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4章 天府（2/2）
多隆武当天下午又去了城北营房。他在营房里待了一下午，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第二天早上，营房里的云贵兵走了一百多个，领了路费和路条，背着包袱出了城，往南走了。留下的人比走的多，剩下的大多数愿意去绵阳。三天之后，绵阳驻军营正式编成，多隆武带着两千多人沿官道向北去了绵阳。
以工代赈的招募公告在城门口贴出当天，善后处门口的台阶上就坐满了人。有人扛着锄头，有人空着手，有人蹲在墙根下看着登记处窗口的方向慢慢移动。
第一批工队在第三天开进了岷江边的码头。码头的栈桥已经多年失修，木板松动，有几根桥桩已经腐烂了。工人们蹲在栈桥边沿，把旧木板撬起来，换上新的松木板，用铁钉固定好。有人在浅水区打桩，锤声在江面上回荡，间隔均匀。铁大柱从重庆调了几艘小船过来，把河道清淤挖出的泥沙运到下游低洼处填平。运河边的茶馆门口有人用铜元在付茶钱，茶碗沿磕在桌面上发出一声清脆的碰响。街边新开了一家卖布的小铺子，铺面不大，门口的台板上摆着几匹新到的棉布，靛蓝、月白、深灰，铺子老板的算盘珠子噼啪作响，正在核对早上的进项。
但工队里也出了事。第一批招募的工队有三百多人，其中有一半是从城外涌进来的难民，另一半是成都城内的闲散劳力。工队编成六个小队，每队五十人，各设一个工头。第三天上午，第三队的工头跟第五队的工头在码头上吵了起来。起因是第三队分配到的码头段水浅，挖出来的泥沙少，工分自然就少。第五队的码头段水深，泥沙多，工分高。第三队的工人觉得吃亏了，找工头理论。工头去找善后处的人，善后处的人说要重新核定工分标准。第五队的工头不干，说标准是事先定好的，干多干少按量算。两边在码头上吵了半个时辰，差点动手。
铁大柱正好在江边查看船运，走过来问了一句：“吵什么？”两边的人各说各的理。铁大柱蹲在栈桥边上看了一会儿，站起来说了一句：“从明天起，六个队轮换，每天换一段。今天挖得少的，明天挖得多的。工分按总方量算，不按队分。”两边的人互相看了一眼，没有再吵，各自散了。
银行系统也在这一时期向南铺开。成都的分行设在城东的旧钱庄原址，门面经过简单收拾，柜台漆成了深色，桌面上摆着一架新算盘和一叠空白凭单。开业当天来存钱的人不多，但前来询问新币兑换的人已经围满了窗口。成都是西南重镇，连接着川西、川南和云南、贵州的商贸通道，银行在此设立分行，将使新币的流通范围进一步向西拓展，使沿途的贸易结算获得更稳定的计量和信用支持。
新币在同一天正式在成都、重庆、昆明、贵阳四地同时流通。政务院提前把新币运到了各府的善后处，由各处分发到银行和兑换点。新币的票面上印着统一的字和图案，四地的新币虽然在不同的城市流通，但票面完全一致，可以在各银行间自由兑换和结算。有人在兑换窗口前排队等候轮到自己，也有人在兑换完毕后拿着新币翻来覆去地看，确认票面无误后才收进怀里。
但兑换过程中出了一个问题。成都城内的几家旧钱庄在兑换开始后的第二天联合贴出了一张告示，告示上说：“本号所存旧银锭和旧制钱，成色比官定标准为高，若按官定比价兑换，本号亏折过巨。即日起，本号暂不接受新币兑换。”这张告示贴出之后，城内的几家大商号也跟着观望，兑换局门口的人数在第三天少了一半。
善后处的人把这张告示的抄件送到了洪启明的桌上。洪启明看完之后没有立刻处理，先把左宗棠在湖南处理旧钱庄的经验调了出来。湖南的办法是允许旧钱庄申请成为官营兑换点，按官定比价兑换，由财政署统一管理。他把这个办法跟成都的情况对照了一下，发现成都的旧钱庄规模比湖南的大，有几家是老字号，在川西的银钱业里有根基。如果一刀切地压下去，他们会联合抵制。如果放任不管，新币在川西的流通就会卡住。
他让人把成都城内最大的三家旧钱庄的掌柜请到了善后处。三个人坐在善后处的偏厅里，神色都不太好看。洪启明没有绕弯子，开门见山说了一句：“你们的告示我看了。成色比官定标准高，这个我认。但你们手里的旧银锭和旧制钱，早晚要换。现在不换，将来也得换。你们如果愿意申请成为官营兑换点，按官定比价收兑，财政署给你们留一成的兑换手续费。如果不愿意，兑换局照常开，你们的旧钱可以在市面上继续流通，但新币的结算渠道不会经过你们。你们自己选。”
三家掌柜互相看了一眼，沉默了一阵。最大的那家姓刘，在成都开了三代钱庄，在川西的银钱业里说话有分量。他先开了口：“一成手续费太低。我们在兑换过程中要承担成色鉴定的成本，还要承担旧钱熔铸和运输的费用。至少两成。”
洪启明看着他：“一成半。另外，旧钱熔铸和运输由财政署负责，你们只管收兑和登记。这一条写进合同。”
刘掌柜想了一会儿，点了点头。另外两家也跟着点了头。第二天，三家钱庄的告示换了内容，从“暂不接受新币兑换”改成了“本号即日起承办新币兑换，按官定比价收兑”。兑换局门口的人数在第四天恢复了。
长江航运也在这一时期正式恢复。成都到重庆的水路本来就是长江上游最繁忙的航线之一，岷江入长江的航道是连通川西与湖广的主要通道。镇南王府的船运队在这条航线上开设了定期班轮。铁大柱监造的第一批小火轮开始在这条航线上试运行，船身吃水浅，蒸汽机驱动的螺旋桨在岷江浅水中比旧式帆船灵活得多，从成都到重庆的航行时间缩短了将近一半。小火轮的烟囱在晨光中冒着灰白色的烟，船尾的螺旋桨搅动江面，在午后阳光下形成一道持续延伸的白色尾迹。
四川的丝绸产业也在这一时期被纳入整体的贸易体系。成都及周边各县历来是蜀锦的核心产区，但战乱期间多数织坊停工，桑树无人管理，蚕丝生产几乎中断。善后处登记了现有的织坊和丝户之后，从成都的旧账房里翻出了几本旧册子，上面记录了各织坊的织机和匠人数目。第一批织坊在成都城西恢复生产，用的是本地老织工修复的旧织机，织出的绸缎在午后的日光下泛着温润的光。
彩色丝绸的样品在十一月中旬被送往苏州和上海。陈嘉玥在收到样品后发回了一份详细的反馈和报价单，报价单末尾附了一段话：“这种彩色丝绸在欧洲市场的潜力很大，如果能够稳定供应，价格可以定在普通丝绸的数倍以上。”
灵泉水在这一时期被重新运用于蚕桑生产中。朱静宜从太湖派人送来了一份详细的操作流程。成都周边的桑林规模比太湖地区更大，桑叶的产量和品质基础也更好，如果能够大范围推行，产量和经济效益都将显着提升。
政务院的高层人事也在这一时期进行了调整。一份正式的调令从南京发出，经长江水路送达成都：曾国藩调任四川总督，主持川省善后及民政事务。调令在成都传开之后，有人私下议论，说曾国藩以前是清廷的人，留在湖南已经算是宽待了，如今又放到四川来当总督。这些议论传了几天，但善后处的工作没有受到影响。
曾国藩在十一月下旬到达了成都。他在城门口下马，沿着主街走了一段，没有直接去总督衙门，在老槐树旁边的台阶上蹲了一会儿。几个老人正在台阶上下棋，棋盘上的棋子已经被摸得发亮了。他蹲在旁边看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沿着街道走了一圈，在茶馆门口停了一下，看了看街对面贴着的告示和正在排队兑换新币的队伍，站了片刻之后转身朝总督衙门的方向走了过去。
他没有急于招揽和接见当地士绅，也没有发布新的政令和告示，先沿着城墙根走了一圈，把成都城内的水渠和排水系统大致看了个遍，然后回到衙门里坐下来，翻开善后处的旧档案，花了三天时间把成都及周边各县的户籍和田亩底册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他注意到其中几份档案的保存状态较差，纸页边缘已经泛黄发脆，他让文书重新抄录了一份，在旧档的封面上标注了日期和来源后归档备查。
曾国藩到任后的第一件事，是处理降兵的安置。他把多隆武叫到总督衙门，问了一句：“绵阳营的云贵兵，情绪稳住了吗？”多隆武回答：“稳住了。周营官带兵严，但不苛刻。每天操练半天，另外半天修路。饷银按新军标准发，伙食比在清军里好。”曾国藩点了点头，又问了一句：“他们还想跑吗？”多隆武沉默了一下：“不跑了。跑了没地方去。云贵那边现在也是镇南王府的地盘，回去也是种田。”
曾国藩把多隆武送走之后，在签押房里坐了一会儿。他提笔写了一份呈文，发回南京政务院，内容是关于四川降兵的安置方案。呈文里写得很具体：降兵分四批处理。第一批是四川本地兵，一万五千人，愿意留的编入成都卫戍部队，不愿意留的遣散回乡；第二批是云贵兵，八千人，单独编营，驻防绵阳，由军务署派正营官，原清军军官任副营官；第三批是旗兵，三千人，调广元驻防；第四批是杂牌武装，两千人，转工队，做满三个月再定去留。
这份呈文发出去之后，曾国藩在成都南门的城墙根下走了一圈。城墙根下有一面墙新刷了一块区域，白灰尚未完全干透，上面用端正的墨字写着：“四川新制摘要：以工代赈，新币通行，江运畅通，彩绸外销。凡我川民，各安其业。”落款处盖着四川总督的大印。有人在告示前面站了一会儿，把上面的字从头到尾看了两遍，然后沿着城墙根的方向走了。
成都的暮色正在从岷江方向漫过来，沿着街巷和城墙铺展开来，一盏一盏的灯火正在城市上空陆续亮起。茶馆里的说书人拍了一下醒木，声音在傍晚的空气里清脆地响起，又很快融入了街面上持续而平稳的人声和脚步声里。城门口新换的旗子在暮色中低垂着，旗面上的字迹清晰可辨，与城墙根下新张贴的告示一起，在逐渐合拢的夜色中铺展开来，覆盖着城墙、街巷和运河两岸，沿着岷江的流向持续地向外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