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6章 城春（1/2）
北京城落入镇南王府控制的第二天，城内的秩序没有像很多人预想的那样陷入混乱。安定门、德胜门、西直门三门在早晨照常开启，城门口的告示栏里贴出了新的告示，内容是各城门开放时间和进出须知，落款处盖着镇南王府的印章。街面上有店铺正在卸门板，茶摊重新摆出了长凳和矮桌，有人在井台边挑水。紫禁城的午门在午前被打开，有人走进去看了一圈，又出来了。
但第三天就不一样了。
问题是粮食。北京城内的常平仓存粮在清廷撤离之前就被搬空了大半，剩下的只够城内百姓吃半个月。洪启明在入城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让黄文金把部队携带的军粮拨出一部分，在城内的几处空地上设粥棚。粥棚从入城后的第三天开始施粥，每天早晚各一次，每人每次一碗，凭善后处发的木牌领取。头一天来领粥的人不多，大多是城内的贫民和乞丐。到了第二天，队伍长了一倍不止，因为消息传开了——南边的兵进城之后没有抢东西，也没有抓人，还在城门口设了粥棚。
但粥棚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北京城内的百姓有几十万，仅靠部队的军粮撑着，撑不了多久。洪启明在第四天上午把黄文金、李秀成、陈玉成和李世贤叫到了安定门城楼上的临时指挥所里，开了一次专门的粮食会议。
黄文金先把情况报了一遍：“城内的常平仓剩粮不多，我们的军粮够部队吃一个月，如果拨出来给百姓，只能撑半个月。天津方向被英法联军占了，从天津走海路运粮的通道断了。从南京走运河运粮，最快也要二十天才能到。”
李秀成接了一句：“城外的秋粮还在收，但收上来的粮食不够。北京周边的田亩大多是旗地，旗人自己收租，不纳粮。如果要从城外调粮，得先跟旗人谈。旗人手里有粮，但他们不一定肯拿出来。”
洪启明说：“军粮的问题你们不用担心，我绝对保证不会断供，明天我就把缺的粮食全部还给你们。”其实他今天就已经从空间收到了三千石粮食，粮食一直放在空间里面。他在桌上摊开一幅北京周边的田亩简图。图上的旗地集中在西郊和北郊，占了城外田亩的大半。旗地的产出归旗人所有，不向官府缴纳田赋。清廷在的时候，旗人的粮吃不完，拿到市场上卖高价。清廷跑了，旗人手里的粮卖不出去，囤在自家仓里等着涨价。城内的百姓买不到粮，旗人的粮仓里却堆着粮食。
他在桌边坐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以工代赈。粥棚只给老弱病残和妇孺，青壮年劳力编成工队，修城墙、浚护城河、清运垃圾、修缮官道。工队每天管两顿饭，另发三十枚铜元。工队的粮食从军粮里拨，但工队干活换来的工钱可以到市场上买粮。旗人手里的粮，让他们自己拿出来卖。不卖，就让他们烂在仓里。”
陈玉成问了一句：“如果旗人不肯卖呢？”
洪启明看了他一眼：“旗人不肯卖，我们就不买。北京城内的粮价现在是多少？”
黄文金答：“入城之后粮价涨了两成，米价每石从二两银子涨到了二两四钱。”
“让善后处出面，在城内的几个主要街口设官营粮店，按每石二两的官价卖粮。官粮从军粮里拨，每天限卖一百石，每人限购两斗。旗人手里的粮如果愿意按官价卖，善后处收。不愿意卖，就让他们看着官营粮店的门口排长队。”
这个法子比强行征粮管用。官营粮店开张的第三天，城内的几家大粮商坐不住了。他们在清廷时期跟旗人的粮仓有往来，知道旗人手里有多少粮。官营粮店的粮价压住了市价，粮商的利润被削薄了，他们开始找善后处谈，想把旗人手里的粮收过来转卖。善后处的人按照洪启明的指示回了一句：“旗人愿意卖粮，善后处按官价收。不愿意卖，善后处不勉强。但官营粮店每天开张，粮价按官价，谁也别想哄抬。”
旗人那边先动了。西郊的几个旗人村庄在官营粮店开张后的第五天派人到善后处来问价。善后处的人按每石二两的官价收了一批粮，旗人拿了银元回去，在市场买了布匹和盐。消息传开之后，其他旗人村庄也陆续来卖粮。到第十天，善后处已经从旗人手里收了将近五千石粮食，城内的粮价稳在了每石二两上下。
但麻烦也跟着来了。
一部分旗人看到善后处收粮的价格比清廷时期的官价低了将近三成，心里不痛快。有个姓关的旗人，在正黄旗里当过佐领，家里有一座粮仓，存了上千石粮食。善后处的人上门收粮，他站在粮仓门口不让进，说了一句：“清廷在的时候，旗人的粮是官粮，收多少、怎么收，有定例。你们来了，说收就收，说价就价，我不卖。”
善后处的人把情况报到了洪启明那里。洪启明在城楼上坐了一会儿，让人把黄文金叫来，问了一句：“正黄旗的佐领，手底下有多少人？”
“关佐领手下有一百多号旗兵，大部分在城破的时候跑了，剩下二三十人还在他身边。他家的粮仓在城西，周围有院墙，院墙上搭了架子，架子上有火枪。”
洪启明想了一会儿，说了一句：“先不动他。让善后处的人把官营粮店开到他村子外面去。他不卖粮，他村里的人要买粮。官营粮店开在那里，他的人看到别人买得到粮，自己买不到，就会去找他。他不是不卖吗？他手底下的人要吃饭，要买布，要买盐。他一个人撑着不卖，撑不了多久。”
官营粮店开到了关佐领的村子外面。头三天，来买粮的旗人不多，大多是村里的散户。到了第五天，关佐领手下的几个旗兵也偷偷来买粮了。他们不敢让关佐领知道，从后门溜出来，买了粮揣在怀里带回去。到了第七天，关佐领手下的一个亲兵在粮店门口被人认出来了，消息传到了关佐领耳朵里。他在院子里站了一下午，最后把粮仓的门打开，让善后处的人进去收了粮。收粮的时候他站在粮仓门口，一句话没说，脸涨得通红。
但旗人闹事不止这一桩。入城后的第八天，城北的一处旗人聚居区里发生了冲突。起因是善后处的工队在修城墙时拆了旗人聚居区旁边的一段旧墙，墙根下埋着几户旗人祖上的骨灰坛。旗人认为拆墙坏了风水，拦住工队不让施工。工队的政委姓方，是从江西调来的老政工，他蹲在墙根下看了一会儿，让人把骨灰坛从土里挖出来，用红布包好，交给旗人自己重新安葬。骨灰坛被挖出来的时候，围观的旗人里有几个人跪在地上磕头，方政委站在旁边没有说话，等他们磕完了，才让工队继续干活。
但有几个年轻的旗人不肯罢休。他们聚在城北的一处旧庙里，商量着要“给南边来的兵一点颜色看看”。他们在夜里往工队的营地里扔了几块石头，砸坏了一顶帐篷的支架。方政委第二天早上发现了，没有立刻追查，而是让工队把营地挪到了远离旗人聚居区的地方。过了三天，那几个年轻旗人又去扔石头，发现营地里已经没人了。他们蹲在空营地里看了一会儿，其中一个说了一句：“他们搬走了。”另一个人说了一句：“搬走了，我们砸谁？”
这件事后来被洪启明知道了。他在城楼上坐了一会儿，让人把方政委叫来，问了一句：“为什么不追？”
方政委回答：“追了抓人，抓了判刑，判了结仇。他们扔石头是出气，出完气就没事了。营地里没有人，石头砸的是空帐篷，损失不大。让他们砸几次，砸累了就不砸了。”
洪启明看了他一会儿，说了一句：“你做得对。但有一条——如果下次他们拿的不是石头，是刀，你怎么办？”
方政委想了一会儿：“那就抓。抓了送到西北去修路，修够了再放回来。”
洪启明没有再问，让他回去了。
以工代赈的工队在入城后的第二周开始大规模铺开。城内的几条主要街道上，工队在清理垃圾和疏通排水沟。城外的护城河和城墙根下，工队在挖淤泥和修补坍塌的墙段。城西和城北的官道上，工队在平整路面和修复被清军撤退时破坏的桥梁。工队的规模从最初的几百人迅速扩大到几千人。来报名的人里有城内的贫民，有城外的农户，也有旗人聚居区里没有活干的旗人壮丁。旗人壮丁来报名的时候，工队的政委没有拒绝，也没有多问，给他们发了工具和工装，编入工队，跟其他人一起干活。
有一个姓富的旗人壮丁在工队里干了半个月，每天收工的时候领三十枚铜元，在官营粮店买两斗米回家。他蹲在工地的墙根下吃午饭的时候跟旁边的人说了一句：“从前在旗里吃粮，每月领米领银，不用干活。现在领工钱，干活吃饭，倒觉得手里的米比从前香。”旁边的人问他：“你家里的旗地呢？”富壮丁把碗里的饭扒完，说了一句：“旗地还是我家的，租给佃户种。但地租收不上来，佃户说年景不好。我出来干活，挣一份工钱，总比坐在家里等佃户送租强。”
旗人闹事的另一个由头是房产。清廷时期，北京城内的房产大多在旗人手里，旗人靠出租房屋吃租。善后处在入城之后登记城内的房产，发现有一部分房产是清廷的官产，被旗人私下占用了。善后处把官产收归公有，改作善后处的办公场所和工队的营地。被占了房子的旗人不肯搬，善后处的人上门劝说，有人在门口堵着不让进，有人把门锁换了，还有人把善后处的告示撕了。
有一次，善后处的人去收一处官产，房主是个姓瓜尔佳的旗人，在正白旗里当过骁骑校。他堵在门口不让进，手里攥着一根门闩，说了一句：“这是我祖上传下来的房子，你们凭什么收？”善后处的人拿出登记册，上面写着这处房产在清廷户部的档案里标注为官产。瓜尔佳把登记册打翻在地上，说了一句：“我不管什么档案，我住在这里几十年了，你们要收，就从我身上踩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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