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十一岁,拜师中医,顺便治了个大佬(2/2)
前面那个人,穿着一身黑色西装,戴着墨镜,身材魁梧,一看就是练家子。他进门之后,先扫视了一圈,确认没有危险,才侧身让开。
后面那个人,坐在轮椅上。
他六十多岁,头发花白,面容刚毅,但右边的身体明显不太听使唤,右手蜷在胸前,右腿也不太能动。
但最吸引我的,是他的眼神。
那眼神,不像一个病人。
更像一头受伤的老虎。
朱秉璋放下药杵,迎了上去。
坐在轮椅上的那个人,用含糊不清的声音说:“朱医生,久仰。”
虽然他说话不利索,但每个字都说得很用力,像是在跟自己的身体较劲。
朱秉璋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直接蹲下来给他把脉。
我站在旁边,大气都不敢出。
不是因为紧张,而是因为我认出了这个人。
霍振邦。
六十多岁,纽约华人圈里的“大佬”。
不是黑帮大佬,是正经大佬。他在全美有三十多家连锁超市,身家数十亿美金。他还是多个华人社团的名誉会长,在中美两国政商两界都有深厚人脉。
换句话说,这是个动动手指,就能让半个纽约华人圈地震的人物。
朱秉璋把了五分钟的脉,又看了看他的舌苔、眼底、面色,然后说了一句话:“你这个病,能治。但需要时间。”
霍振邦的眼睛亮了一下。那种亮,不是普通病人的“有救了”的亮,而是一种“我不甘心就这样瘫着,终于有人告诉我还有希望”的亮。
他的助理赶紧问:“要多久?”
“短则三个月,长则半年。”
“需要做什么?”
“针灸、中药、推拿,三管齐下。每天一次,不能间断。”
霍振邦的助理犹豫了一下:“朱医生,霍先生的时间很宝贵,每天来诊所不太现实。”
“那我去他家里。”朱秉璋说。
助理愣了一下:“您上门?”
“为什么不呢?”朱秉璋笑了笑,“病人不方便,医生上门,天经地义。”
霍振邦的助理千恩万谢,那架势恨不得当场给朱秉璋磕一个。
但朱秉璋接下来的一句话,让他们都愣住了:
“不过,我不会一个人去。我的徒弟会跟我一起去。”
他看了我一眼。
全场安静了三秒钟。
霍振邦的助理看着我,那表情,怎么说呢,就像在动物园里看到了一只穿着西服的猴子——既惊讶又觉得好笑。
“他?一个小孩?”助理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怀疑。
“对,一个小孩。”朱秉璋说,“但就是这个小孩,用一根针救了一个心脏骤停的同学。”
助理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霍振邦。
霍振邦盯着我看了几秒钟,然后用含糊不清的声音说了一个字:“行。”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被一头老虎认可了。
虽然这头老虎,半身不遂。
十、豪宅初体验
霍振邦的家,在长岛。
不是上次我去找佛像的那个长岛仓库,而是长岛的豪宅区。
那地方,怎么说呢,每一栋房子都跟城堡似的,门口有喷泉,院子里有泳池,车库里停的车,随便一辆都够我爸妈炒十年菜。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坐在朱秉璋那辆破丰田里,透过车窗看着那些豪宅,问了一句:“师父,您说这些人的钱都是怎么赚的?”
朱秉璋说:“等你知道了,告诉我一声。”
我说:“您不想知道?”
朱秉璋说:“我连自己的钱都懒得赚,还想别人的?”
我觉得朱秉璋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不贪。
最大的缺点也是——不贪。
因为他要是有半点贪心,以他的医术,早就住进这种豪宅了。
霍振邦的豪宅,比我想象的还要大。
光是进门,就用了五分钟。先要通过一个铁门,有保安核对身份;然后开五分钟的车,才到主楼;主楼门口还有两个保镖,膀大腰圆,一看就是退伍军人。
我小声对朱秉璋说:“师父,这排场也太大了吧?”
朱秉璋说:“病人在自己家里,觉得安全最重要。这些排场,不是为了显摆,是为了让他安心。”
我说:“那我以后要是发达了,也在家门口弄两个保镖。”
朱秉璋看了我一眼:“你先把脉象背熟再说。”
进了主楼,霍振邦的私人管家把我们领到一个大房间里。
那房间,比我家的整个餐馆都大。
墙上挂着名画,地上铺着地毯,角落里摆着一架三角钢琴。窗外是一个巨大的花园,花园里有个人工湖,湖上还有天鹅。
天鹅!
活的!
我当时就想:霍振邦这个人,是真的有钱。
有钱到在家养天鹅。
朱秉璋倒是一点都不惊讶,他从容地打开针灸包,对霍振邦说:“霍先生,我们开始吧。”
然后他看了我一眼:“建军,准备记录脉象。”
我赶紧掏出笔记本,坐在旁边。
霍振邦躺在治疗床上,朱秉璋开始给他针灸。
我一边记录脉象,一边观察朱秉璋的手法。
他的手稳得像机器,进针快、准、狠,行针的手法变化多端,一会儿补,一会儿泻,一会儿平补平泻。
我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
不是我夸张,朱秉璋的针灸技术,真的可以用“出神入化”来形容。
每一针的深度、角度、力度,都精确到毫米级别。行针的频率、幅度、时间,都控制得恰到好处。
这种人,要是有半点贪心,真的可以赚很多钱。
但他没有。
他就守着他那个小诊所,给街坊邻居看病,收很低的诊金。
有时候我想,朱秉璋这种人才是真正的大佬——不是因为他有钱,而是因为他有选择。他可以有钱,但他选择了不有钱。
这种人,比霍振邦还可怕。
十一、陪大佬聊天
给霍振邦治病的那三个月,是我学医以来最紧张的三个月。
不是因为病情复杂——虽然确实复杂——而是因为病人的身份太特殊了。
你想啊,一个身家几十亿的大佬,半身不遂,你把针扎进他身体里。万一扎错了,别说朱秉璋的招牌,连诊所都可能被拆了。
但朱秉璋一点都不紧张。
他每天给霍振邦针灸的时候,手稳得跟没事人一样。
我问他:“师父,您不紧张吗?”
他说:“不紧张。”
“为什么?”
“因为我把每一个病人都当成同一个人。”
“谁?”
“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好,但后来我才发现,朱秉璋其实是脸盲。
他不紧张,是因为他根本认不出谁是霍振邦。
有一次,他给霍振邦扎完针,转头问助理:“这位先生贵姓?”
助理当场石化。
我赶紧在旁边小声说:“师父,这是霍振邦霍先生,您已经给他扎了一个月的针了。”
朱秉璋“哦”了一声,面不改色地说:“霍先生,今天的治疗结束了,明天继续。”
霍振邦的表情很精彩,但最终他选择了沉默。
大概是大佬见多了,什么样的怪人都见过,不差这一个。
我负责的工作是:配药、煎药、记录脉象变化,以及——陪霍振邦聊天。
没错,聊天。
朱秉璋说:“霍先生的病,不只是身体的问题,还有心理的问题。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突然变成了半身不遂的废人,他的自尊心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你需要让他觉得,他不是废人。”
我说:“那我应该怎么聊?”
朱秉璋说:“你就当他是你外公。”
我说:“我外公可不会在家养天鹅。”
朱秉璋说:“那就当他是一个会养天鹅的外公。”
说实话,这个建议一点都不实用。
但没办法,师父说了,我就得照做。
所以每天针灸结束后,我都会留下来,陪霍振邦聊天。
聊什么?什么都聊。
聊他的生意、聊他的奋斗史、聊他在美国打拼的故事、聊他对中美关系的看法……
一个十一岁的小孩,跟一个六十多岁的大佬聊生意、聊政治?
听起来很扯,对吧?
但霍振邦偏偏吃这一套。
因为我聊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
我不是在“听”,我是在“问”。我问的问题,不是那种“您是怎么成功的”这种套话,而是那种“您当时为什么不选另一条路”这种有深度的问题。
比如有一次,他聊到他年轻时开第一家超市的经过。
他说他当时把所有的积蓄都投进去了,如果失败了,他就得睡大街。
我问:“您当时害怕吗?”
他说:“害怕。每天晚上都失眠。”
我问:“那您怎么撑过来的?”
他想了想,说:“因为我告诉自己,我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一个人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时候,就不怕了。”
我说:“这句话,值一百万美元。”
他愣了一下:“为什么?”
“因为这句话,我现在记住了。等我以后做生意的时候,我会想起它。您用一辈子的经验换来的道理,被我偷走了。”
他笑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笑。
不是那种礼貌性的微笑,而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笑。
他的助理在旁边看着,眼睛都红了。
后来助理跟我说:“霍先生已经半年没笑过了。”
我说:“那是因为他半年没遇到像我这么会聊天的人了。”
助理的表情很复杂,大概是想说“你这小孩真不要脸”,但又觉得我说的有道理。
不管怎样,从那天起,霍振邦看我的眼神变了。
不再是大佬看小孩的眼神,而是……
怎么说呢,像是在看一个平等的、有趣的、值得尊重的对话者。
虽然我只有十一岁。
十二、大佬的“礼物”
三个月后,霍振邦奇迹般地康复了。
他的右半身恢复了知觉,能走路了——虽然还有点跛;能说话了——虽然还有点含糊。
但对他来说,这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
康复的那天,他让助理准备了一张支票,金额是一百万美元。
他亲手把支票递给朱秉璋:“朱医生,这是诊金。谢谢您。”
朱秉璋看了一眼支票,摇了摇头:“太多了。”
“不多。”霍振邦说,“您救了我的命。”
“我只是治了你的病。”朱秉璋说,“救你的命的,是你自己。是你坚持了三个月,每天针灸、喝药、做康复。换一个人,可能早放弃了。”
霍振邦沉默了几秒,然后把支票收了回去。
“那您想要什么?”
朱秉璋看了我一眼:“我不要什么。但我的徒弟,可能需要一个‘朋友’。”
霍振邦看向我。
他的眼神变了。
不是大佬看小孩的眼神,而是——一个人看另一个人的眼神。
平等的那种。
“姜建军,”他说,“你十一岁?”
“快十二了。”我说。
“你想不想跟我学做生意?”
我想了想:“不想。”
他愣了一下:“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有四个师父了。”我说,“老张学符箓阵法,何爷爷教鉴宝,外公教我看人,朱老师教我看病。再学做生意,我怕我脑子装不下。”
其实真实原因是:我觉得做生意太累了。
你看霍振邦,身家几十亿,结果半身不遂。
你看我妈,身家几千块,身体健康得能打死一头牛。
这说明什么?说明钱不在多,健康就行。
当然,这话我没敢说。因为说了,霍振邦可能会打死我。
霍振邦沉默了几秒。
然后他笑了,笑得很开心。
“姜建军,”他说,“你是我见过最不像小孩的小孩。”
“谢谢。”我说,“您是我见过最不像病人的病人。”
霍振邦大笑起来。
那笑声,在豪宅里回荡了很久。
他走的时候,送了我一份“礼物”——不是钱,不是股票,而是一个电话号码。
“这个号码,二十四小时有人接。”他说,“不管你在世界上哪个角落,不管你遇到什么麻烦,打这个电话,会有人来帮你。”
我把号码收好。
后来,我真的用到了这个号码。
不止一次。
十三、老张的“课后辅导”
在跟朱秉璋学中医的那段时间,我也没有落下老张的“课”。
每个周末,我还是会去法拉盛的地下室,跟老张学符箓、阵法、内功心法。
老张知道我拜了朱秉璋为师,不但没生气,反而很高兴。
“你朱师叔的本事,比我大。”他说,“他当年在龙虎山,是公认的天才。三十岁就出师了,而我三十岁的时候,还在山里扫落叶。”
“老张,你是不是在谦虚?”
“我从来不谦虚。”老张笑了笑,“我说的是实话。朱师叔的医术,比我强一百倍。但他的弱点,是太‘正’了。”
“太正了?什么意思?”
“他这个人,什么都按规矩来。看病开方,尊古法;做人做事,守正道。这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
“缺点?”
“对。因为你遇到坏人的时候,守规矩的人,吃亏。”
我想了想,好像有点明白了。
“所以你教我的那些阵法、符箓,就是为了让我‘不守规矩’的时候用?”
老张摸了摸胡子:“可以这么理解。”
“老张,你这算不算教坏小孩?”
“算。”老张笑了,“但你本来就不是普通小孩。”
好吧。
又是这句话。
我到底哪里不普通了?
难道是因为我能在十秒内吃完一碗酸辣粉?
老张教我的内功心法,名字很土,叫“混元一气功”。
我每次念这个名字,都觉得像是在念某种地摊上五块钱一本的武功秘籍。
但老张说,这套功法,是正一教不传之秘,历代只传嫡传弟子。
“你练的不是武功,”他说,“你练的是‘气’。气足了,身体就好;气顺了,心情就顺;气稳了,遇事就不慌。”
“练这个有什么用?”
“你上次在长岛仓库布困龙阵,为什么能坚持那么久?不是因为你体力好,是因为你体内的气够足,能支撑阵法的运转。”
我愣了一下:“阵法需要消耗我的气?”
“当然。你以为阵法是凭空变的?你的意念、你的呼吸、你的气,都是阵法的‘燃料’。你气不够,阵法就弱;你气足了,阵法就强。”
“那我现在的气,算什么水平?”
老张想了想:“勉勉强强,算入门。”
“才入门?”
“入门就不错了。我练了三十年,才算小成。”
我看了看老张的白头发,心想:完了,这下又是个坑。
练就练吧。
反正我师父多,坑也多,不差这一个。
但说实话,练这个“混元一气功”有个好处——我每天打坐半小时,练完之后,感觉整个人神清气爽,跟睡足了八小时一样。
我妈看我每天早上五点起来打坐,以为我疯了。
“姜建军,你是不是被那个道士洗脑了?”
“妈,这叫修炼。”
“修炼什么?修炼成仙?”
“差不多。”
我妈翻了个白眼:“你要是真能修炼成仙,先把我餐馆的生意变好点。”
我说:“妈,我修炼的是内功,不是财神咒。”
我妈说:“那你这内功有什么用?”
我想了想:“能让我不生病。”
我妈说:“那也不错,省了医药费。”
这就是我妈,什么事都能跟钱扯上关系。
十四、意外的访客
1990年秋天,我十一岁(终于过生日了),家里来了一个意外的访客。
不是何伯庸,不是周志远,不是赵明远。
是伊莎贝拉。
对,就是那个两年前在华尔街认识的混血女孩。
那天下午,我正在餐馆后厨帮忙洗碗(我妈规定的,说“不劳动者不得食”)。
忽然听到前面传来一个女孩的声音:“请问,姜建军在吗?”
我妈的声音:“你是谁?”
“我叫伊莎贝拉,是他的朋友。”
我妈沉默了两秒,然后喊了一嗓子:“姜建军!有女孩找你!”
那语调,那表情,那意味深长的眼神,让我瞬间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擦了擦手,从后厨走出来。
伊莎贝拉站在餐馆门口,穿着一件深蓝色的私立学校校服,金发披肩,碧眼如波,高挺的鼻梁,整个人像是从杂志封面上走下来的。
她比我大三岁,十四岁,但看起来像十六七岁。
我们上次见面的时候,她十二岁,我九岁。
两年不见,她长高了很多,也……怎么说呢……更好看了。
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她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
“姜建军?”她问。
“伊莎贝拉?”我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
“林正源告诉我的。”她说,“我找你帮忙。”
“什么忙?”
她打开文件夹,里面是一份财务报表。
“我父亲的公司,最近被做空了。”她说,“我需要你帮我查一查,是谁在背后搞鬼。”
我看了看那份报表,又看了看她。
“你十四岁。”
“对。”
“你让我一个十一岁的孩子,帮你查做空你父亲公司的幕后黑手?”
“对。”
“你爸知道吗?”
“不知道。”
“他知道你来找我吗?”
“不知道。”
我沉默了几秒。
然后我笑了。
“行,这个忙我帮了。”
不是因为我好色——虽然伊莎贝拉确实很漂亮——而是因为她的眼神里,有一种我很熟悉的东西。
不服输。
和我一样。
而且说实话,我最近确实有点无聊。夏令营结束了,朱秉璋那边也没什么事,老张的内功练得我屁股疼,正好找点事做。
我妈在收银台后面,一边擦杯子一边竖着耳朵听。
我说:“妈,我请朋友吃顿饭。”
我妈说:“行,我给你们做。”
然后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搞出了一桌子菜。
我看了看那桌子菜,又看了看我妈。
平时我跟她说“妈,我想吃红烧肉”,她都说“没空,自己泡面”。
今天倒好,伊莎贝拉一来,什么都有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我妈想让伊莎贝拉当她的儿媳妇。
虽然我才十一岁。
我妈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太着急了。
十五、一顿饭的功夫
我请伊莎贝拉在我妈的餐馆吃了顿饭。
伊莎贝拉点了一碗酸辣汤和一份炒饭。
她吃东西的样子很斯文,但吃得很快,像是在赶时间。
“你爸的公司,是什么时候开始被做空的?”我问。
“三个月前。”她放下勺子,“一开始只是小规模的卖空,我们没在意。但最近一个月,卖空量突然暴涨,股价跌了百分之四十。”
“谁在做?”
“不知道。查不到。”她咬了咬嘴唇,“但我怀疑是一个叫‘猎鹰基金’的对冲基金。”
“为什么怀疑他们?”
“因为他们过去三年里,做空过六家公司,每一家都成功了。而且每一次,都是在公司出现负面新闻之前就开始做空。”
“所以他们有内幕消息?”
“或者,他们制造内幕消息。”
我点了点头。
这种事,我在赵明远的案子里见识过。华尔街的一些玩家,不是靠分析公司来赚钱,而是靠操纵信息来赚钱。
“我需要更多数据。”我说。
“什么数据?”
“那六家被做空的公司,在被做空之前的三个月内,有没有什么共同点?比如,有没有同一家审计公司、同一家律师事务所、同一个董事?”
伊莎贝拉的眼睛亮了一下:“你是说……寻找关联性?”
“对。”我说,“做空一只股票,需要大量的前期准备。卖空者必须提前借入股票,这会在市场上留下痕迹。而制造负面新闻,也需要内鬼。这个内鬼,很可能出现在每一家被做空的公司里。”
伊莎贝拉看着我,沉默了几秒。
“姜建军,”她说,“你真的只有十一岁?”
“快十二了。”我说,“上个月刚过完生日。”
“你不像一个十一岁的人。”
“你也不像一个十四岁的人。”
她笑了。
那笑容,让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不是因为心动——好吧,可能是因为——而是因为我意识到,这个女孩,会是我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人。
至于有多重要?
那是很久以后才知道的事了。
吃完饭,我送伊莎贝拉到门口。
她忽然转过身,看着我说:“谢谢你,姜建军。”
“不客气。”我说,“反正我也闲着。”
她又笑了。
然后她踮起脚尖,在我脸上亲了一下。
我的大脑瞬间宕机了。
等我回过神来,她已经走远了。
我站在餐馆门口,摸着被亲过的脸,整个人跟傻了一样。
然后我听到身后传来我妈的声音:“姜建军,你脸怎么红了?”
“没、没有啊。”
“是不是发烧了?”
“没有!”
“那你为什么傻站着?”
“我在……思考人生。”
我妈翻了个白眼:“思考什么人生?回来洗碗!”
我乖乖地回去洗碗了。
但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不是因为伊莎贝拉的吻——好吧,主要是因为——而是因为我忽然意识到一件事。
我才十一岁。
就已经有女孩亲我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我的魅力,超出了我的年龄。
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我脸上有饭粒。
不管怎样,那天晚上,我在日记本上写了一句话:
“今天,伊莎贝拉亲了我一口。我妈说这是早恋。我觉得这不是早恋,这是……外交礼仪。”
写完,我又觉得不对。
外交礼仪哪有亲脸的?
应该是“国际友谊”才对。
算了,不想了。
睡觉。
十六、金句时间
那天晚上,伊莎贝拉走后,我在日记本上写了几句话。
不是关于她的——虽然也写了一点——而是关于中医的。
朱秉璋说过一句话,我记在了本子上:
“药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
意思是:药只能治那些本来就死不了的病,佛只能度那些本来就有缘的人。
听起来很丧,对吧?
但朱秉璋的下一句话是:
“所以,别把希望全寄托在药上。最好的药,是你的身体。最好的佛,是你自己。”
我把这两句话并排写在日记本上,看了很久。
然后我又加了一句,是我自己总结的:
“股票治不了穷病,古董治不了心病,符箓治不了懒病。所以,该吃药吃药,该干活干活,别总想着走捷径。”
写完,合上日记本,关灯睡觉。
窗外,纽约的秋天来了。
凉风习习,树叶沙沙响。
我闭上眼睛,心里想着伊莎贝拉的笑容,想着霍振邦的康复,想着老张的“混元一气功”,想着朱秉璋的“医者仁心”。
十一岁的我,已经有了四个师父。
一个教我看天,一个教我看物,一个教我看人,一个教我看病。
但我知道,还缺一样。
缺什么?
缺一个教我“看自己”的人。
那个人,什么时候出现?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快了。
而且我有一种预感——
那个人,会比前面四个加起来,还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