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二十二岁,迷雾重重,顺便牵出大鱼(1/2)
一、等,是一件比蹲坑还无聊的事
2002年春天,我二十二岁。
二十二岁这一年,我干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等。
等的过程很无聊。
林婉儿那天正好在图书馆看书,我打电话跟她说这事。她翻了一页书,声音隔着话筒传过来,带着那种“我在看书你能不能别烦我”的平静:“你可以去啊。”
“去哪?”
“酒吧。夜店。谈恋爱。”
我心头一动:“跟你?”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钟。我能听到她翻书的声音,还有图书馆里偶尔传来的咳嗽声。然后她说了一句让我瞬间噎住的话:“跟我可以,但你要先追上我。”
我精神一振:“怎么追?你说,我请你吃饭、看电影、逛街——”
“用跑的。”
“……什么?”
“我说,用跑的。你先跑赢我再说。中央公园,五公里,你什么时候跑进二十五分钟,什么时候再说。”
“我说的是追你,不是跑步。这完全是两码事!”
“我知道。”我几乎能想象到她在电话那头嘴角上扬的样子,那种“我就是故意的你奈我何”的笑,“但你先跑赢我再说。跑都跑不赢,还想追?”
我挂了电话,站在窗边想了半分钟。
然后我换上了运动鞋,坐地铁去了中央公园。
林婉儿已经在那儿了。她穿着一件灰色的运动T恤,头发扎成马尾,正在压腿。阳光打在她身上,看起来像个准备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如果奥运会项目是“气死姜建军”的话。
“你真来了?”她看见我,有点意外。
“你激我,我能不来吗?你把话说得那么绝,我要是不来,岂不是承认自己不行?”
“我没激你,我就是说了句实话。”
“你每句实话都是在激我。这是你的天赋。”
她笑了,那笑容干净得像中央公园那天的天空,蓝得不像话,白得像:“那就跑吧。五公里。”
“五公里?”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运动鞋——新买的,还没踩开,鞋底硬得像木板,“你是不是想让我死?”
“放心,中央公园的急救站离得不远。而且我带了手机,可以帮你叫救护车。”
“……你不是来谈恋爱的,你是来谋杀亲夫的。”
她没接话,只是笑了笑,然后迈开腿跑了出去。
那天下午,我在中央公园跑了五公里。
准确地说,前两公里我还能勉强跟在她身后——她的步频很稳,呼吸很均匀,像一台精密的跑步机器。第三公里我开始喘得像台旧拖拉机,那种声音让旁边遛狗的大爷都担心地看了我一眼。第四公里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死了,我的遗产怎么分,六个老婆会不会打架”。第五公里我几乎是爬过终点线的。
林婉儿站在终点,气都不带喘的,甚至还喝了口水,表情悠闲得像在自家阳台上晒太阳。她看了看手表,说:“二十八分钟。离二十五分钟还差三分钟。”
我双手撑着膝盖,大汗淋漓,感觉肺快要炸了,心脏在胸腔里跳得像要离家出走:“你……你平时不跑步……怎么跑这么快?”
“我在学校每天跑。”她蹲下来,把水瓶递给我,声音里带着一种“我早就告诉过你”的得意,“跑了一个学期了。每天五公里,风雨无阻。”
“你跑了一个学期就是为了今天?你这是蓄谋已久!”
“对。我算计你很久了。”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会来?”
“因为你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禁不住激。”她的语气笃定得像在陈述一个物理定律,跟牛顿发现万有引力一样确定,“别人越说你做不到,你越要做。从小就这样,你妈说的。”
我看着她,无言以对。
跑完步,我们坐在草地上,看着天上的云。纽约的天空难得这么蓝,云朵像一样飘着,慢悠悠的,不着急去任何地方。林婉儿双手撑在身后,腿伸得直直的,看起来心情不错。
“姜建军,”她说,“你是不是在等什么?”
“等线索。”我躺着,盯着天空,感觉大腿肌肉开始疯狂地抗议刚才的五公里,那种酸爽让人想哭又想笑。
“等谁的线索?”
“等‘先生’的。”
“你觉得他会给你线索?”
“不会。但有人会。”
“谁?”
“林志文。”
她沉默了几秒。
“你相信他?”
“相信。”
“为什么?”
“因为他有机会害我,但他没害。他有机会跑,但他没跑。他有机会什么都不做,但他做了。而且他寄过来的U盘里,居然还贴了一张小纸条,写着‘U盘别弄丢了,这个型号停产了’——一个要跑路的人,在逃亡路上还惦记U盘的型号,你说他是什么人?”
林婉儿看着我,那双好看的眼睛里有一丝无奈:“姜建军,你这个人,太容易相信人了。”
“不是容易相信,是会判断。就像鉴宝一样,你不能因为一件东西看起来旧就说是真的,也不能因为看起来新就说是假的。你要看它的包浆、纹路、质地、手感。判断人和判断文物一样,看多了就有感觉。我判断他不是坏人,所以我信他。”
“万一你判断错了呢?”
“那就认。”
“认?”
“对。认了,然后改。人活着,不能怕错。怕错的人,什么事都做不成。我妈说过,不敢下厨的人永远做不出红烧肉。”
她盯着我的眼睛看了好一会儿。
“姜建军,”她说,“你以后会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
“我现在就很厉害。”我说得很认真,因为我是认真的。
她笑了笑,没反驳我:“我说的不是现在。现在的你只是运气好。”
“那是什么时候?”
“等你不再需要证明自己很厉害的时候。等你觉得‘我本来就很厉害,不需要任何人来确认’的时候。”
我愣了一下。
这句话,老张说过,铁子说过,外公也说过。但林婉儿说出来,感觉不一样。可能是因为她是笑着说的,也可能是因为她说完之后,把手放在了我的手背上。
凉的。
她的手总是凉的。
但我的心,热了一下。
然后我听见她说:“你手好烫,是不是跑完步发烧了?要不要让苏晚亭看看?”
“……没有。”
“那你为什么脸红了?”
“太阳晒的。”
“太阳在你背后。你脸朝北。”
“……你能不能别这么仔细。观察力这么好,不去当侦探可惜了。”
她笑了,把手收了回去。那笑容里有得意,有狡黠,还有一丝“我赢了”的满足。
我暗暗发誓,下次跑步一定要赢她。虽然我知道,这基本不可能。但发誓又不要钱,多发几个也没关系。
二、消失的文物——以及我的耐心
2002年3月,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那天纽约在下雨,阴冷阴冷的,那种冷不是东北的干冷,是那种湿冷——空气里全是水汽,冷气能钻进骨头缝里。我和铁子在法拉盛的茶馆里喝茶,茶馆的窗户上全是雾气,外面街道上的行人缩着脖子匆匆走过。
茶馆的老板娘认识我,每次我去都给我泡最好的铁观音,然后问我“小姜啊,什么时候找对象”。我说“阿姨,我还在追”。她说“追不上就换一个”。我说“阿姨,您这话我没法接,我这人专一”。她说“专一的人最后都单身”。我说“阿姨,您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解”。
电话响的时候,我正在跟一杯茶较劲——太烫了,喝不进去,不喝又凉了,人生就是在这种两难中度过。
号码是从香港打来的,我不认识。
“请问是姜建军先生吗?”
“我是。你哪位?”
“我叫陈永华。我是陈永仁的弟弟。”
陈永仁。刘富的手下,那个在纽约港被我送进监狱的人。他还有个弟弟?
“陈永仁的弟弟?我怎么没听说过?我查过他的档案,上面没写有弟弟。”
“因为我哥不想让人知道他有我这个弟弟。”电话那头的声音低了一些,像是在确认周围没人偷听,“我是他同父异母的弟弟,我妈是他在香港的情人。我们不是一个妈,户口本上写不到一起。”
我沉默了三秒钟。铁子在对面看着我,用口型问:“谁?”我用口型回答:“陈永仁的弟弟。”铁子的表情瞬间变得很精彩——那表情的意思是“这世界真小”加“这家人真乱”再加“这电话听着就不对劲”。
“你找我什么事?”
“我哥在监狱里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他知道刘富的一些秘密,愿意告诉你。但他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帮他减刑。”
我想了想,手指在茶杯边缘敲了两下。
“你哥判了十五年。减刑需要他的配合和法官的同意。我不能保证。我不是FBI,不是法官,连律师都不是。”
“他说你能。”
“他太看得起我了。我连自己的停车罚单都搞不定。”
“他说,如果你不能,那就没人能了。你是唯一一个把刘富送进监狱的人,也是唯一一个能让FBI听你说话的人。”
我叹了口气。
铁子看着我,低声说:“这电话来得太巧了。”
“我知道。”
“可能是陷阱。”
“我知道。”
“你还去?”
“去。”
铁子没再说什么,只是把手里的茶杯放下,站了起来。
两天后,我和铁子开车去了纽约上州的联邦监狱。
监狱在一片荒野中,四周是铁丝网和高墙,看起来像一个灰色的城堡——只不过住在这里的人不是王子公主,而是各种试图用非法手段实现美国梦但失败了的人。铁丝网上挂着“禁止入内”的牌子,被风吹得歪歪斜斜。
门口有警卫,荷枪实弹,眼神警惕,像在看两个试图越狱的犯人——虽然我们是从外面往里进的,但在这个地方,所有人看起来都像犯人。
办了探视手续,等了半个小时——那半个小时里我翻了翻候诊室里的杂志,全是三年前的,广告上的手机还是诺基亚——被带进了一个小房间。
房间不大,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面玻璃墙。那面玻璃墙不是普通的玻璃,是防弹的,你在电影里经常看到——一边是探视者,一边是犯人,中间隔着一层你打不破的东西。
陈永仁坐在玻璃墙的另一边,穿着橙色的囚服,头发剃得很短,脸上的肉都凹下去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岁。
他看到我的时候,愣了一下。
“你真的来了。”
“你说有秘密,我就来了。”我拉开椅子坐下,翘起二郎腿,“不过你这个地方可真不好找,导航都差点导丢了。下次换个好找的地方。”
他苦笑了一下。那个笑容里没有恶意,但也没有善意,更像是一种认命的表情——那种“我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命运”的笑。
“姜建军,我恨你。你把我送进了监狱,我在这里待了三年,每天都想出去杀了你。”
我点点头,表情认真:“理解。我在里面也待不住,没有奶茶喝。外面新开了一家店,他们的珍珠奶茶特别好喝,珍珠很Q弹。”
他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说,愣了一下,然后摇了摇头。
“那你现在还想吗?”我问。
“想。但我知道杀不了你。你身边有铁建国,有FBI,有整个纽约的华人圈子。”他顿了顿,“而且我现在连俯卧撑都做不了二十个。上次试着做,做了十五个就趴下了。”
“那你还叫我来干什么?”
“告诉你一个秘密。换一个减刑的机会。”
“什么秘密?”
“刘富的东西,没有全部被没收。”
我的眼睛眯了起来。
“什么东西?”
“一批文物。从他手里流出去的,但账本上没有记。一批他从各大墓葬里挖出来的东西,件件都是国宝,但他故意没记在账本上。”
“账本上没有?怎么可能?我拿到的账本很完整,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
陈永仁靠在椅背上,嘴角扯了一下——那是一个带着嘲讽意味的弧度,像是一条蛇在吐信子:“那个账本是假的。”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假的?”
“对。真的账本在刘富的一个手下手里。那个人叫阿强,是刘富的同乡,跟了他二十年。刘富被抓之前,把真的账本交给了他,让他藏起来。阿强这个人,不识字,不会用电脑,一辈子就靠记性。刘富把账本给他,是因为知道他记不住,必须拿着本子才能找到东西。”
“藏在哪?”
“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件事——那批文物,是刘富这辈子经手的最值钱的一批。每一件都是国宝级的东西。青铜器、瓷器、字画,加起来价值超过十亿美元。有些东西,连故宫的专家都没见过实物,只在古籍里看到过记载。”
十亿美元。
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铁子。
“阿强在哪?”
“不知道。刘富被抓之后,他就消失了。有人说他去了东南亚,有人说他回了中国,有人说他死了。还有人说他在泰国开了家奶茶店,但我觉得这个不太靠谱——他连字都不认识,怎么做奶茶?配料表都看不懂。”
“你觉得呢?”
“我觉得他没死。”陈永仁的语气变得很笃定,那种笃定来自二十年的交情,“他那种人,不会死。他只会躲。就像一只老乌龟,一有风吹草动就缩进壳里,等风过了再出来。”
我靠在椅背上,盯着陈永仁看了好一会儿。他坐在玻璃墙的另一边,橙色的囚服衬得他脸色蜡黄,但他的眼神里没有闪躲。
“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我问,“你恨我,你应该巴不得我被刘富的余党弄死才对。这样你心里也痛快。”
陈永仁沉默了几秒。玻璃墙上的灯光反射出他的脸,像一张褪色的照片。
然后他说了一句让我有点意外的话:“因为我坐牢这三年,想明白了一件事。”
“什么事?”
“刘富骗了我。他说跟着他能发财,能过上好日子。结果呢?我在牢里,他在天上?不,他也在牢里。我们两个都被关着,区别只是他住单人间,我住多人间。他的单人间有电视,我的多人间没有。除此之外,没区别。那些真正的大人物——‘先生’、白景明、白景曦——他们一个都没进来。他们还在外面逍遥,还在赚钱,还在享受生活。”
他看着我的眼睛:“姜建军,我不帮你,我就是在帮他们。我不帮他们,我就是傻子。坐了三年牢,如果再当一次傻子,那我这三年就白坐了。”
出了监狱,已经是傍晚了。
铁子上车之后,沉默了很久。他把车发动了,但没开,坐在驾驶座上,看着窗外的夕阳。
然后他说了一句:“阿强这个线索,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陈永仁和刘富合伙下的套。他们在牢里也能通信,说不定早就串通好了。”
“我知道。”
“你还查?”
“查。”我发动车子,“就算是套,我也得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万一是真的呢?万一是真的,那批文物就值十亿美元,足够很多人干很多坏事。我不能让它落在坏人手里。”
铁子叹了口气。这是他今天第二次叹气。铁子这个人,平时不怎么叹气,他一叹气就意味着他觉得我要干一件很麻烦的事。他上次叹气是我说要娶六个老婆的时候——那次他叹了很久。
车开上了高速公路,纽约的夜景在车窗外飞速后退。灯火通明的城市,像一片发光的海。
我想起陈永仁最后说的那句话——“那些真正的大人物,一个都没进来。”
这句话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
白景明跑了。白景曦跑了。“先生”连个影子都没有。刘富被抓了,陈永仁被抓了,但那些真正在幕后操纵一切的人,一个都没进来。他们坐在某个我看不到的地方,喝着茶,看着报纸,等着风头过去,然后继续他们的生意。
我二十二岁,跑了五公里就累得像条狗,FBI的椅子坐得我腰疼,我妈还天天催我找对象——虽然我已经有了林婉儿,但在她眼里,只要没结婚就不算。
但我不能停。
不是因为我很厉害。是因为有些事,总要有人做。而恰巧,我碰上了,就不能装作没看到。
当然,我也希望这个人做这些事的时候能顺便赚点钱。
三、阿强——以及我在泰国的惨痛经历
从监狱回来之后,我让米勒查阿强这个人。
米勒查了三天,给我回了电话。她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像是三天没睡好觉。
“姜建军,阿强这个人,在FBI的档案里没有记录。”
“没有记录?他不是刘富的手下吗?跟了二十年,怎么可能没记录?”我差点把手机扔出去。
“是。但刘富把他藏得很好。他的真名叫陈志强,四十五岁,福建人,没有犯罪记录,没有案底,连交通违章都没有。他甚至还有一个‘优秀市民’的奖状,是福建某个街道办事处发的。照片上看,他长得慈眉善目的,像个居委会主任。”
我沉默了很久。
“所以他是个隐形人?”
“对。他帮刘富做事,但从不留痕迹。他不用真名,不用手机,不用银行卡。他只用现金,只走地下渠道。我们查不到他的任何信息,就像这个人不存在一样。”
“那怎么找?”
米勒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然后说出了我最讨厌的那句话:“等。等他犯错。他会犯错的,每个人都会。”
又是等。
我最讨厌等。
但没办法。有些事,急不来。就像炖排骨汤,火再大也得炖三个小时,着急喝到的汤不好喝。
我挂了电话,瘫在沙发上,盯着天花板发呆。天花板上那个土豆形的水渍还在,歪着嘴笑,好像在嘲笑我。
铁子在旁边擦他的军用匕首。
“铁子,”我说,“你说阿强这种人,会犯错吗?”
铁子头也没抬:“是人都会犯错。耶稣都会,何况阿强。”
“那他错在哪?”
“不知道。但你找到他的时候就知道了。每个人犯错的方式不一样,有人错在贪,有人错在懒,有人错在太相信别人。阿强错在哪,只有见到他才知道。”
“……你这跟没说一样。”
“对。”铁子面无表情地把匕首翻了个面,“但我说了。”
我决定不跟铁子讨论哲学问题。
2002年4月,机会来了。
消息是从香港传来的。何伯庸打电话说,有人在东南亚见到阿强。他的声音很低,带着一种“我不知道这个消息是好是坏”的犹豫。
我直接从沙发上弹了起来,差点把茶几上的茶杯碰倒。
“在哪?”
“泰国。曼谷。他在唐人街的一家古董店里出现过。”
“他去干什么?”
“卖东西。一件青铜器。商代的,价值连城。据说那件青铜器上面的纹饰,连故宫的专家都没见过。不是没见过类似的,是没见过那种纹饰。可能是某个未知的商代方国的器物。”
“卖了吗?”
“卖了。卖给了一个香港的收藏家。价格是三百万美元。三百万,现金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三百万美元。一件青铜器。
“何爷爷,你能查到那个香港收藏家是谁吗?”
“查不到。对方用了中间人,现金交易,不留记录。连钞票的号码都是洗干净了的——从不同的银行取的旧钞,追踪不了。”
“那阿强呢?他还在泰国吗?”
“不知道。但他出现过一次,就会再出现。他在销赃,需要渠道。而泰国的古董圈,我有人。只要他还在泰国,我就能找到他。”
“何爷爷,你能帮我盯着吗?”
“能。”何伯庸的声音顿了一下,“但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
“别来泰国。太危险。曼谷那个地方,水很深。你不熟悉地形,不熟悉人脉,不熟悉语言。来了就是睁眼瞎。”
我看着手机屏幕,上面显示着何伯庸的名字。这位老人家七十多岁了,在香港的古董界呼风唤雨,但每次跟我说“别来”的时候,语气都跟一个担心孙子的爷爷一模一样——又急又怕,又不想让你看出来。
“好。”我说。
铁子在旁边看了我一眼。
2002年5月,我飞了一趟曼谷。
同行的有铁子和王小虎。
小虎十八岁了,长高了不少,也壮了不少。
他跟着我学了五年,会看人,会阵法,会一点中医,会一点鉴宝。
“师父,泰国热不热?”小虎在飞机上问,一边翻着飞机上的免税商品目录,一边啃着花生米。
“热。”
“有多热?”
“比纽约的夏天热十倍。纽约的夏天你还能出门,泰国的夏天你出门就像进了烤箱。”
“那我穿短袖。”
“你穿什么都热。”
“那穿什么?”
“穿少点。”
小虎想了想:“那我光膀子?”
“你光膀子,泰国警察会把你抓起来。因为泰国是佛教国家,不能随便光膀子,尤其是在寺庙附近。”
“那和尚呢?和尚也光膀子。我见过的,电视里放的,和尚都光着一条胳膊。”
我深吸一口气:“和尚光的是胳膊,不是膀子。膀子和胳膊是两种东西。”
小虎想了很久,没想明白“胳膊”和“膀子”的区别。最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那我把袖子卷上去就行了。卷到肩膀,不就等于光膀子了吗?”
铁子在旁边闭目养神,但我看到他的嘴角微微翘了一下——那个弧度大概有0.3毫米,但对于铁子来说,这已经是仰天大笑了。
到了曼谷,热浪扑面而来,像有人把一锅热汤泼在了脸上。
何伯庸派人来接我们。来接我们的人叫阿财,四十多岁,皮肤黝黑,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看起来像一个很和善的东南亚大叔——但我知道,能被何伯庸派来接头的人,绝对不只是一个和善的大叔。这人的眼神不对,太锐利了,像一把藏在刀鞘里的刀。
“姜先生,何先生让我照顾你们。”阿财双手合十,行了个泰国的礼。他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潮州口音,但能听懂。
“谢谢。阿强在哪?”我也不废话。跟这种人说话,绕圈子没用,直接问最好。
“在唐人街。他租了一个铺面,开了一家古董店。店面不大,但里面有好东西。”阿财一边开车一边说,曼谷的交通堵得让人想哭,我们从机场到酒店开了两个小时,平均时速大概跟走路差不多,“真东西放在里面的柜子里,外面摆的都是假货。他这个人很小心,不熟的人看不到真东西。”
“你进去过吗?”
“进去过。他卖的东西,大部分是假的,但有几件是真的。真东西很值钱,但他不卖,只摆在那里当招牌。”阿财顿了顿,“这个人很精,不轻易跟人打交道。我来来回回去了五次,买了五件假货,他才开始跟我聊真东西。”
“他在店里吗?”
“在。他每天早上九点开门,晚上八点关门。中午会出去吃个饭,大概一个小时。他吃的是一家猪脚饭,在巷子口右边第三家,加卤蛋,不加香菜。我跟踪过他三次,每次都吃同一家,每次都加卤蛋不加香菜。”
我看了阿财一眼。这个信息量——店的位置、作息时间、饮食习惯、甚至加不加香菜——说明他已经蹲点了不止一天,而是至少一个星期。
“他一个人?”
“一个人。没有帮手,没有保镖。他觉得自己很安全,觉得没人知道他在这里。”
“他不怕被抢?”
“不怕。因为他是阿强。道上的人都知道他是刘富的人,不敢惹他。”阿财的语气很平淡,但信息量很大,“而且他自己也能打,据说年轻的时候练过泰拳。不过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现在还能不能打,不知道。”
我点了点头。
“阿财,你能帮我约他见个面吗?”
阿财犹豫了一下,车在红灯前停了下来。他看着前方的车流,思考了几秒钟。
“姜先生,阿强这个人,不好说话。他脾气很暴,一言不合就动手。上个月有个缅甸来的商人想买他的货,讨价还价多了两句,被他直接从店里扔了出去。那个人摔断了三根肋骨,在医院躺了两个星期。”
“我不怕他动手。”
“我不是怕你怕,我是怕你把他打了,他不跟你谈。”阿财从后视镜里看了铁子一眼。铁子坐在后座,表情平静,但浑身上下散发着“别惹我”的气场,那种气场不是装出来的,是几十年的刀尖舔血练出来的。
我笑了:“你放心,我不会打他。能谈判就不动手,能讲道理就不吵架。这是我今年的做人原则。”
“那你怎么跟他谈?”
“用钱。”
阿财想了想,点了点头:“我试试。但我不保证他能见你。这个人,只相信钱,不相信人。”
四、阿强的古董店——以及我的猪脚饭初体验
阿财约了阿强三天后见面。
这三天里,我在曼谷逛了逛。名义上是考察,实际上是等,顺便吃东西。
曼谷是个很有意思的城市。。
我和铁子、小虎去了大皇宫。小虎看到那些金碧辉煌的佛塔,眼睛瞪得像铜铃,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师父,这是真金的吗?”
“贴金的。”
“能扣下来吗?扣一小块应该没人发现吧?”
“……不能。”
“为什么?反正贴了这么多,少一块也看不出来。”
“因为这里是佛教国家,你扣了会被抓起来。”
“抓起来会怎样?”
“会坐牢。”
“坐牢有饭吃吗?”
铁子在旁边终于忍不住了:“小虎,你脑子里除了吃还有别的吗?坐牢当然有饭吃,但那是牢饭,你想吃吗?”
小虎认真地想了想,那表情像是在权衡利弊:“有。睡觉。”
铁子沉默了两秒钟,然后转过去继续看佛塔。我怀疑他在憋笑,因为他的肩膀在微微抖动。
第三天,阿财来接我们,去了唐人街。
曼谷的唐人街,比纽约的唐人街大,也比纽约的唐人街热闹。
阿强的古董店在一条小巷子里,门面不大,夹在一家香烛店和一家药材铺中间,招牌上写着“强记古玩”四个字,繁体,金底黑字。招牌勿入,面斥不雅”八个字——这八个字我在很多古董店都见过,已经成了行业标准用语了,意思就是“别进来捣乱,否则骂你”。
“这个老板脾气确实不好。”我看着那张纸,对铁子说。
铁子面无表情:“比你强。你连‘面斥不雅’都懒得写,直接动手。”
“……我那叫‘高效沟通’。能动手就不动口,节约时间。”
推门进去。
店里很暗,只有几盏射灯照着货架上的古董。那些射灯的角度都很刁钻,专门照着货品最漂亮的角度,把阴影打在瑕疵上,让瑕疵看不见。这是古董店的标配灯光设计——让你看不清真假。
货架上摆着瓷器、铜器、玉器、字画,看起来琳琅满目,但大部分是假的——我一眼就看出来了。那件标着“宋代汝窑”的盘子,底部居然有注浆孔——注浆是现代工艺,宋代没有。那幅“唐伯虎”的山水画,落款的墨迹还没干透,闻着还有墨香味。那件“汉代玉璧”的沁色,是用高锰酸钾泡出来的,颜色浮在表面,没有深入玉质。
阿强坐在柜台后面,正在喝茶。
他四十多岁,中等身材,圆脸,小眼睛,看起来像个普通的古董商。穿着花衬衫,短裤,拖鞋,脖子上挂着一条金链子,粗得像狗链子。但他的眼神不对——太锐利了。那种锐利,不是商人的锐利,是猎人的锐利。他在看你的时候,不是在看“你能买什么”,而是在看“你是来干什么的”。
而且他喝茶的姿势也不对。右手拿杯,左手始终放在柜台
“你是姜建军?”他问。声音沙哑,像砂纸磨过的,带着福建口音。
“我是。”
“阿财说你找我买东西。”
“不是买东西。是问事情。”
“问什么?”
“问刘富的文物。”
阿强的眼神变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放下茶杯,但没有站起来。他的左手还在柜台
“你知道。陈永仁告诉我了。真的账本在你手里。那批文物也在你手里。刘富被抓之前,把这两样东西都交给了你。”
阿强的脸色变了一下。那种变化很细微,如果不是我练了二十年的眼力,根本看不出来。但我是鉴宝的,我看得出瓷器上头发丝细的裂纹,当然也看得出人脸上一闪而过的表情。
“陈永仁那个王八蛋。”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咬得很重,像在用牙齿碾碎什么东西,“他出卖我。我就知道,这个人靠不住。”
“他没出卖你。他只是想减刑。他想早点出来,过正常人的生活。”
“减刑?他这辈子都出不来了!十五年,等他出来都五十多了,还能干什么?”
“不一定。如果你配合,他有可能减刑。五年、七年,出来还不算太老。”
阿强盯着我,沉默了几秒。
“我凭什么配合?”他终于开口了,声音里带着一种“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帮你”的抗拒。
“凭我可以让你不进监狱。”
阿强盯着我,目光像一把刀,上上下下地打量我:“你能保证?你是法官吗?你是FBI吗?你凭什么保证?”
“不能保证。但我可以跟FBI说,你配合调查,态度良好。剩下的,看法官。但至少比你现在这样强——你开这个破古董店,卖假货,提心吊胆,连一顿饭都不敢在外面吃超过一个小时。这种日子,你还能过多久?”
阿强沉默了。
这次沉默得更久。
“姜建军,”他终于开口了,声音低了下去,像是怕被人听到,“你知道那批文物值多少钱吗?”
“十亿美元。”
“不止。”他说,“那批文物里,有几件是无价之宝。有一件东西,比那批文物加起来还值钱。那批文物卖了能买一栋楼,那件东西卖了能买一条街。”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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