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二十二岁,迷雾重重,顺便牵出大鱼(2/2)
“一块玉佩。‘如朕亲临’。”
我控制住了自己的表情。但我的脑子里已经炸开了锅。
“那块玉佩在你手里?”
“不在。在刘富手里。他把它藏在了一个只有他知道的地方。”阿强的眼神有些飘忽,像是在回忆什么遥远的事情,“我跟他二十年,他从没告诉过我那个地方在哪。他说,那块玉佩是他的命。命,不能交给别人。命要自己保管。”
我深吸了一口气。这口气里包含了太多信息,我的脑子需要几秒钟来处理。
“阿强,你知道刘富藏在哪吗?”
“不知道。但我有线索。”
“什么线索?”
“一个地址。香港的。刘富被抓之前,让我把一个包裹寄到这个地址。他说,如果我出了事,就把这个包裹寄出去。他没说里面是什么,但我知道,很重要。”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条,递给我。他的手有点抖,不知道是害怕还是紧张。
纸条很旧,边角都卷起来了,上面的字迹有些模糊,像是用铅笔写的,又被橡皮擦过。但地址很清晰——香港,上环,永乐街,XX号。
“包裹里是什么?”
“不知道。我没打开。”
“你不好奇?”
“好奇。”阿强看着我,表情很认真,“但我不想死。好奇害死猫,我不想当那只猫。”
我把纸条收好。动作很慢,像是在收一张价值连城的支票——因为这张纸条的价值,可能真的价值连城。
“阿强,谢谢你。”
“别谢我。我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你,不是为了正义,不是为了任何人。就是为了我自己。”
“不管为了谁,帮了就是帮了。结果一样,原因不重要。”
我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衣服,准备走。
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停了一下,回头说了一句:“对了,你中午吃的那个猪脚饭,在巷子口右边第三家,加卤蛋不加香菜,我也去吃了一碗,味道不错。猪脚炖得很烂,卤蛋也很入味,就是有点咸。”
阿强愣了一下。他大概没想到我知道他的饮食习惯。
然后他的嘴角抽了抽——那大概是他表达“哭笑不得”的方式,介于笑和哭之间的一种表情。
“姜建军,”他叫住我,“小心点。那个地址,不简单。”
“怎么不简单?”
“因为收件人的名字,是‘先生’。”
我走出古董店,曼谷的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那种阳光跟纽约的不一样,纽约的阳光是温柔的,曼谷的阳光是暴力的——它直接砸在你脸上,不给你任何商量的余地。
铁子跟在我身后,什么都没说。但他把口袋里的手抽了出来,露出了匕首的刀柄——这是一种预备姿势,意思是“我现在进入了战斗状态”。
小虎在路边买了一份芒果糯米饭,正吃得不亦乐乎。糯米粘在嘴角,芒果的汁水顺着手指往下流,他吃得很投入,完全没注意到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什么。
“师父,你们谈完了?这个芒果糯米饭好好吃,你要不要来一份?椰浆很浓,芒果很甜,糯米很Q!”
我看着小虎吃得满嘴都是糯米的样子,忽然觉得这个世界还没有那么糟糕。不管外面有多少坏人,不管有多少阴谋,世界上总有人在认真吃一份芒果糯米饭,而且吃得很开心。
“来一份。”我说,“再加一个椰子。冰的。”
五、上环——以及我那不受控制的腿
回到酒店,我把纸条拿出来,看了又看。
香港,上环,永乐街,XX号。
这个地址,在何伯庸的势力范围内。我打电话给他。电话响了三声,他接了,背景音里有京剧的声音——他大概在听戏。
“何爷爷,你知道这个地址吗?”
何伯庸沉默了几秒。我几乎能听到他脑子里齿轮转动的声音——他在翻他的记忆库,在搜索这个地址的相关信息。
“知道。”
“那是什么地方?”
“一栋老楼。战前建的,有七八十年历史了。业主是一个离岸公司,注册地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查不到真正的owner。我查了三个星期,查到的只有一个注册代理人的名字,那个代理人三年前就去世了。死了的人不会说话,线索断了。”
“你去过吗?”
“去过。但那栋楼很普通,看不出有什么特别。楼下是香烛店,楼上住着几户人家,都是租客,跟文物没有任何关系。我蹲了两天,来来往往的都是普通人,买菜的大妈,放学的小孩,送快递的小哥,没有任何异常。”
“你能帮我查一下吗?”
“可以。但你要答应我,别自己去。我查到了告诉你,你别自己跑过去。”
我看着手机屏幕上何伯庸的名字,心里涌起一股暖流——然后毫不犹豫地决定忽略他的建议。
“好。”我说。
铁子在旁边看着我。
我挂了电话,看着铁子:“你猜我要说什么。”
“你要去香港。”
“对。”
“你刚才答应何伯庸了。”
“答应是一回事,做是另一回事。答应是为了让他安心,做是为了解决问题。”
铁子看着我,摇了摇头。那摇头的幅度不大,但充满了老母亲看熊孩子的那种无奈——那种“我管不了你但我还是要说你”的无奈。
“建军,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嘴上一套,心里一套。答应别人的事从来做不到,嘴上说‘好’,心里想的是‘再说’。”
“这叫‘灵活应变’。计划赶不上变化,答应的时候是当时的情况,现在情况变了,计划也要变。”
“这叫‘骗人’。”
“我没骗人。我只是——暂时没做到。等我做到了,就不算骗人了。何爷爷让我别自己去,我要是跟别人一起去,就不算‘自己去’了,对吧?”
铁子沉默了三秒钟。我几乎能看到他脑子里的逻辑链条在断裂。
然后他的嘴角翘了一下。
三天后,我飞了香港。
同行的有铁子。王小虎没来——我让他留在曼谷盯着阿强。小虎说“师父,我一个人行吗”。我说“你行的”。他说“我不行怎么办”。我说“你行的”。他说“万一不行呢”。他说“我行的,师父,你放心”。
小虎看着我,深吸了一口气,那表情像是一个即将上战场的士兵,又像是一个即将上台演讲的小学生。
“好。我行。”
他走了。我站在酒店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曼谷闷热的夜色中。他的步子很稳,腰杆很直,但我知道他的手心全是汗。
到了香港,何伯庸来接机。
他的脸色不太好。
“建军,你不该来。”他的声音很低。
“何爷爷,我必须来。”
“你每次都说必须。”
“这次是真的。”
“你上次也说是真的。上上次也说是真的。每次都说是真的。”
我无言以对。因为上次确实也是真的,上上次也是。每次都是真的,只是真的程度不一样。
何伯庸叹了口气。
“走吧。我带你去看看那栋楼。”
永乐街在上环,离中环不远,但完全是两个世界。
中环高楼林立,玻璃幕墙反射着阳光,到处都是穿西装的白领,手里拿着咖啡,走路带风,看起来像是活在另一个时代——一个高效的、现代的、没有烟火气的时代。
永乐街不一样——街道狭窄,两边是老旧的唐楼,楼下是各种小店铺,卖杂货的、卖药材的、卖祭祀用品的。空气里弥漫着檀香和中药的味道,混在一起,闻起来像是一个老中医的客厅。抬头看,楼上住家的窗户开着,晾着衣服,随风飘动,像一面面小小的旗帜。
何伯庸带我走到一栋楼前。
楼不高,六层,灰色的外墙,看起来有些年头了。墙面上有雨水冲刷的痕迹,像老人的皱纹,一道一道的,记录着几十年的风雨。楼下的香烛店门口摆着纸扎的元宝和纸人,在风中轻轻摇晃。那些纸人画着红脸蛋,笑容诡异,眼神空洞,看得我后背有点发凉。
“就是这里。”何伯庸说。
我抬头看了看。楼的窗户都关着,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看不出里面有没有人。但六楼有一扇窗户的窗帘好像被风吹动了一下——也可能是我眼花了。在这种地方待久了,看什么都觉得可疑。
“能进去吗?”
“能。大门没锁。但楼上几层都锁着,进不去。每一层都有防盗门,都是后加的,质量很好。”
“你有钥匙吗?”
“没有。但你有。”
“我?”
“你会开锁。”
我看了看铁子。铁子面无表情,但他的手伸进了口袋——那里有他的开锁工具,一套用了二十年的老家伙,比我的年纪都大。那些工具被他的手磨得发亮,每一根都有特定的用途。
“何爷爷,你在楼下等。”
“不行。我也上去。”何伯庸的语气很坚决,带着一种“你别想甩掉我”的倔强。
“你年纪大了。腿脚不好。万一有什么事,跑都跑不动。”
“我年纪大,但我腿脚好。我每天早上还爬太平山呢,你爬过吗?从山脚到山顶,四十分钟,中间不带歇的。”
我没有爬过。我连中央公园那五公里都跑得要死要活,更别说爬山了。
“行。一起上去。”
我们从大门进去。
楼道很暗,灯是坏的,只有从窗户缝隙里漏进来的一点光。
我们爬到了六楼。
六楼有两扇门。一扇是普通的木门,门上贴着几张过期的招租广告,日期是1998年的,纸已经黄了,边角卷起来。另一扇是铁门,看起来很结实,门把手锃亮,跟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明显经常被人使用。
“铁门是后加的。”何伯庸压低声音说,“以前没有。五年前装的,装门的工人是从深圳请来的,装完就走了,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据说那批工人后来去了非洲干活,找不到了。”
铁子蹲下来,看了看锁。
“ABUS的防盗锁。德国产的。不好开。”他的声音很平静,但我知道他说“不好开”的时候,意味着至少五分钟起步,而且需要全神贯注。
“能开吗?”
“能。但要时间。”铁子从口袋里掏出那套老掉牙的开锁工具,“十分钟。”
“开。”
铁子开始开锁。
他的动作很慢,很稳。每一根铁丝插进锁孔,都要停一下,听声音,感受手感。那姿态不像是在开锁,更像是在做一台精细的外科手术——每一个动作都精确到毫米,每一个判断都基于多年的经验。
何伯庸在旁边看着,小声说:“你这个朋友,本事不小。这种锁,我认识的开锁师傅没一个小时打不开。”
“他是侦察兵出身。”我也压低声音说。
“侦察兵会开锁?”
“侦察兵什么都会。”我顿了顿,“除了做饭。他做的饭,狗都不吃。上次他尝试做蛋炒饭,把鸡蛋炒成了黑色,铁锅直接废了。”
铁子头都没抬,但声音从地上飘了过来:“我听见了。”
“我知道。我就是说给你听的。让你知道自己的定位,专心洗碗就好。”
七分钟后,锁开了。
铁子把工具收起来,站起来,深吸一口气,然后推开门。
里面是一个大房间,大概五六十平米。窗户被厚重的窗帘遮住了,只有一丝光从缝隙里透进来,像一道细细的刀光,划破了黑暗。房间里堆满了木箱子和铁柜子,排列得整整齐齐,像是有人在刻意地、认真地、强迫症般地摆放它们。空气里弥漫着樟脑丸的味道,浓得刺鼻,我一进去就想打喷嚏。
我打开手电筒,照了照。
木箱子上贴着标签——“青铜器”“瓷器”“字画”“玉器”“杂项”。标签上的字迹是简体字,跟刘富基地里的一模一样。同一个人的笔迹,同一种分类方式,同一种摆放习惯。
“这是刘富的另一个仓库。”我说。
“对。”何伯庸的声音很低,“他在香港也有据点。藏了这么多年,居然没人发现。就在我眼皮底下,我居然不知道。”
我打开一个木箱。里面是一件青铜鼎,商代的,纹饰精美,锈色自然。真的。不是博物馆里那种“高仿”,是那种你在电视上看到会“哇”一声的真东西。鼎身上刻着铭文,虽然我看不懂,但那种古朴的、厚重的、穿越三千年的感觉,是任何仿品都做不出来的。
又打开一个。是一件青花瓷,元代的,釉色温润,图案清晰——一只凤凰在云中飞翔,翅膀展开,姿态优美。真的。上面还有一层薄薄的灰,像是沉睡了很久,刚刚被人唤醒。
再打开一个。是一幅字画,唐伯虎的《秋山访友图》——跟我几年前在地下拍卖会上看到的那幅假画一模一样,但这一幅,是真的。纸张发黄,墨迹渗透到纸背,那种岁月感是任何做旧技术都模仿不来的。
“何爷爷,这些东西,都是国宝。”
“我知道。”何伯庸的声音有些沉重,“这些东西,每一件都应该在故宫里,而不是在这个破仓库里落灰。每一件都是历史的见证,都是文化的记忆,都是不应该被遗忘的东西。”
“为什么没人发现?”
“因为这栋楼是‘先生’的。在香港,没人敢查他的东西。我不是没试过,但我派来的人,要么无功而返,要么——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我蹲下来,看着那些木箱子,心里算了一下——十亿美元,可能还不止。
“先生到底是谁?”
“不知道。但我查到一个线索。”何伯庸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笔记本,翻了几页。那本笔记本已经很旧了,皮面磨得发白,里面的字迹密密麻麻,“这栋楼的业主,是一个离岸公司。那个公司的法人代表,是一个叫‘白景曦’的人。”
白景曦。
白景明的妹妹。
我的手指微微收紧,握着手电筒的手指关节泛白。
“所以白景曦是‘先生’的人?”
“对。而且不只是‘先生’的人。”何伯庸看着我,目光深邃,“她可能是‘先生’的——女儿。”
女儿。
这个信息量太大了,大到我的脑子卡顿了两秒钟。就像电脑突然蓝屏,需要重启。
“何爷爷,你怎么知道的?”
“我查到的。白景曦的出生证明上,母亲一栏写着‘陈氏’,父亲一栏写着‘白某某’。但那个‘白某某’,不是白景明的父亲,而是另一个人。我去查了当年的医院档案——你别问我怎么查到的,我在那家医院有朋友——找到了一个名字。”
“什么名字?”
“白正清。”
白正清。
我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但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名字很重要。就像你看到一件瓷器,虽然不知道它是什么年代的,但你的直觉告诉你——“这是好东西”。
“白正清是谁?”
“一个香港商人。六七十年代做房地产发家,后来移民去了加拿大,再后来就没了消息。像一滴水掉进了大海,再也没有人见过他。没有新闻,没有报道,没有任何公开信息。”
“他死了?”
“不知道。但他在香港有一栋楼——就是这栋楼。这栋楼是他七十年代买的,一直没卖,一直在他名下。”
我靠在墙上,手电筒的光在天花板上晃来晃去。脑子飞速转动,各种线索像拼图一样开始拼接。
白正清。白景曦。白景明。“先生”。
这些名字,像一条锁链,一环扣一环。每一个都指向下一个,每一个都是上一个的延伸。
“何爷爷,你觉得白正清是‘先生’吗?”
“不确定。但他是目前最接近的答案。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他,但又没有任何证据能直接证明。就像一个幽灵,你知道他存在,但你抓不到他。”
我拿出手机,开始拍照。每一个箱子,每一个标签,每一个角落。拍了上百张,手机内存都快满了,存储空间报警了。
然后我走到房间的最里面,看到了一张桌子。
很普通的桌子,木头的,漆面都磨掉了,看起来像是从哪个二手市场淘来的,可能是哪个租客留下的旧家具。但桌子上放着一个东西,让我停下了脚步。
一个木盒。
紫檀木的,暗红色,纹理细密,散发着淡淡的木香。跟林志文寄给我的一模一样。
我的手开始微微发抖。
我打开盒子。
里面是一封信。
信上的字迹,我认识。那个左边低、右边高,每行字都往上斜的笔迹——像是一个永远在爬坡的人,永远不满足于现状,永远在向前。
林志文。
“姜建军:
你终于找到了这里。
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说实话,我一度以为你来不了了——不是因为你笨,是因为你太容易被别的事情分心。比如跑步,比如追女孩,比如吃猪脚饭。
不开玩笑了。说正事。
这些文物,是刘富的最后一批存货。白景明跑了,白景曦跑了,但他们跑不远。因为这些东西,是他们的命。命,不能丢。丢了命就没了。
‘先生’就是白正清。但白正清已经死了。十多年前,心脏病,死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家医院里。葬礼只去了三个人,其中两个是他从香港请来的保镖——穿着黑西装,戴着墨镜,站在门口,像两尊门神。还有一个是他的律师,来宣读遗嘱的。
现在的‘先生’,是白景曦。
白景曦才是‘先生’。白景明只是她的傀儡。一个看起来像是老大、实际上连买包烟都要打报告请示的傀儡。他负责抛头露面,负责跟客户见面,负责在明面上挡子弹。白景曦躲在暗处,操纵一切。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因为我是从白景明嘴里听说的。那天晚上在多伦多的一家酒吧里,他喝多了,说了真话。他喝了大概十杯威士忌,舌头都捋不直了,拍着桌子说‘我这辈子都在给我妹妹打工,连个正式的工牌都没有’。说完之后他哭了,哭得很伤心,四十多岁的大男人,趴在吧台上哭得像个小孩子。
小心白景曦。她比白景明狠一百倍。白景明还会犹豫,她不会。白景明还会心软,她不会。白景明还会在杀人和不杀人之间摇摆,她不会。
不是夸张,是事实。
林志文
P.S.
这封信看完最好烧掉。不是因为我写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是因为这纸的质量太差了,放久了会发黄。我是从酒店房间里偷的便签纸,纸质很差。
P.P.S. 你真的烧了?我是开玩笑的。这纸是我特意买的archival paper,能保存两百年。你被我骗了,哈哈。你的表情一定很好看。”
我拿着信,手在发抖。
不是害怕,是愤怒。那种愤怒不是暴怒,是冷静的、深入的、让你手发抖的愤怒。
白景曦。那个在仓库里拿着遥控器、说“我们一起死”的女人。那个看起来像个普通上班族、实际上心狠手辣的女人。
她是“先生”。
她才是真正的敌人。
而我居然让她跑了两次。
我把信折好,放进口袋。然后我拿起手机,拨了一个号码。
米勒接得很快,声音里带着刚被吵醒的沙哑:“姜建军?你那边几点了?你知道纽约现在是凌晨三点吗?”
“米勒,我知道是谁了。”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然后是窸窸窣窣的声音——米勒坐起来了,床在响,被子在响。
“谁?”
“白景曦。她是‘先生’。”
又是两秒的沉默。
“你在开玩笑。”
“我从不开玩笑。”我说,“除了有时候。但这次不是。”
“我现在没心情跟你幽默。你确定?这不是开玩笑的事,这是国际大案。”
“确定。有证据。在香港。你马上派人过来。那栋楼里有一仓库的文物,还有一封信,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米勒在电话那头骂了一句脏话。那句脏话我听懂了,大概意思是“真他妈的”。
然后她说:“我天亮就到。在此之前,你别乱动。别去找她,别联系她,什么都别做。”
“你不睡觉了?”
“睡个屁。你这个电话打过来,我还怎么睡?”
她挂了电话。
我看着手机屏幕,嘴角翘了一下。
然后我对铁子和何伯庸说:“走吧。这个地方不能久留。我总觉得有人在看着我们。我的后脖颈一直在发凉。”
铁子点点头,把手电筒关了。何伯庸走在最后,把铁门轻轻带上,又检查了一遍锁,确认锁好了。
我们走下楼梯的时候,楼道里很安静,只有我们三个人的脚步声在回荡,在空旷的楼梯间里产生回音,听起来像是有更多人在走路。
走到三楼的时候,我忽然停下了脚步。
“怎么了?”铁子问,他的手已经放在了匕首上。
“没事。”我说,“就是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落在上面了。”
“什么东西?”
“我的冷静。我把它落在上面了,我得回去拿。”
铁子沉默了两秒:“你本来就没有冷静这种东西。你从来就没有过,谈何‘落下’?”
“……你说得对。走吧。”
六、白景曦——以及那通让我失眠的电话
回到纽约后,我把所有证据交给了米勒。
米勒看完之后,沉默了十分钟。
“姜建军,你知道你查到了什么吗?”
“知道。白景曦是‘先生’,白景明是傀儡,刘富是棋子。白家三代人,经营了半个世纪的文物走私网络。源头是白正清,继承是白景明和白景曦。白景明负责抛头露面,白景曦负责在背后操控一切。白景明在前面挨打,白景曦在后面数钱。”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这个案子,比我们想的要大一百倍。不是一个大案子,是一百个小案子串在一起,背后是同一个人。”
“对。也意味着,你的危险,比你想的要大一百倍。”米勒的表情很严肃,那种严肃我很少在她脸上看到,“白景曦不是一个普通的罪犯。她有资源、有人脉、有智商,而且——”
“而且什么?”
“而且她不缺钱。十亿美元级别的文物,只是她财富的一部分。一个不缺钱的人,做起坏事来,是没有底线的。因为钱不能收买她,利益不能诱惑她,她做坏事不是因为需要钱,而是因为想做。”
我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盏日光灯,一直在闪,闪得我眼睛疼,像是有个坏掉的节拍器在打拍子。
“米勒,你觉得白景曦会怎么做?”
“两种可能。第一,她跑。跑到一个没有引渡协议的国家,隐姓埋名,重新开始。整容,换护照,换身份,消失在人群中。”
“第二呢?”
“第二,她留。留下来,跟你斗。因为她是‘先生’,‘先生’不会跑。‘先生’只会——杀。她的骄傲不允许她跑,她的自尊不允许她认输。”
“她不会跑。”我说得很笃定。
“为什么?”
“因为她是‘先生’。‘先生’不会跑。‘先生’只会——杀。”我重复了米勒的话,因为我觉得她说得对,“而且她有一个特点,她喜欢面对面地看着对手倒下。上次在仓库里,她明明可以提前跑,但她没有。她拿着遥控器站在那里,等我来。她就是想看着我,看着我的脸,看着我的表情。这种人,不会跑。她宁愿输,也要看着你赢。”
米勒沉默了几秒。
“姜建军,你怕吗?”
“不怕。”
“为什么?”
“因为我见过比她更狠的人。”
“谁?”
“刘富。”
“刘富不是已经输了吗?”
“对。但刘富输之前,也很狠。狠的人,不一定赢。聪明的人,才赢。刘富够狠,但他不够聪明。白景曦够聪明,但她不够狠。所以她也不会赢。”
米勒看着我,摇了摇头。那摇头的幅度跟铁子很像——“这孩子没救了”的那种摇头。
“姜建军,你这个人,真的太自信了。”
“不自信,怎么做大事?自信是成功的第一要素,我妈说的。”
“你做的不是大事,是找死。自信和找死之间只有一线之隔,你不知道吗?”
“找死也是一种本事。不是谁都有资格找死的。你要先有这个能力,才能找死。没能力的人找死,叫送死。”
米勒没再说话。但她把桌上的咖啡杯拿起来,又放下。然后她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布鲁克林的夜景。
“我会申请对白景曦的全球通缉令。”她说,“但这需要时间。国际刑警的流程很慢,要开会,要审批,要走程序。在这之前,你要保护好自己。”
“我一直都保护得很好。”
“你上次被人从背后敲了一闷棍,在医院躺了三天。那还是在你自己家里,在自己家门口。”
“那是因为对方不讲武德。说好单挑的,结果来了三个人。”
“你觉得白景曦会讲武德?她会跟你单挑?她连面都不会露。”
我张了张嘴,然后闭上了。
好吧。她说得对。
2002年7月的一个晚上,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号码是隐藏的。屏幕上只显示“未知来电”四个字。
我犹豫了一秒,然后接了。
“姜建军。”对方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很清晰,像冰锥敲在玻璃上,清脆而寒冷。
“白景曦。”我放下绿豆汤的碗,朝铁子使了个眼色。铁子立刻放下杂志,站起来,走到窗边,掀开窗帘一角往外看。他的动作很快,很轻,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你知道是我?”
“猜的。这个时间打电话的人,不是要债的就是要命的。我没有债务,所以你是要命的。”
“猜对了。”她的声音里有一丝笑意,但那笑意让人后背发凉,像是一条蛇在对你吐信子,“你最近过得好吗?听说你开始跑步了?”
“你怎么知道?你在我身上装监控了?”
“不需要。法拉盛就这么大,你跑步的路线就那么几条。中央公园、东河沿岸、皇后区大桥
我心里一紧。她知道我的路线。她知道我什么时候跑步,跑哪条路,跑多久。这说明她在看着我。
“你打电话来干什么?”
“跟你道别。”
“你要跑?”
“不是跑。是撤退。战略性的撤退。”
“撤退到哪?”
“一个你找不到的地方。”
“你确定我找不到?我这个人找东西很厉害的。上次丢了一枚耳环,我找了三天,最后在沙发底下找到了。”
“确定。因为那个地方,不在任何地图上。也不在任何GPS系统里。甚至不在任何人的记忆里——除了我。我亲手建的这个地方,花了三年时间。”
我沉默了几秒。空调嗡嗡地响着,窗外传来蝉鸣,知了知了的,像是在说“知道了知道了”。
“白景曦,你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
“因为我想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
“你赢了。但你会输。现在你赢了,但将来你会输。赢一时,输一世。”
跟白景明说的一模一样。这对兄妹,连台词都共享。他们是不是有个家庭群,专门分享“如何跟姜建军说话”的话术模板?
“白景曦,你知道我最讨厌什么吗?”
“什么?”
“别人跟我说一样的话。你哥已经跟我说过这句了,你能不能原创一句?要有自己的特色,要体现你的人格魅力。”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秒。然后她笑了。
那笑声很轻,很冷,像冬天的风穿过一条没有人的巷子,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孤独。
“姜建军,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谢谢。很多人都这么说。林婉儿说我有意思,铁子说我有病,我妈说我欠揍。三个评价,我觉得都有道理。”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我知道。纽约就这么大,世界就这么大。只要我们都还活着,总会再见的。”
“到时候,我会让你输得很惨。”
“我等着。对了,你走之前把香港那栋楼的物业费交一下,欠了三个月了。我查过了,物业公司说再不交就要起诉业主了。”
她没有回答。电话挂了。
我放下手机,看着窗外。
纽约的夜空没有星星。只有灯光,一片一片的,像地上的星星。远处的帝国大厦亮着灯,像一根发光的火柴,在黑暗中孤独地燃烧。
铁子站在窗边,窗帘在他身后轻轻晃动。
“走了?”他问。
“走了。”
“你还好吗?脸色不太好。”
“好得很。”我说,“就是绿豆汤凉了。没喝完的那碗在桌上,现在变成温的了,不好喝了。”
铁子看了我一眼,没说话。他走回桌边,把那碗绿豆汤端起来,放进了微波炉。
“叮”的一声,绿豆汤热了。
我说:“铁子,你什么时候学会用微波炉的?你不是说那东西有辐射,对身体不好吗?”
“今天早上。小虎教我的。”
“谁教你的?”
“小虎。”铁子把绿豆汤端出来,放在我面前,“他说这是‘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发明’。我说电饭煲才是,他说微波炉比电饭煲更伟大,因为热得快。”
小虎在旁边嘿嘿一笑:“师父,我教了他半个小时。一开始他不敢按按钮,说怕爆炸。我说不会爆炸的,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用过’。他才肯按。”
我看了看铁子,又看了看小虎,然后笑了。
(第十六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