她数了三天,然后问他:“爷爷,你修釉面和修底足用的刀为什么不一样?”

他当时没回答,因为他自己也说不清楚。那是手感,是经验,是几十年养成的习惯。但一个七八岁的小孩看出来了。

“你那个孙女,”老张又说,“像你。”

“像我不好。”何伯庸放下茶杯,“我这辈子,看东西看得太明白了,活得累。”

“那你还教她?”

“她自己要学的,我没教。”何伯庸顿了顿,“我只是没拦着。”

老张笑了一声,把一颗花生扔进嘴里。

那天下午何伯庸给林婉儿多讲了一课——明代嘉靖青花的回青料发色特征,比平时多讲了二十分钟。

他平时讲课很精简,能一句话说清楚的绝不说两句。但那天下午他讲得特别细,从回青料的产地讲到当时的政治环境,又从政治环境讲到窑工的心态,最后才讲发色。林婉儿听得很认真,笔记上写满了关键词,但奇怪的是,她的笔记本上留了大片空白。

姜建军在旁边旁听的时候发现,林婉儿记笔记的方法跟他不一样——她不画图,只写关键词和色彩描述,笔记本上留了大片空白。

“你为什么不画图?”他后来问她。

“画图太慢了。”林婉儿说,“而且画出来的图不准。颜色这种东西,画在纸上跟实物差太多。写文字描述,以后翻的时候能想起来。”

“你怎么想起来?”

“靠脑子记。记不住的就说明不重要。”

姜建军觉得这话有道理,但又觉得哪里不对。他的笔记本上画满了各种图——门口行人路线图、对面二楼窗帘颜色变化图、隔壁街老太太的行走轨迹图。他画得很认真,每一张都密密麻麻,像作战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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