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十二岁,初试牛刀,顺便让做空大佬哭了(1/2)
1991年春天,我十二岁。
上回说到,伊莎贝拉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请我帮忙调查做空她父亲公司的幕后黑手。
一个十四岁的女孩,来找一个十一岁(快十二)的男孩帮忙查华尔街的案子——听起来像是一部烂片的开头。
但这不是烂片。
这是现实。
而现实往往比烂片更离谱——因为烂片至少还有逻辑,现实没有。
比如,你永远想不通为什么我妈会在炒菜的时候突然拿着锅铲冲出来追我;你也永远想不通,一个退伍侦察兵为什么会选择在我妈的餐馆里洗碗;你更想不通,我明明才十二岁,怎么就莫名其妙多了四个师父、一堆奇奇怪怪的技能、和一个动不动就亲我脸的“绯闻女友”。
对了,还有一件事我也想不通。
我到底是怎么活到十二岁的?
一、生日礼物
1991年3月15日,我满十二岁。
我妈说:“十二岁是个坎儿,过了这个坎儿,你就是半个大人了。”
我问:“那另一半是什么?”
她说:“还是个小屁孩。 ”
我妈这人就是这样——一句话能同时夸你和骂你,你还没法反驳。
生日派对在美华楼办的。那是我妈开的餐馆,名字就是她的名字,简单粗暴,跟她这个人一样。
邀请的人不多:老张、朱秉璋、陈耀祖(特地从香港飞来)、何伯庸、周志远、赵明远、铁子,还有我妈餐馆里的几个老员工。
对了,还有林正源。
林正源那天穿了一件花衬衫,戴着一副蛤蟆镜,看起来像是来度假的,而不是来参加一个小孩的生日派对。他进门的时候,我妈翻了个白眼:“林正源,你这是来吃饭的还是来开演唱会的?”
林正源摘下蛤蟆镜,笑眯眯地说:“美华姐,我这叫有品位。”
“品位个屁,”我妈说,“坐下,别挡着服务员上菜。”
林正源乖乖坐下了。
在华尔街,他是翻云覆雨的投行大佬。在我妈面前,他就是个“穿花衬衫的二货”。
他带了一份礼物,用一个黑色的皮箱装着,皮箱上还系了个红色的蝴蝶结——显然是他自己系的,歪歪扭扭的,像个螃蟹趴在上面。
“打开看看。”他说,一脸得意。
我打开皮箱,里面是一台笔记本电脑。
1991年,笔记本电脑还是个稀罕物。这台是IBM新出的,型号我忘了,只记得它重得像块砖头,屏幕是黑白的,开机要等两分钟。
两分钟。
你知道两分钟是什么概念吗?就是你可以按下开机键,然后去上个厕所,洗个手,回来对着镜子整理一下发型,再慢悠悠地走回来,它才刚刚进系统。
“这……太贵重了。”我说。
“不贵重。”林正源摆了摆手,“投资而已。 ”
“投资什么?”
“投资你。”他笑了,“我赌你将来会用这台电脑,赚回一百个它的价钱。”
我当时觉得他在开玩笑。
后来证明,他说少了。
我妈凑过来看了一眼那台电脑,皱了皱眉:“这东西能炒菜吗?”
“不能。”林正源说。
“那有什么用?”
林正源张了张嘴,想了半天,最后说:“……能算账。”
“我算盘打得挺好。”我妈说。
林正源放弃了解释。
老张送了我一本书,手抄本的,封面写着《正一符箓大全》。他一本正经地说:“这是我抄了三年才抄完的。里面的符,每一张都是我自己画的。”
我翻开一看,字迹工整得像印刷体,符箓的笔画一丝不苟。
“老张,你三年就干了这个?”
“不。”他说,“我还顺便修炼了一下。抄符的过程,本身就是修炼。 你以后试试就知道了。”
“试什么?抄三年?”
“你年轻,抄一年就行。”
“老张,你是咒我活不长吗?”
老张瞪了我一眼,没说话。
朱秉璋送了我一套针灸针。不是普通的针,是纯银的,装在一个人造革的针包里,针包上绣着一条龙——龙的眼睛是用红线绣的,栩栩如生。
“这套针,是我师父传给我的。”他说,“现在我传给你。”
我接过来,感觉手里沉甸甸的。
不是针重,是情义重。
……好吧,针也挺重的,毕竟纯银的。
“朱叔叔,我能用这套针干什么?”
“扎人。”朱秉璋说。
我妈立刻转过头来:“什么?!”
“扎穴位。”朱秉璋赶紧补充,“治病用的。”
我妈盯着他看了三秒钟:“你最好说的是治病。”
朱秉璋擦了擦额头的汗,小声对我说:“你妈杀气真重。”
我说:“习惯了就好。”
陈耀祖送了我一块玉佩。不是普通的玉佩,是汉代的,上面雕着一只螭虎,玉质温润,沁色自然。
“这块玉,跟了我四十年。”他说,“现在给你。记住,玉不离身,身不离玉。 ”
“为什么?”
“因为玉能挡灾。”他看了我一眼,“你以后会遇到很多灾。多一块玉,多一条命。”
我妈翻了个白眼:“爹,你能不能别送这种神神叨叨的东西?”
陈耀祖笑了笑,没说话。
但我注意到,他说“多一条命”的时候,眼神很认真。
不是开玩笑的那种认真。
是那种——他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的那种认真。
何伯庸送了一本《麻衣相法》,说:“你外公教你看物,我教你看人。这本书,你先看着,不懂的问我。”
我翻了翻,全是文言文,头立刻大了两圈。
“何叔叔,有白话文版的吗?”
“没有。”
“那我能看懂吗?”
“看不懂就问我。”何伯庸说,“不过我先提醒你,问一次收费五块钱。”
“何叔叔,你认真的?”
“知识付费,天经地义。 ”
我看了看我妈,我妈假装没听见。
周志远送了一套《六法全书》,说:“你不是喜欢破案吗?先把法律学好。破案之前,先别犯法。”
“周叔叔,我什么时候犯过法?”
“你九岁那年,把那个克莱恩送进监狱,用的是非法手段。”
“……那是权宜之计。”
“权宜之计也是违法的。”周志远推了推眼镜,“所以我送你这套书,让你以后违法的时候,至少知道自己违的是哪一条。”
我沉默了三秒钟。
“周叔叔,你这逻辑,我不敢说不对,但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赵明远送了五千美元的股票,说:“不多,但够你练手。”
“赵叔叔,买哪只?”
“你自己选。”他说,“选错了别怪我。”
“选对了呢?”
“选对了也别谢我。”他笑了,“因为那是你的本事,不是我的。 ”
赵明远这个人说话总是这样——听起来很简单,但仔细一想,里面藏着好几层意思。
铁子送了一把瑞士军刀,说:“防身用。”
“铁子叔,你送我刀,我妈不会生气吗?”
铁子看了我妈一眼,我妈正在后厨炒菜,没听见。
“她不会知道。”铁子说,声音很低。
“那万一她知道了呢?”
“那我替你挨骂。”
我看着铁子那张面无表情的脸,忽然觉得——这个人,是真心实意地在罩着我。
不是因为我是谁的儿子,也不是因为我能给他什么。
就是单纯地……罩着我。
我把所有礼物收好,心里暖洋洋的。
十二岁,我已经有了四个师父、一堆朋友、一个不算穷的家庭,以及一个越来越清晰的未来。
不对,未来还不清晰。
但至少,方向有了。
而且这个方向,不是我妈给我指的,也不是哪个师父给我指的。
是我自己选的。
二、伊莎贝拉的求助
生日派对结束后第三天,伊莎贝拉又来了。
这次她没有穿校服,而是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和一条牛仔裤,头发扎成马尾,看起来干净利落——比穿校服的时候好看多了。
当然,这话我没说出口。
因为我妈说过,“夸女孩好看,那是大人的事,你一个小屁孩夸什么夸”。
但我觉得我妈说这话的时候,嘴角是往上翘的。
女人的心思,比符箓还难懂。这是我十二岁时总结出的真理之一。
伊莎贝拉带了一个文件袋,里面装着她爸公司的财务数据和“猎鹰基金”的公开信息。
“你查了吗?”她问,语气里带着一种“你要是没查我就揍你”的威胁。
“查了一点。”我说,“但数据不够。”
“你需要什么数据?”
“猎鹰基金过去三年做空的所有股票的清单。 不是公开的那份,是真正的清单。”
伊莎贝拉皱起了眉头——她皱眉头的样子,有点像我妈,但比我妈好看。当然,这话我也没说出口。
“这个很难拿到,”她说,“猎鹰基金是离岸基金,注册地在开曼群岛,他们的交易数据不公开。”
“我知道。”我说,“所以我们需要换个思路。”
“什么思路?”
“不从猎鹰基金入手,从他们的‘猎物的共同点’入手。 ”
我把上次吃饭时说的思路又梳理了一遍。
伊莎贝拉点了点头:“我已经让人查了。那六家公司,没有共同的审计公司、律师事务所或董事。”
“那有没有共同的股东?”
她愣了一下:“股东?”
“对。大股东。持股比例超过百分之五的那种。”
“等一下。”她翻了翻文件袋,抽出一张纸,手指在上面划了两下,“有。三家公司的前十大股东里,都有一家叫‘美洲资本’的投资公司。”
“美洲资本?没听过。”
“我也没听过。我让人查了一下,这家公司注册地在特拉华州,成立时间只有四年,股东信息不公开。”
“隐形股东? ”
“对。”
我盯着那张纸看了几秒。
“伊莎贝拉,”我说,“你有没有想过,猎鹰基金做空这些公司,不是为了赚钱?”
“那是为了什么?”
“为了制造恐慌。让股价大跌,然后让某些人低价收购。”
伊莎贝拉的眼睛睁大了——不是那种“哇你好聪明”的睁大,而是那种“卧槽我怎么没想到”的睁大。
“你是说……恶意收购?”
“有可能。”我说,“你爸的公司,股权结构是什么样的?”
“我爸持股百分之三十五,是最大股东。第二大股东是一家机构,持股百分之十二。剩下的都是散户。”
“百分之三十五,不够安全。 ”我说,“如果有人拿到那百分之十二的机构股份,再加上从散户手里收一些,就能威胁到你爸的控制权。”
伊莎贝拉的脸色变了。
从“正常肤色”变成了“稍微有点白的正常肤色”。
但她没有尖叫,也没有哭,更没有像电影里那样抓住我的胳膊说“你一定要帮帮我”。
她只是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说:“姜建军,你确定?”
“不确定。”我说,“所以需要更多证据。”
“那我们去查。”
“等等,”我说,“你刚才说‘我们’?”
“对,我们。”
“你不是只让我帮你查吗?”
“那是上周的事。”伊莎贝拉说,“这周我改主意了。 ”
“为什么?”
“因为你的生日派对没请我。”
我愣了一下:“……这有关系吗?”
“有。”她说,“你没请我,说明你没把我当朋友。既然不是朋友,那我就是你的客户。客户有权参与调查。”
“……你这逻辑,跟我周叔叔有得一拼。”
“周叔叔是谁?”
“一个律师。”
“那说明我的逻辑是律师级别的。”
我看着她,她看着我。
最后我说:“行吧,你赢了。”
她笑了。
那个笑容,怎么说呢……
有点像我妈炒菜时放了恰到好处的盐——不多不少,刚刚好。
当然,这话我还是没说出口。
三、微服私访
要查一个离岸基金和一个隐形股东,对十二岁的我来说,难度相当于徒手爬上帝国大厦——不是不可能,但爬上去之后大概率会被警察叔叔请去喝茶。
但我有别人没有的优势。
第一,没人会注意一个小孩。
第二,我有林正源和赵明远的金融圈人脉。
第三,我有老张的阵法和朱秉璋的望诊。
你以为这些没用?错了。金融战打到最后,打的不是钱,是人。 而我看人,从来没输过——当然,这个“从来没输过”是基于我十二年的有限人生经验,样本量不大,但胜率百分百。
我决定从“美洲资本”入手。
这家公司在纽约有一个办事处,在曼哈顿中城的一栋写字楼里——具体位置我就不说了,反正那栋楼后来被拆了,盖了栋更大的。华尔街就是这样,楼拆了盖,盖了拆,钱就在这个过程中从穷人的口袋里流到了富人的口袋里。
我让林正源帮我约了一个“会面”——当然,不是以“姜建军”的名义,而是以“林正源助理”的名义。
林正源问我:“你确定要亲自去?”
“确定。”
“你穿什么?”
“……衣服?”
“我的意思是,”林正源上下打量了我一眼,“你有西装吗?”
我没有西装。
我只有我妈给我买的夹克衫,胸前印着一只米老鼠。
“米老鼠不行。”林正源说。
“为什么?”
“因为华尔街不相信米老鼠。”
最后林正源借了我一套他的西装。
他比我高一个头,比我宽两个号。
我穿上那套西装的样子——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十二岁的瘦小男孩,穿着一套成年男人的西装,袖子长了一截,裤腿也长了一截,整个人像是被一块布吞了。
我妈看到我的时候,笑了足足三分钟。
“妈,别笑了。”我说。
“你……你这样好像……”她笑得说不出话,“好像一个……一个偷穿大人衣服的小猴子!”
“妈!”
“好好好,不笑了。”她擦了擦眼泪,然后说,“但你这样真的很好笑。”
我放弃了。
1991年4月的一个下午,我穿着一身偷来的西装——好吧,借来的——跟在林正源身后,走进了美洲资本的办公室。
前台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金发,妆化得很浓,笑起来露出两排整齐的白牙——那白牙白得有点不自然,我怀疑是假的,但没好意思问。
“林先生,这边请。”
她带我们走进了一间会议室。
会议室不大,一张长桌,六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幅抽象画——几个色块胡乱堆在一起,看起来像是小孩的涂鸦。
但我知道那不是小孩的涂鸦,因为小孩的涂鸦不会这么贵。华尔街的办公室里,越难看的东西越贵,这是基本规律。
我盯着那幅画看了三秒钟。
假的。
不是画是假的——画可能是真的——而是挂在画后面的东西是假的。
那面墙后面,有一个窃听器。
怎么知道的?老张教过我,“观气”。窃听器在工作的时候,会产生微弱的电磁场。一般人感觉不到,但我练了“混元一气功”之后,对磁场的变化比普通人敏感得多。
说白了就是——我能“感觉”到窃听器,就像你能感觉到有人在背后盯着你看一样。
我没说话,只是走到那幅画前面,假装欣赏,然后随手把它挪了一下位置。
实际上,我趁机在画的背面贴了一张“静音符”。
静音符的作用是:干扰半径三米内的电磁信号。
说白了,就是让窃听器失效——不是炸掉,不是烧掉,就是让它听不见。就像你捂住耳朵,外面的人说什么你都听不到。
老张说,这张符是他花了三个月才画出来的,“一笔画错就得重来”。
我当时觉得他很厉害。
后来我才知道,他画这张符的时候,戴着老花镜,手还在抖。
一个手抖的老道士,画了一张能让窃听器失效的符。
你说这事,玄不玄?
林正源看到我的动作,眉毛微微一动,但什么都没说。
等了五分钟,进来了一个人。
五十多岁,秃顶——不是那种“地中海”式的秃,而是那种“我已经放弃了”式的全秃,头顶油光锃亮,能当镜子用。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西装,皮鞋擦得锃亮——亮到我能从鞋面上看到自己的米老鼠夹克衫的倒影。
他伸出手,和林正源握了握:“林先生,久仰。我叫罗伯特·克莱恩。”
克莱恩?
我愣了一下。
这个名字,我在九岁的时候听过。
不是同一个克莱恩——那个克莱恩已经在监狱里了——但同名同姓,也是犹太人,也是做金融的。
这会是巧合吗?
不会。
老张说过:“世界上没有巧合,只有你没看懂的因果。 ”
我当时觉得他在故弄玄虚。
后来发现,他说的是对的——至少百分之六十的时候是对的。剩下的百分之四十,他也会说“天机不可泄露”来糊弄过去。
四、一场表演
罗伯特·克莱恩和林正源开始聊。
聊的是“潜在的合作机会”——美洲资本想跟林正源的投行合作,做一些并购项目。
我听了一会儿,觉得没什么营养。
就像我妈做的西红柿炒鸡蛋——好吃,但你不会去分析它的哲学意义。
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克莱恩说话的时候,他的右手食指一直在轻轻敲击桌面。
频率不快,大约每秒一次。
这是不耐烦的表现。
怎么知道的?朱秉璋教过我“望诊”——不是看病的那种望诊,是“望人”的那种。他说,人的小动作,比语言诚实一百倍。
比如,一个人说话的时候手指敲桌面,说明他在“应付”你。他的大脑在想别的事,手指需要找个地方发泄多余的精力。
再比如,一个人说话的时候不停地摸鼻子,说明他在撒谎——因为撒谎会导致鼻腔充血,鼻子会痒。
当然,也有人摸鼻子是因为真的鼻子痒。
所以望诊这东西,不是百分之百准。
朱秉璋说:“七分靠观察,三分靠蒙。 ”
我问:“蒙错了怎么办?”
他说:“蒙错了就说‘我看你最近火气有点大’,这句话永远不会错。”
我觉得朱秉璋如果不是中医,应该能成为一个很优秀的骗子。
回到克莱恩。
他不是真的想跟林正源合作,他只是在“应付”林正源。他来见我们,是因为“不见不行”——林正源在华尔街的地位摆在那里,不给他面子会有麻烦。
但他心里,压根没把我们当回事。
这个发现,比任何财务数据都有价值。
因为他“没把我们当回事”,就意味着他会放松警惕。
而放松警惕的人,最容易犯错。
这是我从我外公那里学到的。他当年在古玩行里,最擅长的事就是让对手“放松警惕”——先装傻,再装愣,最后装不懂,等对方露出破绽了,一刀毙命。
外公说:“古玩行里,赢的不是最聪明的人,是最能装的人。 ”
我觉得金融行也一样。
会面持续了三十分钟。
克莱恩全程都在说一些“合作潜力巨大”“强强联手”“互利共赢”之类的套话——这些话翻译成中文就是“我想赚你的钱”,翻译成英文就是“I want your oney”,翻译成人话就是“给我钱”。
临走的时候,克莱恩送我们到电梯口。
电梯门关上的一瞬间,林正源问我:“怎么样?”
“窃听器。”我说,“那幅画后面。”
“我知道。”林正源说,“我进门的时候就发现了。”
“那你还来?”
“来,是为了让他以为我们上钩了。”林正源笑了,“建军,金融战和你们道士的阵法,其实是一个道理。你以为你在第一层,他在第五层。实际上,你在第十层,他在负一层。 ”
“林叔叔,你这是夸我还是夸自己?”
“都夸。”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看了一眼我身上他那套西装的袖子——已经在袖口处磨出了一道口子,因为我刚才贴符的时候动作太大,袖子被桌角刮了一下。
他沉默了两秒钟。
“建军,这套西装三千美金。”
“……林叔叔,你说过的,投资我。”
“投资你不代表我的西装活该被毁。 ”
“那我赔你?”
“你拿什么赔?”
“等我赚了钱。”
林正源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行吧,算我倒霉。”
电梯到了一楼,门开了。
我走出去的时候,回头对他说:“林叔叔,你这个人吧,什么都好,就是太小气。”
“我小气?! ”
“你看,我生日你才送了一台电脑,三千美金的西装你都心疼。”
“那台电脑一万二!”
“哦,”我说,“那你不小气了。”
林正源站在电梯里,表情复杂。
五、意外的突破口
从美洲资本回来后的第三天,赵明远给我打了个电话。
赵明远这个人有个特点——他打电话从来不寒暄。别人打电话会说“喂,建军啊,最近怎么样啊,作业多不多啊”,他不。
他打电话第一句话永远是直奔主题,就像他做交易一样——不浪费时间,只关注结果。
所以当他打电话来说“建军,你让我查的那个‘美洲资本’,有结果了”的时候,我正在吃我妈做的葱油拌面。
“什么结果?”
“它不是一家普通的投资公司。 ”赵明远说,语气很平静,但我能感觉到他在压着什么,“它的资金,大部分来自一个离岸账户。那个账户的受益人,是一个叫‘东方国际’的公司。”
“东方国际?注册地在哪儿?”
“香港。 ”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香港。
刘富。
不会这么巧吧?
“赵叔叔,你能查到东方国际的老板是谁吗?”
“查不到。”赵明远说,“香港的公司注册信息不公开,股东可以用代持人。但我有一个猜测。”
“什么猜测?”
“东方国际的注册地址,跟刘富的一家公司是同一个地址。 ”
我沉默了三秒钟。
面凉了。
但我没心思吃了。
“赵叔叔,你确定?”
“不确定。但高度疑似。 ”
赵明远这个人说话很严谨。“高度疑似”在他的词典里,基本就等于“就是”。
因为他不会轻易用这个词。他用这个词的时候,意味着他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把握。
而百分之八十的把握,在金融圈里,已经足够你押上全部身家了。
我挂了电话,脑子里开始飞速运转。
刘富。
那个追杀过我外公、威胁过我要交出帛书的香港古董走私集团老板。
居然跟做空伊莎贝拉父亲公司的“美洲资本”有关联?
一个做古董走私的,为什么要掺和华尔街的金融战?
除非……
他不是在“掺和”,而是在“洗钱”。
走私文物赚来的钱,需要通过合法的渠道“洗干净”。而洗钱最好的渠道之一,就是金融市场——通过离岸基金、空壳公司、股票交易,把黑钱变成白钱。
这意味着,猎鹰基金做空那些公司,不只是为了赚钱或恶意收购。
他们是在洗钱。
而且,洗的是刘富的黑钱。
我把这些信息整理了一遍,写了一份报告,交给伊莎贝拉。
她看完之后,脸色很不好看——比上次还不好看。上次是“稍微有点白”,这次是“像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
“姜建军,”她说,“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你爸的麻烦,比我之前想的要大得多。”
“不止是我爸的麻烦。”她深吸了一口气,“猎鹰基金做空的不只是我爸的公司。他们做空的那六家公司,每一家都是华人企业。这不是偶然的。 ”
我愣住了。
“你是说……”
“他们在针对华人企业家。 ”伊莎贝拉的眼神很冷——不是那种“我生气了”的冷,而是那种“我在认真思考要不要报警”的冷,“用做空的手段,打压华人企业的股价,制造恐慌,然后低价收购。这不是简单的金融操作,这是——经济战。 ”
十二岁的我,第一次听到“经济战”这个词。
当时不太懂。
后来,我不仅懂了,还亲自打了好几场。
而且没输过。
好吧,输过一次。
但那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以后再说。
六、布局
知道了敌人的目的,接下来就是——怎么反击?
伊莎贝拉的父亲叫亨利·陈,是第二代华人移民,在纽约华人圈里很有声望。他开了一家物流公司,专门做中美之间的货运生意,做得挺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他的仓库里堆的箱子,能从皇后区排到布鲁克林。
当然,这是我夸张的说法。
但确实很大。
亨利·陈这个人,怎么说呢……他是个好人。
好人在这年头,基本上等于“好欺负的人”。
他听了我和伊莎贝拉的汇报之后,沉默了很久。
他在沉默的时候,一直在看我的脸。
我不知道他在看什么。可能是在看我脸上有没有饭粒——因为我出门之前刚吃了葱油拌面,我妈做的葱油拌面油很大,很容易糊一脸。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你们确定?”
“确定。”伊莎贝拉说。
亨利·陈又沉默了几秒,然后看着我:“姜建军,你几岁?”
“十二岁。”
“十二岁,”他重复了一遍,摇了摇头,“我十二岁的时候,还在学校打棒球。”
“您打的是投手还是捕手?”我问。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投手。”
“那您应该知道,”我说,“投手和捕手,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
“什么?”
“投手负责进攻,捕手负责防守。但真正决定比赛走向的,既不是投手也不是捕手,而是——打者。 ”
亨利·陈看着我,眼神变了。
不是那种“这孩子真聪明”的变,而是那种“这孩子到底是谁教出来的”的变。
“你想当打者?”
“不。”我说,“我想当教练。 ”
亨利·陈大笑起来。
他笑的声音很大,大到窗外的鸽子都飞走了。
笑完之后,他说:“行,教练,你说怎么打?”
我说了我的计划:
第一步,收集证据。 证明猎鹰基金和美洲资本之间存在关联,证明他们的做空行为涉及内幕交易和洗钱。
第二步,舆论战。 把猎鹰基金做空华人企业的事情捅出去,让媒体曝光,给监管机构施压。
第三步,金融反制。 联合那六家被做空的公司,成立一个“反做空联盟”,共同筹集资金,在市场上反买股票,推高股价,逼空猎鹰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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