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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十七岁,风起云涌,顺便收了个仇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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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春天,我十七岁。

上回说到,刘富派陈永仁来纽约“请”我,被我反手一个钓鱼执法,连人带船一起送给了FBI。船上有二十公斤C4炸药,老马提前抠了电池,炸了个寂寞。

说实话,我当时躲在仓库里,透过望远镜看到那艘船在纽约港冒出一股黑烟,然后跟个泄了气的皮球似的晃了晃,我心里那个失望啊,就跟拆开一包薯片发现里面全是空气一样。

“就这?”我放下望远镜,看向旁边的铁子。

铁子面无表情地说:“二十公斤C4,没电池,还不如二踢脚。”

我说:“那老马这情报也不准啊,不是说能炸飞半个码头吗?”

铁子想了想:“可能是他怕你真炸,故意抠的。”

“……老马这个人,是个人才。”

后来陈永仁被判了十五年,光头和胖瘦二人组各领了七八年。刘富在东南亚气得跳脚,我在纽约笑得打滚。但笑完之后,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比刘富的威胁更让我不安。

一、一张照片

事情要从一张照片说起。

1996年3月,我收到了一封信。不是寄到我家,而是寄到陈耀祖的公司,转交给我的。信封上没有寄件人姓名,只有一个香港的邮戳,邮票上还沾着一块不知道是什么的黄色污渍。

我当时第一反应是:刘富给我寄了封恐吓信?打开一看,是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一艘船。不是普通的船,是一艘货船,跟我上次在纽约港见到的那艘差不多大,丑得也差不多。船身上有一个编号,NY-7421,我认不出来。船的旁边站着一个人,穿着工作服,看不清脸,但那个站姿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两条腿叉得跟圆规似的,双手插兜,脑袋微微往左歪。

这不是老马吗?

我把照片翻过来,背面写着一行字:

“建军,这艘船下个月会到纽约。船上装的不只是货。小心。”

字迹很陌生,歪歪扭扭的,左边低右边高,每行字都是往上斜的,像喝醉了酒爬楼梯。不是陈耀祖的,不是何伯庸的,不是任何我认识的人的。

我把照片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也没看出是谁寄的。说实话,我当时第一反应是——这字也太丑了。

我拿去给铁子看。铁子正在院子里练刀,看到我过来,把刀往树上一插,接过去看了三秒钟。

“这是老马的笔迹。”

“老马?你确定?”

“确定。我在码头看过他写的装卸单。他的字,左边低右边高,每行字都是往上斜的。你看这行字,也是往上斜的。”

我仔细一看,还真是。一个人的字可以丑,但丑得有特色,那就是个人风格了。

“老马给我寄照片?老马为什么要给我寄照片?他直接跟我说不行吗?”

铁子想了想:“可能他有不能直接说的理由。”

“什么理由?”

“比如,有人盯着他。”

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打电话给老马,没人接。我又打给码头,码头的人说老马三天前辞职了,去了哪儿不知道。

“他辞职的时候什么表情?”我问。

“表情?”电话那头的人愣了一下,“谁特么注意他什么表情啊?他就是来拿了个工资,说了一句‘我走了’,然后就走了。”

“他说‘我走了’的时候,是高兴的语气还是不高兴的语气?”

“……你神经病吧?”

我挂了电话,心里那种不好的预感越来越强。

铁子看着我:“你打算怎么办?”

“找人。”

“怎么找?”

我想了想,说出了一句后来铁子经常拿来笑话我的话:“先打电话给米勒。”

铁子当时看我的眼神,就像看一个出门就要找妈的小学生。

二、追踪

米勒探员现在跟我算是“正式合作”关系——我是FBI的“编外顾问”,没有工资,但有一些权限。

什么叫“一些权限”?就是我可以打电话给她,她不一定接;我可以在FBI大楼里走动,但不能进机密区域;我可以查阅一些案件资料,但都要她签字。

说白了,就是个高级跑腿的。

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有照片。

我拿着照片去找米勒,她一看到照片上的船,表情就变了。

“这艘船,你怎么知道的?”

“有人给我寄了照片。”我没提老马。

米勒盯着我看了三秒钟,那眼神就跟审犯人似的。但我不怕,我被她审惯了。

“姜建军,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米勒姐,我瞒你的事多了,你问的是哪一件?”

米勒翻了个白眼,拿起电话开始查。

三天后,她回话了。

“那艘船叫‘东方之星’,注册地在巴拿马,实际船东是一家香港公司。那家香港公司的法人代表,你猜是谁?”

“刘富?”

“不对。刘富不会用自己的名字注册公司。那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叫陈永仁。”

“陈永仁?那个已经在监狱里的陈永仁?”

“对。但公司注册是在他被抓之前。公司还在,船还在,生意还在做。”

我脑子转得飞快:“也就是说,陈永仁虽然进去了,但他的公司还在正常运作?”

“对。”

“谁在替他管?”

米勒摇了摇头:“不知道。查不到。这家公司的股权结构很复杂,套了好几个离岸公司,最后的实际控制人查不出来。”

“查不出来?你们可是FBI啊。”

米勒瞪了我一眼:“FBI也不是万能的。你以为我们是电影里的那种?想查谁就查谁?我们查个电话记录都要走流程,走完流程黄花菜都凉了。”

我想了想:“那你们FBI跟电影里的有什么区别?”

米勒想了想:“我们的枪是真的。”

“……就这?”

“还有,我们真的会填很多表。”

我沉默了三秒钟。

好吧,现实永远比电影骨感。

我挂了电话,坐在椅子上想了很久。陈永仁是刘富的手下,他的公司背后就是刘富。刘富的船下个月要到纽约,老马给我寄了照片然后失踪了。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我决定去码头看看。

三、码头之夜

铁子陪我去的。

晚上十点,纽约港,静悄悄的。说“静悄悄”不太准确——远处有机器轰鸣声,海鸟在叫,海水拍打着码头,偶尔有船鸣笛。但就是那种没有人的静,让人觉得背后发凉。

我们找到了老马以前工作的那个泊位。泊位上停着一艘货船,船上的灯亮着,但甲板上没人。老马的工具箱还在,锁在储物柜里。

铁子蹲下来,从兜里掏出一根铁丝。

“你还会这个?”我小声问。

“侦察兵的基本功。”

铁子把铁丝捅进锁孔,转了转,拧了拧,前后不到五秒钟,锁“咔嗒”一声开了。

我当时就震惊了:“五秒?”

“慢了。”铁子皱了皱眉,“手生了。”

“……”

工具箱里有一本笔记本,一个手电筒,半包烟,一张皱巴巴的码头通行证,还有一个信封。信封上写着我的名字,没有贴邮票,说明没寄出去。

我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封信。老马的字还是那样,左边低右边高,每行字都是往上斜的。而且可能是写得急,字更丑了,有些地方我连蒙带猜才读出来。

“建军:

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了。不是死了,是走了。我要去一个地方,办一件事。如果办成了,我回来找你。如果办不成,你就当没认识过我这个人。

那艘‘东方之星’上,装的不只是货。还有一些人。那些人不是船员,也不是乘客。他们被关在集装箱里,从香港运过来。我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但肯定不是好事。

我本来想报警,但警察里有他们的人。我只能找你。照片是我拍的,信是我写的。你小心。

另外,你欠我的那顿酒,恐怕要等我回来再喝了。先记着。

老马”

我把信读了两遍,手有点发抖。

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生气。

老马去查那艘船了。他一个人去的。这个老东西,五十多岁的人了,头上还有伤,一个人跑去查偷渡,他怎么想的?

“铁子叔,”我说,“老马有危险。”

“我知道。”

“我们得找到他。”

“怎么找?”

我想了想:“从‘东方之星’入手。船下个月才到,但老马可能已经在船上了。”

“你是说,他混上了船?”

“有可能。他以前是装卸工,对码头很熟。混上一艘船,对他来说跟回家一样。”

“那他现在可能在海上。”

“对。”

“那我们怎么找他?”

“等。”

“等什么?”

“等船来。”

铁子沉默了五秒钟,然后点了点头。他从不说“好”或者“行”,他点头就是同意。铁子是那种话少到让人觉得他每个月都在省话费的人。

四、等船的日子

等船的那个月,是我十七年来最难熬的一个月。

白天我去诊所跟朱秉璋学针灸,晚上回家练功、学阵法,周末去FBI那边当我的“特别顾问”。看起来挺忙的,但脑子里全是老马。

林婉儿看出来我不对劲了。

有一天晚上,我坐在院子里发呆,她端了一碗汤圆过来,放在我旁边。

“你最近话变少了。”她说。

“是吗?”

“是。以前你三句话里有一句是废话,现在五句话里才有一句。”

“……那我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她想了想:“进步了。废话少,金句多。”

我笑了一下,但笑得很勉强。

她在我旁边坐下,也不说话,就那么坐着。林婉儿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她不会在你不想说话的时候逼你说话。

过了一会儿,她说:“你是不是在担心什么人?”

“你怎么知道?”

“你发呆的时候,眉心是皱着的。你平时发呆不皱眉。”

“……你观察我多久了?”

“从住到你家那天开始。”

“两年?”

“对。”

我看着她:“你是不是每天都在观察我?”

她想了想:“也不是每天。你洗澡的时候我不观察。”

“……”

我决定换个话题:“汤圆好吃。”

“我妈包的。”

“你妈来了?”

“来了。在你家厨房。”

“我爸妈知道吗?”

“知道。你妈在帮忙。”

我站起来,走到厨房门口,往里看了一眼。林婉儿的妈妈和我妈正在包汤圆,两个人有说有笑的,关系好得像亲姐妹。

我突然觉得,这个家越来越热闹了。

五、船来了

一个月后,“东方之星”到了纽约港。

那天是周五,我刚从学校回来,书包还没放下,铁子就打电话来了。

“船到了。”

三个字,挂了。

铁子就是这样,多说一个字会死。

我骑上自行车就往码头赶。到了码头外面,铁子已经在等我了,他今天穿了一身黑色工装,脚上蹬着作战靴,背上背着一个包,包里鼓鼓囊囊的。

“包里装的什么?”我问。

“工具。”

“什么工具?”

“救人的工具。”

我发现铁子这个人,你跟他说十句话,他能用五个字回答,而且每个字都跟没说一样。

晚上十一点,船靠岸了。甲板上有人走动,但不多。我拿着望远镜观察,没看到老马。船上的人来来往往,有穿制服的船员,有穿便装的人,但就是没有老马那圆规一样的站姿。

“会不会他没在船上?”铁子问。

“不一定。可能他在集装箱里,出不来。”

“那我们要上船。”

“怎么上?”

铁子从包里掏出两套码头工人的制服,递给我一套。

我愣了一下:“你早就准备好了?”

“侦察兵的基本功。”

“你是不是什么都会?”

“差不多。”

“……你这个人,真的很谦虚。”

“谢谢。”

我们换好制服,从码头侧面的围栏翻进去。铁子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两个人跟做贼似的,猫着腰,贴着集装箱走。码头很大,灯光昏暗,到处都是集装箱和叉车,像一座迷宫。

铁子走得很慢,每到一个拐角都会先探头看一眼,确认没人再走。我跟在他后面,学着他的样子,虽然我知道我学得很不像——他走路像猫,我走路像穿了拖鞋的企鹅。

我们走了一条没有人的路,绕到“东方之星”的侧面。

船靠在码头边,舷梯放下来了,但有两个人在看守。两个人都是亚洲面孔,穿着黑色夹克,站在舷梯两侧,嘴里叼着烟,眼睛像探照灯一样扫来扫去。

“怎么办?”我低声问。

铁子没说话,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瓶子,倒了些液体在手帕上。

“这是什么?”

“乙醚。捂住口鼻,十秒就倒。”

“你连这个都有?”

“侦察兵的基本……”

“行了行了,我知道。”

铁子猫着腰,从阴影里绕到那两个看守身后。他的动作很轻,脚落地的时候几乎没有声音。我在十米外看着,大气都不敢出。

铁子先捂住左边那个的口鼻。那人挣扎了两下,像一条被拍上岸的鱼,抖了抖,然后软了下去。右边那个听到动静,转过头来,还没来得及叫出声,铁子另一只手已经把沾了乙醚的手帕捂在他脸上。

前后不到五秒,两个人全倒了。

铁子把他们拖到阴影里,用绳子绑好,嘴里塞上布条。

“走。”

我们上了船。

六、集装箱里的人

船上的集装箱有上百个,堆得跟积木似的,一个一个找,找到天亮也找不完。

但老马在信里说,那些人被关在集装箱里。什么样的集装箱能关人?必须有通风口,不然会闷死。这就好比你不能把一个人关在冰箱里——哦不对,冰箱也有通风口,但那是用来制冷不是用来呼吸的,反正道理差不多。

我们沿着甲板找,找那些有改装过的通风口的箱子。

找了二十分钟,铁子停在一个集装箱前面。

“建军,你看。”

我凑过去看。这个箱子跟别的箱子不太一样——它的侧面有几个小孔,整整齐齐地排成一排,像蜂窝一样。不仔细看,以为是生锈的痕迹。但仔细看,是钻出来的通风孔,孔边上还有金属碎屑,说明是刚钻不久。

铁子用撬棍撬开了箱门。

里面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铁子打开手电筒,光照进去。

我的血一下子涌上了头。

集装箱里关着十几个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都蜷缩在角落里,像一堆被塞进箱子里的旧衣服。眼睛被蒙着,嘴巴被胶带封着,手腕和脚腕被塑料扎带绑着,绑得很紧,有些人手腕上都勒出了血印。

有的已经昏迷了,有的还在挣扎,发出“呜呜”的声音。

最里面的那个人,穿着一件破旧的夹克,头上缠着绷带,绷带上有血迹。

老马。

他的脸上有伤,嘴角破了,左眼肿得跟核桃似的,整个人靠在箱壁上,一动不动。

“老马叔!”

他没反应。

我冲过去,探了探他的鼻息——还有气,很微弱,但还有。

“铁子叔,快!”

铁子冲进来,先割断老马手上的扎带,然后撕掉他嘴上的胶带。老马的嘴被胶带封了太久,撕下来的时候带下一层皮,血珠子渗了出来。

他喘了一口气,声音很虚弱:“建军……你们来了……”

“别说话。”

我检查他的伤势。头上的伤口不深,但流了不少血,绷带都浸透了。手臂上有淤青,青一块紫一块的,像是被人用棍子打过。肋骨处有压痛,我一碰他就龇牙,可能有骨裂。

我从兜里掏出银针,在他的合谷、内关、足三里几个穴位扎下去,帮他稳住了气血。

朱秉璋要是知道我随身带着银针去救人,肯定又要骂我:“你当你是行走的急诊室啊?”——但他不知道,我现在就是行走的急诊室,银针、创可贴、碘伏、速效救心丸,兜里全有。

“铁子叔,报警。”

铁子掏出手机,拨了911。

然后我听到了一个声音。

不是警笛,是脚步声。

很多人的脚步声。

有人来了。

七、对峙

来的人不是警察,是船上的船员。领头的是一个高个子白人,穿着一件黑色的夹克,脖子上纹着一条龙,龙的尾巴一直延伸到下巴,看着像个非主流。他手里拿着一把霰弹枪,枪管在灯光下反着冷光。他身后跟着七八个人,有的拿刀,有的拿棍子,有的拿枪,跟演黑帮电影似的。

“你们是谁?”他用英文问,声音很冷。

我站起来,挡在老马前面。

“FBI。”我说,声音比我预想的要稳。

高个子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他笑得很夸张,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拳头,笑声在集装箱之间回荡。

“FBI?你?一个小孩?”

我从兜里掏出米勒探员给我的“顾问证”——不是正式的FBI证件,但看起来很像。上面有FBI的徽章,我的照片,以及一行小字:“特别顾问”。

高个子看了一眼,脸色变了。

他不知道“特别顾问”是什么意思,但他认识那个徽章。在美国,你不一定知道FBI特别顾问是干什么的,但你一定知道,惹FBI没好事。

“你们在船上藏了人。”我说,“偷渡。这是联邦重罪。每人每项罪名最高判十年,你们这里十三个人,我帮你算算——你数学好吗?”

高个子的手在发抖,但他没有放下枪。

“放下枪,”我说,“我可以跟法官说你是配合调查的。”

“我不信你。”

“你可以不信我。但你看看周围。”

高个子下意识地看了看四周。

什么都没发生。

但在他看四周的那一瞬间,铁子动了。

他一个箭步冲上去,那速度快得不像话,我都没看清他是怎么动的。左手抓住霰弹枪的枪管往上一推,右手一掌切在高个子的喉咙上。高个子“呃”了一声,眼睛瞪得跟铜铃似的,枪掉在地上,整个人往后倒。

铁子接住霰弹枪,枪口对准其余的人。

“谁动,谁死。”

那七八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人敢动。他们手里也有武器,但没人愿意当第一个吃子弹的人。

远处的警笛声越来越近。

FBI到了。

八、善后

米勒带着人冲进来的时候,我还站在集装箱门口,手里攥着银针,身上全是汗。

她看了我一眼,又看了铁子一眼,又看了倒在地上的高个子一眼,又看了那七八个举手投降的船员一眼。

“姜建军,”她的语气很平静,但我能听出平静

“米勒姐,不是搞,是在救人。”

“救人?”

“对。集装箱里有十三个偷渡客,还有一个被打伤的码头工人。”我指了指里面,“你自己看。”

米勒走进集装箱,手电筒的光扫过那些蜷缩着的人。她的表情从愤怒变成了凝重,从凝重变成了沉默。

她走出来,对着对讲机说了几句话,然后FBI的人开始行动了——解救人质、控制船员、封锁现场。

米勒站在我面前,双手叉腰:“姜建军,你怎么知道这艘船上有偷渡客?”

“有人给我寄了照片。”

“谁?”

“我不能说。”

米勒盯着我看了五秒钟,那眼神跟X光似的,恨不得把我全身骨头都照一遍。

“姜建军,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是在妨碍司法?”

“米勒姐,我这是在帮你破案。”

“你帮我破案?你知不知道你擅自上船,万一出了事,我都要负责任?”

“但没出事啊。”

米勒深吸一口气,我能在她脸上看到那种“想骂人但骂不出来”的表情。这种表情她对我用过很多次了,我都很熟悉了。

“你等着,”她说,“明天到我办公室来,把这件事从头到尾给我交代清楚。”

“好。”

“还有,把你那个‘特别顾问’证还给我。”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是‘特别麻烦顾问’。”

“……好吧。”

九、老马的“功劳”

老马被送进了医院。

头上的伤缝了七针,肋骨有两处骨裂,手臂上的淤青需要两周才能消退。但他活下来了。

我去医院看他的时候,他躺在床上,左眼还是肿的,嘴角贴着一块纱布,看起来惨不忍睹。

“建军,”他的声音很沙哑,“谢谢。”

“不谢。你救了自己。”

“要不是你们来,我可能就……”

“别说了。”我在床边坐下,“老马叔,你为什么要自己上船?为什么不先跟我说?”

“我怕来不及。那船到了纽约,人就被运走了,再也找不到了。”

“那你可以报警。”

“警察里有他们的人。我不信。”

“那你可以找我。”

“找你?你才十七岁。”

“十七岁怎么了?你十七岁的时候在干什么?”

老马愣了一下,想了想:“在越南打仗。”

“那我也在打仗。”我说,“打的是不一样的仗,但都是打仗。”

老马看着我,沉默了很久。他的左眼肿得只能眯着,但右眼很亮,亮得不像一个五十多岁的人。

“建军,”他说,“你这个人,跟你外公一个样。”

“你也认识我外公?”

“不认识。但听说过。老陈当年在香港,也是这样——不怕死,不怕事,什么都敢管。”

“那他现在老了。”我说,“我还没老。”

老马笑了,笑得很苦。他一笑,嘴角的纱布就往外渗血,但他还是笑了。

后来米勒来医院做笔录,问我老马怎么会在船上。

“他自己上去的。”我说,“他收到消息,说这艘船上有人被偷渡,他想救人。但他一个人不够。”

这是我跟老马串通好的说辞。不能让FBI知道老马是在“查案”,不然他会惹上麻烦。说他是在“救人”,就没问题。

米勒看了我一眼,没再问。她知道我在说谎,但她不想拆穿。因为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打击刘富的船。

偷渡客被解救出来,一共十三人,来自福建。他们被蛇头骗了,说能带他们去美国赚钱,结果被关在集装箱里运了半个月。有两个人差点死在路上——一个因为脱水,一个因为缺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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