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30章 分完家产那天，弟弟的新房没留我的房间（2/2）
出了单元门，外面下起了小雨。细细密密的雨丝打在脸上，凉凉的，像是谁在哭，又像是谁在叹气。
我快步走到车边，打开车门坐进去。雨刮器刷了两下，挡风玻璃上留下一道弧形的痕迹。
手机响了。是我妈发来的一条微信：“颖子，妈给你留了饺子，在冰箱里，你回来拿。”
我没回。
发动车，开出小区。路过县城那条主街的时候，看见路边有一家人在放鞭炮。一个男人举着一根长杆，杆头上挂着一串红鞭炮，噼里啪啦地响着。一个小女孩捂着耳朵站在旁边，笑得眼睛弯成月牙。
我把车开上了高速。
高速上车很少。雨越下越大，雨刮器开到最大档还是看不清路。我把车速降到八十，打开双闪，慢慢开。
电台里在放春晚的直播，主持人热情洋溢地说着“此时此刻，全国人民都在欢度除夕”。我关掉了电台。
车里安静得只剩下雨声和引擎声。
我想起去年的除夕，我和陈磊还在一起。我们在他的老家过的年，他爸妈做了八个菜，他给我夹了一只鸡腿，说“多吃点”。晚上我们窝在沙发上看春晚，他抱着我，下巴搁在我头顶上，呼出的热气暖烘烘的。
后来他问了一句“明年咱们要个孩子吧”，我说“好”。
再后来，田勇说要买房。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回到出租屋，已经下午四点了。我换下湿了的鞋子，走进厨房，打开冰箱。冰箱里只有几个鸡蛋、半棵白菜、一袋速冻水饺。
我煮了十个水饺，站在灶台前吃了。水饺是猪肉白菜馅的，皮有点厚，馅有点咸。我一边吃一边想，这大概就是今年年夜饭了。
吃完饺子，我洗了碗，擦了灶台，把厨房收拾干净。然后走到客厅，打开电视。春晚已经开始了一个小时，屏幕上花花绿绿的，演员们穿着亮闪闪的衣服在唱歌。
我坐在沙发上，抱着靠枕，看了一会儿。
忽然觉得累了。不是身体累，是那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疲惫，像是整个人被泡在温水里，慢慢化开，变成一团模糊的影子。
我拿起手机，翻到陈磊的微信。最后一条消息还停留在他发的那句“你还好吗”，一年了，我没有回。
对话框里，我的头像是一张侧脸照，是陈磊帮我拍的，在某个周末的公园里，阳光穿过树叶落在我的脸上，斑斑驳驳的。
他的头像换了。以前是我们的合照，现在是一张风景照——一片湖，远处有山，天空很蓝。
我盯着那张风景照看了很久，然后退出了对话框。
翻到通讯录，找到“妈”，犹豫了一下，没有拨出去。
找到“田勇”，也没有拨。
找到“刘姐”，拨了。
“喂？”刘姐的声音有点哑，像是喝了酒。
“刘姐，新年快乐。”
“颖子？你怎么不跟家人过年？”
“我回来了。公司值班。”
“骗鬼呢。大年三十值什么班。”
我笑了。“刘姐，你吃年夜饭了吗？”
“吃了。一个人，煮了碗面。”
“我也是。”
“你吃的什么？”
“饺子。”
“什么馅的？”
“猪肉白菜。”
“啧，没意思。我吃的西红柿鸡蛋面，卧了个荷包蛋。”
“那比我强。”
“颖子。”
“嗯？”
“你哭什么？”
我愣了一下，伸手摸了摸脸。湿的。
“我没哭。”
“你骗人。你声音都变了。”
“风太大了，吹的。”
“你在外面？”
“没有，在家。”
“那你开窗了？”
“……嗯。”
“颖子。”
“嗯。”
“明年就好了。”
“嗯。”
“明年会好的。”
“我知道。”
挂了电话，我关掉了电视。客厅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只剩下窗外的雨声和远处断断续续的鞭炮声。
我走到窗边，拉开窗帘。雨还在下，对面的楼房里亮着零零星星的灯。有一家的窗户上贴着红色的窗花，在路灯的映照下，像一小团火。
明年会好的。
会吗？
我不知道。
但我只能这么信着。就像信明天太阳会升起来，信春天花会开，信熬过这个冬天，一切都会好起来。
不这么信，还能怎么办呢？
春节假期过了三天，我回了一趟娘家。
不是我想回去，是我妈打了三个电话，说“你爸想你了”。我爸想我？我爸连我生日都不记得，他会想我？
但我不回去，我妈就会一直打。她会从“你爸想你了”升级到“你是不是不要这个家了”，再升级到“我养你这么大容易吗”。
所以我回去了。
这次家里没什么人。田勇和小曼去了小曼的娘家拜年，我爸在卧室里睡觉，我妈一个人在客厅里择菜。
“来了？”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坐。”
我坐在沙发上。茶几上摆着一盘瓜子、一盘糖果、一盘花生。我抓了一把瓜子，开始嗑。
“你弟他们初二回来的，初三就走了。”我妈说，“小曼说她妈身体不好，得回去看看。”
“嗯。”
“你弟那个房子，装修得差不多了。年后就能搬进去。”
“挺好的。”
“小曼说她想要个孩子，你弟也想要。我跟你爸商量了一下，等他们有了孩子，我们去帮忙带。”
“嗯。”
“你一个人过年，吃什么了？”
“饺子。”
“什么馅的？”
“猪肉白菜。”
“就吃那个？也不给自己做点好的。”
“一个人，做多了吃不完。”
我妈叹了口气，放下手里的菜，看着我。她的眼睛有点红，不知道是择菜辣的还是别的什么。
“颖子，妈对不起你。”
这句话来得太突然了。我手里的瓜子停在嘴边，愣了三秒。
“你说什么？”
“妈对不起你。你离婚以后，妈没有好好照顾你。你搬出去住，妈也没拦着。你过年一个人，妈也没叫你回来吃年夜饭——”
“你叫了。你说三十中午吃团圆饭。”
“那不一样。年夜饭是晚上。你晚上一个人——”
“没事。我习惯了。”
我妈张了张嘴，眼泪掉下来了。她用手背擦了一下，又擦了一下，越擦越多。
“妈。”我把瓜子放回茶几上，“你别哭了。大过年的。”
“妈就是心疼你。”
“我知道。”
“你从小就这样，什么都自己扛。小时候你爸腿断了，你踩着板凳煮面条，面条煮糊了，你哭了一鼻子，然后把糊的挑出来吃了，把好的留给你爸。你才四岁啊。”
“妈——”
“你上大学的时候，助学贷款不够，你自己打工挣钱，一天打三份工。你弟在学校被人欺负，你坐了两个小时的车去找人算账。你结婚以后，每个月往家里打钱，从来没断过。你弟买房，你把离婚分的钱全给了他——”
“妈，别说了。”
“妈都知道。妈什么都知道。”
她哭得说不出话了，整个人缩在椅子上，肩膀一抽一抽的。我坐在沙发上，手里攥着那把瓜子，瓜子壳硌得手心疼。
“妈，你别哭了。”我站起来，走过去，蹲在她面前，“你哭什么呀。我挺好的。工作稳定，身体也好。一个人住，自由自在的。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没人管我。”
“可你一个人——”
“一个人怎么了？一个人又不是过不下去。”
“你以后怎么办？你总不能一个人过一辈子吧？”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你弟现在有了自己的家，你不能老指望——”
“我没指望他。”我打断她，“我从来没指望过他。”
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我自己都愣了一下。
我从来没指望过他。
是真的。从小到大，我帮田勇做作业、帮田勇打架、帮田勇交学费、帮田勇买房，但我从来没指望过他会回报我。不是不想，是不敢。不敢指望，是因为心里清楚——指望了，就会失望。
不指望，就不会疼。
我妈看着我，眼泪还挂在脸上，嘴巴张着，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
“妈，”我站起来，拍了拍膝盖，“我走了。”
“这就走？”
“嗯，明天还要上班。”
“你不是放七天假吗？”
“我加班。”
又是加班。我妈大概已经习惯了我这个借口。她点了点头，站起来，送我到门口。
“颖子。”
“嗯？”
“你要是有合适的——”
“妈。”
“好好好，我不说了。你路上慢点。”
“嗯。”
我走出门，下了楼。身后传来关门的声音。这一次，我没有停。
出了小区，我站在路边，深吸了一口气。冬天的空气又干又冷，吸进肺里像吞了一把碎冰。
我抬头看天。天很蓝，蓝得不像是真的。几朵云挂在天边，白得刺眼。
手机震了一下。是田勇。
“姐，新年快乐。红包发你微信了，你收一下。”
我点开微信，果然有一个红包，两百块。
我没有收。
退出了对话框。
开车回市区的路上，我想起了一件事。
小时候，有一年夏天，田勇大概六七岁，我十一岁。爸妈去地里干活，让我在家看着他。田勇非要吃冰棍，我说等爸妈回来再买。他不干，躺在地上打滚，哭得震天响。我被他闹得没办法，翻遍了所有的口袋，找到了两毛钱，去村口小卖部买了一根冰棍。
田勇拿到冰棍，咬了一口，然后递给我，“姐，你也吃一口”。
我说“我不吃”。他说“你咬一口嘛”。我咬了一口，很小的一口，只咬到了冰棍棒子旁边的冰碴子。
但那口冰碴子，很甜。
我记了二十多年。
所以你看，他不是没有良心。他只是在被惯大的过程里，忘了怎么对别人好。或者说，他以为我对他的好是理所当然的，就像空气和水，不需要感谢，不需要回报。
这不是他的错。
是我们全家一起把他惯成这样的。
包括我。
元宵节那天，公司提前两小时下班。
小林兴高采烈地收拾东西，说要去跟男朋友看灯会。刘姐说她儿子回来了，要回去做饭。老赵说他女儿返校前想吃一顿火锅。
办公室里只剩我一个人。
我关了灯，锁了门，走到走廊上。走廊很长，灯是声控的，走一步亮一截，走一步灭一截。我的脚步声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响，像是一个人的心跳。
出了公司大楼，天还没黑。西边的天空有一抹淡淡的橘红色，像是一块被水洗过的绸缎。
我站在停车场旁边，犹豫了一下，没有上车。转身往开发区外面走。
走了大概二十分钟，到了一个小公园。公园不大，有一个人工湖，湖边种着柳树，柳条还没发芽，光秃秃地垂着，像一个人的长发被雨淋湿了。
湖边有几盏灯，已经亮了，橘黄色的光映在水面上，随着水波轻轻晃动。
我坐在湖边的长椅上，看着水面发呆。
手机响了。是陈磊。
不是微信，是电话。
我看着屏幕上“陈磊”两个字，犹豫了很久。手指悬在接听键上，悬了大概十秒，然后按了下去。
“喂。”
“田颖。”他的声音没变，低低的，带着一点沙哑，“元宵节快乐。”
“你也是。”
“你在哪儿？”
“在公司附近。”
“加班？”
“没有。刚下班。”
“哦。”
沉默。
电话两头都沉默着。我能听见他的呼吸声，一深一浅的，像是在犹豫该说什么。
“你……还好吗？”他问。
还是那句话。一年前他也问过。
“挺好的。你呢？”
“我也挺好的。”
又是沉默。
“田颖。”
“嗯。”
“我听说你弟买房了。”
“嗯。”
“你帮他了？”
“……嗯。”
“给了多少？”
“十二万。”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挂了。
“全给了？”
“嗯。”
“田颖。”
“嗯。”
“你是不是傻？”
我笑了。笑着笑着，眼泪掉下来了。
“大概是吧。”
“你给自己留了吗？”
“留了什么？”
“钱。房子。退路。”
退路。
这个词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心里某个上了锁的房间。房间里装着很多东西——恐惧、委屈、不甘、还有一点点后悔。
“没有。”我说，“没留。”
“你——”
“陈磊，”我打断他，“你打电话来，就是问我这个？”
“……不是。”
“那是什么？”
“我想跟你说，我五一要结婚了。”
湖面上的灯晃了一下。起风了。
“哦。”我说，“恭喜你。”
“谢谢。”
“她……是什么样的人？”
“会计。在我们公司楼上上班。人挺好的。”
“那就好。”
“田颖。”
“嗯。”
“你……以后别再这么傻了。”
“嗯。”
“对自己好一点。”
“嗯。”
“那我挂了。”
“好。”
电话挂了。
我把手机放在膝盖上，低头看着湖面。风吹过来，柳枝晃了晃，像是叹了一口气。
我忽然想起我们结婚那天，他在台上说“田颖，我会对你好一辈子”。台下的人在鼓掌，我妈在哭，我爸难得地笑了。
一辈子。
原来一辈子可以这么短。
短到三年的婚姻、十二万的存款、一盆忘在阳台上的绿萝，就是全部了。
我在长椅上坐了很久，坐到天完全黑了，坐到湖边的灯亮成了一串，坐到公园里来了几对散步的情侣，又走了。
然后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走回了停车场。
上车之前，我回头看了一眼公园的方向。月亮挂在柳树梢头，圆圆的，亮亮的，像一面铜镜。
我忽然想起一句诗，不知道在哪里看到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可我不想跟任何人共婵娟。我只想一个人待着。
一个人待着，挺好。
春天来的时候，公司接了一个大项目，全员加班。
我每天早上七点到公司，晚上十一点才走。连续忙了三个星期，瘦了八斤。小林说我“颖姐你下巴都尖了”，刘姐说我“你不要命了”，老赵什么都没说，每天早上还是放一袋热豆浆在我桌上。
项目结束那天，周老板请全公司吃饭。
在开发区最好的酒店，点了满满一桌子菜。周老板端着酒杯挨桌敬酒，到我这一桌的时候，他看了我一眼，说“田颖，这次你辛苦了”。
我说“应该的”。
他说“你是个能干事的人，好好干，明年给你升职”。
我说“谢谢老板”。
他说完就走了，去敬下一桌。小林凑过来小声说“颖姐你要升职了”，我说“别当真，老板画饼呢”。
但心里还是有一点高兴的。
吃完饭出来，大家在酒店门口散了。小林被她男朋友接走了，刘姐打车回了家，老赵骑着他的电动车消失在夜色里。
我一个人站在酒店门口，等着代驾。
三月的晚风已经不冷了，带着一点潮湿的暖意，像是谁的手掌，温温的，软软的。路边的玉兰花开了一半，白色的花瓣在路灯下像一只只鸽子。
代驾来了，是个年轻小伙子，骑着折叠电动车，穿着荧光黄的马甲。他帮我把车开出来，问我去哪儿。我说“城中村，老居民楼”。他说“好嘞”。
路上他放了一首歌，是个女声，唱着“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
我没有让他关掉。
到了楼下，我付了钱，上了楼。开门，开灯——玄关的灯管我上个月换了，终于亮了。暖黄色的光照在门垫上，照在鞋柜上，照在一只孤零零的拖鞋上。
另一只拖鞋在沙发底下，我懒得捡。
洗了澡，躺在床上，拿起手机翻了一会儿。
朋友圈里，小曼发了一张照片——她和田勇在新房的客厅里，背后是一面贴了“囍”字的墙。配文是“我们的家”。
我点了个赞。
往下翻，看到陈磊发了一条——他和一个女人的合照，背景是一个什么风景区。女人圆脸，短发，笑得很甜。配文是“五一倒计时”。
我没有点赞。
退出了朋友圈，打开和小林的聊天框。她发了一堆消息，全是关于升职的事。最后一条是“颖姐你要是升了主管，别忘了请我吃饭”。
我回了个“好”。
然后锁了屏幕，把手机放在枕头边。
窗外有猫在叫，春天的猫，叫得又急又尖，像是在跟全世界宣战。
我翻了个身，闭上眼睛。
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一会儿是周老板说的“升职”，一会儿是小曼发的“我们的家”，一会儿是陈磊说的“五一要结婚了”。这些画面搅在一起，像一锅煮烂的粥，稠得化不开。
我忽然想起我妈说的那句话——“你以后怎么办？”
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但我知道，明天的太阳还是会升起来。我还是要七点出门，开车半小时，到公司上班。还是要对着电脑敲键盘，还是要应付老板的临时任务，还是要听小林叽叽喳喳地说八卦，还是要吃刘姐从食堂多打的红烧肉，还是要喝老赵放在桌上的热豆浆。
日子就是这样过的。不是想清楚了才过，是过着过着，就想清楚了。
或者说，想不想清楚，都得过。
四月底，我回了一趟老家。
不是我妈叫的，是我自己要回的。
田勇和小曼五一要办婚礼，我回去帮忙。
到了县城，我先去了娘家。我爸在院子里晒太阳，看见我，点了点头，说“回来了”。我说“嗯”。我妈在屋里收拾东西，看见我，说“来得正好，帮我把这些喜糖装了”。
我坐下来，开始装喜糖。一颗一颗地数，十颗一袋，扎上金色的丝带。
“你弟的婚礼在县城酒店办，定了二十桌。”我妈说，“小曼家亲戚多，占了十二桌。我们这边八桌。”
“够了。”
“你坐哪桌？我给你安排。”
“随便。”
“要不你跟咱家亲戚坐一桌？你大舅、二姨他们——”
“行。”
“颖子。”
“嗯？”
“那天你别穿灰色的，穿亮一点的颜色。”
“为什么？”
“你弟结婚，你穿个灰扑扑的，不好看。喜庆一点。”
“好。”
我妈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我知道她想说什么——你别穿得太素，别人看了会说闲话。离了婚的女人，穿得太素，人家会说你是怨妇；穿得太艳，人家会说你不正经。横竖都是嘴。
“妈，我知道了。我穿红的。”
“也不用穿红的……就是别穿灰的。”
“好。”
装完喜糖，我去了一趟田勇的新房。
门开着，里面在布置。客厅里挂满了气球和彩带，茶几上摆着一束红玫瑰。田勇在阳台上打电话，声音很大，像是在跟婚庆公司的人确认流程。
小曼在卧室里试婚纱。她穿了一件白色的拖尾婚纱，头上戴着一顶小皇冠，站在镜子前左看右看。
“姐，你来了。”她从镜子里看见我，笑了一下，“好看吗？”
“好看。”
“我选了好久，这件最衬我。”
“嗯。”
她转过身，提着裙摆走到我面前，“姐，谢谢你。那套四件套我铺在新床上了，特别好看。”
“你喜欢就好。”
“姐。”她犹豫了一下，“那个……婚礼那天，你能帮我收一下礼金吗？我跟勇子商量了，觉得你心细，交给你放心。”
“好。”
“谢谢姐。”
她笑了一下，转身又去看镜子了。
我站在客厅里，看着这个家。三室一厅，装修是现代简约风格，家具都是新的，沙发是浅灰色的，茶几是白色大理石的，电视墙贴了壁纸，淡蓝色的，上面有暗花。
这个家，有十二万是我的。
但没有一间房是我的。
婚礼那天，天气很好。五月的阳光暖洋洋的，不冷不热。
我穿了一件淡粉色的衬衫，黑色裤子，平底鞋。出门前对着镜子看了很久，确认没有穿灰色。
到了酒店，我坐在收礼金的桌子后面，面前摆着一个红色的箱子。来的人一个个递上红包，我在本子上记下名字和金额。
大舅给了两千，二姨给了一千，三叔给了八百。小曼家的亲戚更大方，动辄三五千。一上午下来，礼金收了小十万。
中午十二点，婚礼开始。
我坐在大舅旁边的那一桌。桌上摆着喜糖、瓜子、花生和一壶茶。大舅问我“颖子最近怎么样”，我说“挺好的”。他说“一个人过啊”，我说“嗯”。他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
婚礼进行曲响起，小曼挽着她爸爸的手走上红毯。她穿着那件白色拖尾婚纱，头上戴着皇冠，手里捧着一束红玫瑰，一步一步走向站在舞台中央的田勇。
田勇穿着一身黑色西装，打了领带，头发梳得油光发亮。他站在那里，看着小曼走过来，脸上带着笑，眼眶有点红。
我突然想起小时候，他追在我后面跑，一边跑一边喊“姐等等我”，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哇哇大哭。我跑回去把他扶起来，拍掉他身上的土，背着他回家。
那时候他多小啊，小到可以趴在我背上，两只胳膊搂着我的脖子，脸贴在我肩膀上，眼泪鼻涕蹭了我一脖子。
现在他长大了，站在舞台上，牵着一个女人的手，说要爱她一辈子。
我端起面前的茶杯，喝了一口。茶有点苦，不知道是什么茶叶。
仪式结束，开始上菜。我低头吃饭，偶尔抬头看看周围的人。我妈坐在主桌上，笑得合不拢嘴，不停地给小曼夹菜。我爸坐在她旁边，难得地喝了两杯酒，脸红了。
田勇和小曼挨桌敬酒。到我们这桌的时候，田勇端着酒杯，叫了声“姐”。
我站起来，端起茶杯。
“姐，谢谢你。”他说，声音有点哑，“从小到大，你帮了我太多。”
“一家人，不用说谢。”
“姐，我敬你。”
他仰头把一杯白酒干了。我喝了一口茶。
小曼站在他旁边，挽着他的胳膊，笑着说“姐，以后你就是我亲姐”。
我说“好”。
他们转身去下一桌了。我坐下来，继续吃饭。大舅在旁边说“颖子，你弟有出息了”，我说“嗯”。他说“你也别太挑了，有合适的再找一个”，我说“随缘吧”。
吃完饭，我帮着收拾东西。礼金箱子里装得满满当当的，我抱在怀里，沉甸甸的。小曼走过来，说“姐，辛苦你了，回头我请你吃饭”。
我说“不用，应该的”。
她把礼金箱子接过去，转身走了。我看着她的背影，白色的婚纱拖在地上，裙摆上沾了一点灰。
我想说“裙摆脏了”，但没有说出口。
不是不想说，是觉得说了也没什么意义。她不会在意这一点灰的。就像不会在意我站在角落里，手里端着一杯凉茶，看着她的婚礼，心里想着——这个家，以后跟我没关系了。
婚礼结束后，我开车回市区。
五月的傍晚，天还亮着。高速两旁是大片的麦田，麦子抽了穗，绿油油的，风一吹像波浪一样翻滚。
我把车窗摇下来，让风吹进来。风里有麦苗的味道，还有泥土的味道，还有远处某个村子里传来的炊烟的味道。
这些味道混在一起，让我想起小时候。
那时候我们家住在村子最东头，院子后面有一片麦田。夏天的傍晚，我带着田勇在麦田里捉蚂蚱，他用一个塑料袋装蚂蚱，我负责捉。他胆子小，不敢用手捏，每次都喊“姐快来，这儿有一只”。我就跑过去，手一扣，捏住蚂蚱的后腿，塞进他的袋子里。
他高兴得又蹦又跳，说“姐你真厉害”。
那时候他还叫我“姐”，不是“姐姐”，是“姐”。一个字，干脆利落，像一颗糖掉在地上，清脆地响了一声。
后来他长大了，开始叫“姐”的时候带着一点敷衍，像是一个习惯了的口头禅，没有感情，只是礼貌。
再后来，他连“姐”都很少叫了。
手机响了。是我妈。
“颖子，你到家了吗？”
“还在路上。”
“哦。今天辛苦你了。”
“没事。”
“那个……礼金你记的账本，我看了。你记了八千？谁给了八千？”
“小曼家的一个亲戚，好像是她的舅舅。”
“哦。那还行。对了，颖子——”
“嗯？”
“你给的一万块礼金，我跟你弟说了，他说太多了，让我退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