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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十六岁,初遇故人,顺便炸了条船(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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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夏天,我十六岁。

别跟我提青春疼痛文学,我的青春,是别人疼。

上回说到,我,姜建军,一个本该在暑假打游戏机、偷看女生裙子的十六岁少年,用了一个叫“逼空”的骚操作,让“猎鹰二号”基金直接破产。听起来很牛对吧?其实我当时连“逼空”两个字怎么写都差点查字典,纯粹是跟着感觉走,想给那个姓刘的一个教训。

结果呢?刘富在东南亚气得跳脚,据说摔了三个大哥大(那个年代的大哥大,摔地上能把地砖砸裂那种)。我在纽约,抱着我妈做的冰镇绿豆汤,笑得在地上打滚。我妈以为我中暑了,差点给我灌藿香正气水。

但笑完之后,我心里跟明镜儿似的——这梁子算是结死了。刘富断了财路,就像疯狗断了粮,他接下来唯一会做的事,就是——咬人。而且专咬细皮嫩肉的我。

果然,1995年6月一个闷得能拧出水的晚上,铁子接到了一个电话。

一、铁子叔的黑暗料理

当时我正在铁子家,英勇就义般地吃他煮的面。

铁子,大名铁建国,我妈的远房表弟,退伍侦察兵,纽约华人圈里传说一样的人物。传说他能用一根鞋带勒死一头野猪,能用一片树叶在五十米外命中目标。但他的厨艺,传说则是另一个方向——能把厨房变成生化武器实验基地。

他煮的面,面条软得像婴儿吃的米糊,汤咸得像直接灌了海水,酱油色重得跟墨汁似的。我每次都吃得一脸痛苦面具,但不敢说。因为上回我提了一句“有点咸”,他二话不说收了碗:“行,你自己煮。”然后我在他那个满是机油味、调料只有盐和酱油的厨房里,煮了一碗更恐怖的东西出来。

所以,我俩达成了默契:他负责煮,我负责吃,谁也不许抱怨。

“嗯。嗯。知道了。”铁子接了个电话,全程就这三个词。他挂掉电话,脸上的表情纹丝不动,但他右手握着的筷子,指节“咔咔”发白。那双筷子是竹子的,上次他用这劲儿,掰断了我一根铅笔。

“怎么了?”我嘴里塞着一坨面目模糊的面条,含混不清地问。

“有人找你。”

“谁?补习班老师?我暑假作业一个字没动呢。”

“刘富的人。”

我“吸溜”一声把面条吸进嘴里,差点没呛死。放下筷子,擦了擦嘴,心里那根弦反而绷紧了。

终于来了。我甚至有点小激动。就像玩真人RPG游戏,NPC(铁子)终于触发了主线任务。

二、遛狗,我是专业的

事情是这样的。铁子在退伍军人协会里有个老战友,江湖人称“老马”。老马现在在纽约港当装卸工,一身腱子肉能扛起两百斤的货。老马跟铁子说,最近有艘香港来的货船停在港口,船员们鬼鬼祟祟的,逢人就打听“一个会说普通话的华人少年,瘦高个,黑头发,戴眼镜”。

老马描述的时候,铁子看了我一眼。

我当时穿着个洗得发白的“超霸世纪”游戏T恤,头发三天没洗,眼镜片上还有指纹。完美符合“瘦高个、黑头发、戴眼镜”的邋遢少年形象。

“他们打听你干什么?”铁子问。

“还能干什么?刘富派来的人,想请我去东南亚喝咖啡呗。”我翘起二郎腿,“你怎么知道是他们?”

“因为除了刘富,没人会从香港派一船人来打听一个吃我煮的面还能面不改色的少年。”铁子面无表情地说。我不知道他是在夸我还是在损我。

铁子沉默了。他沉默的时候,空气都变冷了。然后他说了一句让我差点把面汤喷出来的话:“要不要我找人把他们做了?”

“做了?”我瞪大眼睛,“铁子叔,你说的‘做了’,是我想的那个意思吗?就是,电视剧里那种,埋坑里,浇水泥?”

“就是你想的那个意思。”他的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死水,但我看得出,他说真的。

“你认识这种人?”我压低声音,感觉自己像在演《教父》。

铁子没回答,但从他的表情我读懂了——他不仅认识,可能还欠人家钱或者人情。

“不不不!”我赶紧摆手,“铁子叔,咱是守法公民。杀人犯法,而且埋人浇水泥太累了吧?还得挖坑。我连我家花盆都懒得换土。”

“那你想怎么办?”

我脑子一转,嘴角忍不住往上翘:“钓个鱼。”

铁子用他那侦察兵的眼神审视了我三秒钟:“你说的‘钓鱼’,是字面意思……还是你又想搞事情?”

“都有!”我站起来,活动了一下手腕,感觉自己是即将出征的大将军,“我要让他们觉得我是条傻乎乎的小鱼,实际上,他们是自己钻进了渔网。用我爸的话说,这叫‘诱敌深入’。用我的话讲——这叫遛狗。”

三、我在布鲁克林演小可怜

接下来的一周,我开始了我在纽约的“遛狗”生活。

我每天把自己收拾得人模狗样(主要是把头发洗了),开始有规律地在纽约港附近的唐人街、布鲁克林、皇后区“路过”。我不是大摇大摆地走,而是带着一种“我是外地来的迷路中学生”的气质。

我会在杂货店门口假装看报纸,其实余光在数有几个穿黑衣服的大汉在跟踪我。我会在公园长椅上坐着吃热狗,故意吃得很慢,让他们有充足的时间“确认目标”。我甚至会故意拐进死胡同,然后假装慌张地退出来,嘴里还要自言自语:“哎呀,又走错了。”

这种感觉,怎么形容呢?就像你明知道你养的狗在偷吃你桌上的鸡腿,但你假装没看见,就想看它能偷吃多少。只不过这次,我是人,他们是狗。

铁子不放心,每次都跟在后面,距离控制得精确得像用尺子量过。他穿着那件万年不变的破夹克,戴着顶鸭舌帽,走路微微低头,看起来像个普通的华裔大叔。但他的眼睛,那双侦察兵的眼睛,一直在360度无死角扫描——左、右、前、后、上、下,连下水道井盖都不放过。

有一次他盯着一个垃圾桶看了五秒,我问他在看什么,他说:“那个垃圾桶的阴影角度不对,可能有人躲在后面。”我看了眼那个垃圾桶,它连只猫都藏不住。

“……铁子叔,你退役了,真的。”

“习惯改不了。”他面无表情地说。

第七天,鱼上钩了。不对,是鱼自己跳进锅里了。

那天傍晚,我特意选了个布鲁克林的废弃码头。夕阳把海面染成橘子果酱的颜色,海风大得能把我的假发吹飞——哦我没假发,但我的中分头被吹成了梅超风。周围没有一个人,安静得只能听到海水拍打岸边和我自己“咚咚”的心跳声。

说实话,我有点紧张。不是怕,是那种玩游戏打到最终BOSS前的兴奋。

一辆黑色的福特面包车,“嘎吱”一声停在我身后。车门滑开,下来三个男人。

领头的是个光头,四十来岁,黑T恤绷在身上,露出的胳膊上纹着一条青龙,从肩膀缠到手腕,那龙画得太丑了,鳞片跟鱼鳞似的,一看就是打折时纹的。他身后跟着一胖一瘦,胖的那个像充了气的河豚,瘦的那个像没充气的竹竿。

“姜建军?”光头用带着广东腔的普通话问。

我转过身,脸上努力挤出一个“惊慌失措”的表情。为了这个表情,我在家对着镜子练了半小时,我妈以为我抽风了。

“你……你们是谁?”我的声音都在抖。演技,朋友们,这叫演技!

“有人想见你。”光头往前走了一步。

“谁?我妈说不能跟陌生人走。”

“去了就知道。”

“我不去。”我往后退了一步,正好退到码头的边缘,看着像泡过工业废料。

“你没得选。”光头又往前走了一步。胖子从左边包抄,瘦子从右边堵住去路。

我被围在中间,无处可逃。剧本完美执行。

“好吧。”我举起双手,做投降状,“我跟你们走。但我要打个电话。”

“打给谁?”

“我妈。跟她说我今晚不回家吃饭。我家规矩严,不回家吃饭得提前报备,不然回家得跪遥控器——还不能换台。”

光头犹豫了一下,大概觉得这个要求也不算过分,点了点头。

我掏出我的诺基亚手机,那个年代的大砖头,能当砖头用的那种。我用我那笨拙的大拇指,在键盘上煞有介事地按了几个键,然后放在耳边。

“喂,妈?今晚不回来吃饭了。同学聚会。嗯,吃披萨。知道了知道了,我会早点回来的。拜拜。”

挂了电话。完美。

光头没注意到的是,我拨的号码虽然看起来是数字,但其实我根本没按发射键。而且,那个“妈”的号码,实际上是我和铁子的紧急联络暗号——“同学聚会”=“我出事了,快来救我,晚一步就只能给我收尸了”。

我把诺基亚揣回兜里,心里默默倒数:铁子叔,该你上场表演了。

四、黑口罩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我被塞进面包车,光头坐我旁边,像个门神一样盯着我。胖的开车,瘦的坐副驾驶。车里弥漫着一股廉价空气清新剂和汗臭味混合的味道,我差点没窒息。

车子开了大约二十分钟,到了纽约港。我被带上一艘货船,船不大,但也不小,甲板上堆满了锈迹斑斑的集装箱。船头那面旗子写着我不认识的文字,看着像泰文又像柬埔寨文,总之不是什么好地方的旗子。

船员们都是亚洲面孔,说的像是粤语,又像是潮州话,我听不太懂,但他们的眼神不太友善。看我的样子像是在看一只要被宰的乳猪。

光头把我带进船舱,指着中间一张木头椅子:“坐。”

我老实坐下,开始打量四周。船舱大概二十平米,一张铁皮桌子,几把歪歪扭扭的椅子,墙上挂着一张快褪色的航海图,角落里有个小冰箱,冰箱上放着一瓶威士忌和几个脏兮兮的杯子。

这环境,比铁子家还差。至少铁子家的筷子是干净的。

等了大约十分钟,门开了。

进来一个人。

四十多岁,瘦长脸,鹰钩鼻,眼神阴沉得像暴风雨前的天空。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看起来普普通通,但整个人散发着一股让人不舒服的气场。

我见过他。

两年前,在长岛别墅门口,刘富亲自出来迎接的那个人。

黑口罩男人。

“姜建军,”他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嘴角的弧度像是用尺子量过的假笑,“久仰大名。”

“你是谁?”我问,虽然我知道答案。

“我叫陈永仁。刘先生派我来的。”

“刘富?”

“对。”

“他派你来干什么?请我喝东南亚风味的咖啡?”

“请你喝茶。”陈永仁在桌子对面坐下,光头站在他身后,活像一尊纹着丑龙的蜡像,“船上安静,适合聊天。”

“这茶用船运?你们物流成本控制得不行啊。”

陈永仁的笑容僵了一下,但很快恢复正常。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照片,推到我面前。照片上是一卷帛书,发黄的古纸,密密麻麻的梵文。“姜建军,刘先生让我带句话。把《心经》交出来。”

我愣了一下,这回是真愣了,不是演的。“什么《心经》?是那个‘色即是空’的《心经》?”

“别装傻。那卷玄奘手抄的《心经》梵文原稿,在你外公陈耀祖手里。你外公在你手里,所以,也在你手里。”

我终于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了。那卷破布条子!外公把它当命根子,当年在拍卖会上花了天文数字拍下来,结果惹了一身骚。这东西谁沾上谁倒霉,跟诅咒似的。

“你搞错了。”我一字一顿地说,“那卷破布……我是说,那卷珍贵文物,现在在大都会博物馆。上个月刚捐的,还有开幕酒会呢,你们没收到请柬吗?”

陈永仁的笑容彻底消失了。他整个人像被人按了暂停键,一动不动地盯着我。

“什么?”这两个字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你没看新闻吗?陈耀祖把那卷帛书捐赠给了大都会博物馆。现在它是公开展品,就在二楼亚洲艺术展厅,旁边还有个触摸屏介绍呢。谁也别想拿走。你要是想看,买张门票就行,学生票半价。”

陈永仁的脸色变了。先变白,再变青,最后变黑,跟川剧变脸似的。

他显然不知道这件事。也对,刘富在东南亚东躲西藏了两年,信息滞后得比我奶奶用的小灵通还慢。他以为帛书还在陈耀祖手里,还在我手里。他不知道,我外公早就把那卷烫手山芋捐了出去,跟捐旧衣服似的,眼不见心不烦。

“你在骗我。”陈永仁说,但他的声音已经没底气了。

“不信你打电话问大都会博物馆。他们的亚洲艺术部电话是212-535-7710,我背得滚瓜烂熟,因为我打过好几次投诉他们展柜玻璃没擦干净。”

陈永仁盯着我看了五秒钟,然后对光头低声说了句粤语。光头转身出去,应该是去打电话核实了。

船舱里只剩下我和陈永仁。

“姜建军,”他说,“你胆子很大。”

“一般般吧,主要是年轻,不知道怕。”

“你知道刘先生是什么人吗?”

“知道。走私文物,洗黑钱,养私人武装,可能还有脚臭。”我掰着手指头数,“该知道的都知道,不该知道的也知道一点。”

陈永仁的表情又僵了一下,像电脑死机了一样。“你怎么知道这些?”

“我知道的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我往椅背上一靠,翘起二郎腿,摆出一副老神在在的样子,“陈永仁,我知道你跟着刘富十几年了,忠心耿耿,比狗还忠心。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刘富这个人,值得你跟吗?”

陈永仁没说话。

“他是FBI的线人。”我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他用出卖别人来换自己的自由。这种人,今天能出卖别人,明天就能出卖你。你跟了他十几年,你知道他多少事?你以为他不会卖你?”

陈永仁的眼神闪过一丝波动。那个波动很微弱,但被我捕捉到了。那是犹豫,是怀疑的种子刚种下去的样子。

“你怎么知道他是FBI线人?”他问,声音低了下去。

“因为我亲眼看到的。两年前,FBI抓了他,他的律师拿出一份文件,说他是线人,FBI当场放人。我当时就在现场,隔着玻璃窗,看得清清楚楚。”

陈永仁沉默了。那种沉默不是之前的沉默,是心里的什么东西正在松动的沉默。

光头回来了,在陈永仁耳边低语了几句。陈永仁的脸色更难看了,像是吃了一整根苦瓜。

“帛书确实在大都会。”他说,声音里带着一种“我跑了大老远结果就这”的疲惫感。

“我没骗你吧?我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诚实,我妈说我这样在社会上会吃亏。”

“但你骗了我另一件事。”

“什么事?”

“你刚才打电话给你妈,但号码不是你妈的。”

我心里一紧,但脸上不动声色。“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们监听你的手机了。”

五、反转,再反转,再再反转

陈永仁从兜里掏出一个小设备,“啪”地放在桌上。那玩意儿像个老式的收音机,上面还有几根天线。

“便携式信号截获器。”他说,语气里带着一丝得意,“你拨出的每一个号码,我们都能看到。你刚才拨的号码,是一个叫‘铁建国’的人。”

我看着那台设备,沉默了两秒钟。

然后我笑了。

不是装的笑,是真的笑了。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怎么了?”陈永仁皱起眉头。

“陈永仁啊陈永仁,”我擦了擦眼角的泪水,“你监听我的手机,那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

“什么?”

“我拨那个号码的时候,按的键是‘1-2-3-4-5-6’。”

陈永仁愣了一下。“什么意思?”

“意思是我根本没拨出去。我是在假装拨号。你想啊,哪个正常人打电话会拨‘一二三四五六’?你当我是小孩儿玩玩具呢?我按键的时候,手机根本没开机,屏幕还是黑的!”

陈永仁低头看那个设备,又抬头看我,脸上的表情像被人扇了一巴掌。

“你……”

“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你们在监听我。你想想,我来码头遛弯儿遛了快一个星期,你们的人跟着我,我假装不知道,但我铁子叔可是侦察兵出身,你们的监听信号他第三天就截获了。所以我演的,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戏。”

“什么戏?”陈永仁的声音有点发抖。

“吸引你们注意力的戏啊。你们把注意力都放在监听我手机上了,就没注意到别的事。”

“什么事?”

我看了眼手表,然后朝船舱的窗户努了努嘴。“你自己听听。”

远处传来了警笛声。

不是一辆,是一排。

那声音此起彼伏,像是一群饿狼在嚎叫。越来越近,越来越响,汇成一片震耳欲聋的交响乐。

FBI、纽约警察局、海岸警卫队——三路人马,把码头围了个水泄不通。红蓝警灯把整个港口照得像迪斯科舞厅。

陈永仁的脸,白得像纸。不对,比纸还白,白得像刚从面粉缸里捞出来的。

“你报警了?”他瞪着我。

“我没报警。”我摊开手,“是我的朋友报的警。”

“什么朋友?”

“铁建国。就是我‘打电话’的那个人。他不仅截获了你们的监听信号,还定位了你们船的位置。刚才我在外面装迷路的时候,他就在你们船底下装了定位器。”

陈永仁沉默了几秒,然后猛地从腰间抽出一把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我的眉心。

就算被抓,我也要先杀了你。”他的声音冷得像冰。

我看着枪口。心跳加速到一百八,手心全是汗,但我的脸上一定是什么表情都没有。因为我在心里默念:不怕不怕,这是演戏,这是演戏。

“陈永仁,”我的声音出乎意料地平静,“你开枪之前,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什么?”

“你的枪里,有子弹吗?”

他愣了一下,下意识地低头去看枪。

就在他低头的零点五秒里,我动了。

我学过外公教我的内功心法。听起来很玄乎对吧?其实就是呼吸吐纳和一些体能训练,什么打通任督二脉那都是武侠小说里的。但有一点是真的——我的反应速度比普通人快那么一丢丢。就那么一丢丢,但足够了。

我猛地从椅子上弹起来,左手一把抓住他握枪的手腕,往上一推,右手握拳,照着他的手肘狠狠一砸。

“砰!”

枪响了,子弹打在天花板上,震下一片灰。我的耳朵嗡嗡直响。

门被一脚踹开,铁子从外面冲进来,动作快得像一道闪电。他一脚踢飞了陈永仁手里的枪,那枪在空中转了三圈,“啪嗒”掉在角落。然后一个标准的擒拿动作,把陈永仁脸朝下按在地上,膝盖顶着他的后背,双手反剪在背后,整个过程不到两秒。

光头想跑,铁子看都没看,一个扫堂腿,光头“扑通”一声摔了个狗啃泥。胖子和瘦子在甲板上已经被FBI特工按住了,正嗷嗷叫着。

陈永仁被按在地上,脸贴着冰冷的地板,嘴里还在骂骂咧咧:“姜建军,你这个疯子!你个小王八蛋!”

“我不是疯子,”我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笑了,“我是你永远赢不了的人。而且,你嘴里那个小王八蛋,刚刚把你遛了整整一个星期。”

六、炸了个寂寞

陈永仁和他的手下被FBI特工戴上手铐带走了。光头走的时候还在回头瞪我,那条丑龙纹身跟着他的肌肉一起颤抖,好像在说“我还会回来的”。

但事情还没完。

因为我在陈永仁的船上,发现了别的东西。

不是文物,不是毒品,而是一个让我后脊背发凉的东西——炸药。

没错,C4塑胶炸药。军用级别。

就在船舱地板白的、软软的,看着人畜无害,但我知道这玩意儿威力大得能把一艘航母炸成两截。

宋建华看到那些炸药的时候,脸色难看得像吃了馊饭。他蹲在地上,小心翼翼地拨开一块C4的边缘,声音都变了:“二十公斤。足够把这艘船炸上天才。”

“这是要干什么?”我问,声音有点干涩。

“不知道。”宋建华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但肯定不是要请你喝茶。”

米勒探员也来了。她还是那副冷冰冰的样子,但看到炸药的时候,眉头皱成了一个“川”字。她盯着我看了几秒,那种眼神像是在看一个行走的麻烦制造机。

“姜建军,你怎么知道这艘船上有炸药?”

“我不知道啊。我是凑巧发现的。”

“凑巧?”她的语气明显不信。

“真的。船舱的地板有一块翘起来了,我好奇嘛,就撬开看了看。结果一看,咦,怎么有肥皂?再一看,不对,肥皂没这么软。然后就……你知道了。”

米勒探员盯着我看了至少五秒钟,眼神锐利得像X光。然后她转头对宋建华说:“带他回去录口供。”

录口供的时候,我说了实话——其实是铁子提前告诉我的。老马在装卸货物的时候,发现有几个箱子特别沉,搬起来手感不对,不像普通货物。他留了个心眼,用码头上的X光机扫了一下,结果发现里面不是货物,是一块一块的C4炸药。

但我没告诉米勒探员老马是谁。线人的身份,得保密。而且老马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我不能坑他。

录完口供,已经是凌晨了。米勒探员送我出来,在大楼门口站了一会儿。夜风吹得她的头发有点乱,但她没去理。

“姜建军,”她说,“你这个人,很麻烦。”

“我知道。”我打了个哈欠,困得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你知道你每次出现,都会给我们带来多少工作量吗?”

“大概知道。上次你们写了多长的报告来着?”

“一百二十七页。”

“哇哦。”我由衷地感叹,“那这次估计得翻倍。”

米勒探员看着我,忽然笑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她笑,不是礼貌性的微笑,而是真的觉得好笑的那种笑。

“你知道吗?FBI内部有人说你是‘编外特工’。”

“编外?那我有没有工资?有的话我想申请从去年开始补发。”

“没有。”

“那我不干。我暑假打工还能一小时赚五块钱呢。”

米勒探员摇了摇头,转身走了。走出几步,又回头说了一句:“下次别这么冒险。”

“那不行。”我说,“不冒险多没意思。”

她没再说话,走进了大楼。

七、还有一只黄雀

炸药的事还没完。

因为海岸警卫队仔细检查之后发现,那些C4炸药不只是“存放在”船上,而是已经被精心安装在了船体的几个关键位置——龙骨、燃料舱、发动机舱。每一个位置都经过精确计算,炸药块之间用雷管和导线连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引爆网络。

他们甚至找到了一个遥控器。不是陈永仁身上的,而是在驾驶舱的抽屉里找到的,用一个脏兮兮的抹布盖着。

宋建华看着那个遥控器,脸色凝重得像个要宣布坏消息的医生。“这不像是用来炸别人的。”

“那用来炸谁的?”我问。

“像是用来炸自己的。”他抬起头看着我,“这个引爆网络的布局,是‘自毁式’。一旦启动,整艘船会在三十秒内沉入海底,不留痕迹。”

我脑子转了一下,然后后背冒出一层冷汗。“你的意思是……刘富本来打算把这艘船炸了?”

“有可能。”宋建华点点头,“制造事故,骗取保险。或者——销毁证据。陈永仁如果被抓了,这艘船就是他犯罪的证据。炸了,死无对证。”

“那他为什么没炸?”

“因为还没到时间。或者……因为他还在等什么。”

我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一个不太妙的念头。

“宋探员,”我说,“陈永仁他们被抓的时候,有没有搜到一个遥控器?”

宋建华翻了一下手里的证物清单,摇了摇头。“没有。”

“那就是还在船上。”

我们赶回码头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了。港口黑漆漆的,只有几盏昏黄的灯照着,海风刮得呜呜响,像鬼哭。

船还在,但甲板上多了一个人。

那人穿着一身黑色的潜水服,湿漉漉的,像是刚从水里爬上来。他蹲在船舱门口,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小盒子,正低着头鼓捣什么。

铁子的眼神最好,他眯着眼睛看了两秒,低声说:“他手里是遥控器。黑色的,上面有个红色的按钮。”

“他要炸船!”我脱口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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