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72章 老树开花觅真爱（1/2）
我这辈子听过最荒唐的话，是在一个闷热的七月午后从李建国嘴里说出来的。
“我要结婚了。”他说这话的时候，正蹲在车间门口的水泥台阶上抽烟。灰白的烟雾从他嘴角溢出来，混进车间里飘出的机油味里，那样子实在不像个要当新郎的人。
我端着不锈钢饭盒愣在原地，筷子上夹着的半块红烧肉差点掉在地上。“和谁？什么时候的事儿？”
“老挝姑娘，十七岁。”李建国把烟头扔地上，用磨得发白的工鞋底碾了碾，“下个月领证。”
车间里的机器声轰隆隆地响，可我听见自己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嗡”的一声炸开了。十七岁——那姑娘比他小整整十四岁，比他的工龄还短五年。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却看见李建国已经站起身，拍了拍裤腿上的灰，转身又钻回车间去了。背影瘦得像根竹竿，工作服空荡荡地挂着。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耳边反复响着李建国那句话。我想起六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夏天，他红着眼睛来找我借钱的样子。
“田颖姐，能不能……借我三千？”李建国当时站在我家门口，手指死死抠着门框，指甲盖都白了，“素梅说，要是彩礼拿不出八万八，这事就算了。”
素梅。周素梅。我们厂隔壁纺织厂的女工，离过一次婚，带着个五岁的女儿。李建国追了她整整两年，每天骑着他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接送她上下班，给她女儿买棒棒糖，冬天把自己手套摘下来硬塞给她。全车间的人都看得出来，李建国是真心实意想和她过日子。
可周素梅最后还是没答应。
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是个下雨天。李建国把攒了三年的积蓄——六万八千块，用红布包得好好的，送到周素梅租的房子里。周素梅数完钱，叹了口气。
“建国，不是我不愿意。”她把钱推回去，手指上的银戒指在昏暗的灯光下泛着冷光，“你人好，我知道。可你看看你这点工资，看看你住的那间出租屋——我离过一次了，不能再冒一次险。我女儿要上学，将来要花钱的地方多着呢。”
李建国当时是怎么回应的？他就那么站着，站了足足十分钟，然后抱起那包钱，转身走了。没哭没闹，甚至连一句话都没说。
第二天他就办了离职手续。一个月后，跟着劳务输出的队伍去了非洲。听说是在什么建筑工地当钢筋工，一年能挣十来万。车间主任老张提起这事就摇头：“这傻小子，非要去那鬼地方，命不要了？”
六年。整整六年，李建国只在过年时往家里打过几次电话。他母亲眼睛都快哭瞎了，逢人就说：“我家建国是不是死在外头了？”
结果他没死。他活着回来了，还带回来一个十七岁的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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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一夜之间飞遍了整个厂区。第二天我去食堂打饭，听见前头排队的几个女工叽叽喳喳。
“听说了没？李建国要娶个未成年！”
“啧啧，老牛吃嫩草，也不嫌害臊。”
“人家小姑娘图什么呀？图他年纪大？图他不洗澡？”
我端着餐盘的手紧了紧，想说点什么，最终却只是闷头打了份茄子烧肉。走到角落里坐下，刚扒拉两口，对面就坐了个人。
是周素梅。
她看起来比六年前老了些，眼角的细纹用粉也盖不住，但依然打扮得利利索索的，碎花衬衫的领子熨得板正。我们俩对视了一眼，谁都没先开口。
最后还是她打破了沉默：“田颖，你也听说了吧？”
“嗯。”我夹了块茄子，嚼在嘴里却没什么味道。
“你说他是不是故意气我？”周素梅的声音压得很低，手指无意识地转动着无名指上的戒指——已经不是当年那枚银的了，换成了金的，“找个那么小的，传出去像什么话。”
我抬头看她。她的眼神里有种复杂的情绪，像是后悔，又像是嫉妒，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慌张。我突然觉得有点可笑。六年前她嫌弃李建国穷的时候，可没想过会有今天。
“人家乐意，关你什么事。”我说完就后悔了，这话说得太冲。
周素梅的脸色白了白，端着餐盘起身走了。我看着她的背影，想起六年前李建国蹲在车间门口抽烟的样子，突然觉得胸口堵得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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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国的婚礼定在八月初八。他说这是老挝那边的吉利日子。车间里的工友凑份子，一人两百，我多给了五百。老张主任把钱收齐了，皱着眉头问我：“田颖，你说咱们这礼金……合适吗？那姑娘合法吗？”
“李建国说手续都办齐了。”我把钱塞进红包里，写上自己的名字，“他说姑娘家里同意了，使馆也开了证明。”
“才十七啊……”老张叹了口气，“跟我闺女一样大。这李建国也是，怎么下得去手。”
婚礼是在李建国老家办的。他老家在城南三十里的李家庄，我从没去过。那天我搭车间小王的车一起去，一路上小王都在絮叨。
“颖姐，你说这李建国是不是在非洲被骗了？那地方乱得很，万一那姑娘是冲着户口来的呢？”
我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玉米地，没接话。其实我心里也有同样的疑问。一个十七岁的花季少女，为什么会愿意嫁给一个三十多岁、其貌不扬、家境贫寒的农民工？这不合常理，也不合逻辑。
李家庄比我想象的还要破旧。土路坑坑洼洼，路两边的房子大多是红砖砌的，很多连外墙都没抹。李建国家的院子在村子最里头，三间瓦房，墙皮脱落了大半。院子里摆了十来张桌子，已经坐了不少人。
然后我看见了那个姑娘。
她穿着大红色的连衣裙，站在院子里的枣树下。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眼睛又大又亮，头发扎成高高的马尾，露出一截纤细的脖子。看见我们进来，她咧嘴笑了，露出一口白牙。那笑容太干净，太灿烂，晃得我一时有些失神。
“这是阿月。”李建国走过来介绍，手很自然地搭在姑娘肩上。我注意到他今天穿了身崭新的西装，虽然不太合身，但整个人精神了不少。“阿月，这是田颖姐，我以前车间的同事。”
“田颖姐好。”阿月用带着口音的普通话说，还微微鞠了个躬。
我连忙把红包递过去：“恭喜你们。”
阿月接过红包，又笑了。她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成月牙，左边脸颊有个浅浅的酒窝。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这姑娘看李建国的眼神，是真的。
那眼神我太熟悉了。许多年前，我也曾这样看过一个人。全心全意，毫无保留，仿佛全世界就只剩下他一个人。
婚礼办得很简单。李建国的母亲——一个头发花白、背佝偻得厉害的老太太，拉着阿月的手一直在抹眼泪。司仪是村里小学的老师，普通话带着浓重的乡音。拜天地，拜高堂，夫妻对拜。每一次鞠躬，阿月都做得特别认真，红色的裙摆像朵盛开的花。
敬酒轮到我们这桌时，李建国已经有些醉了。他搂着阿月的肩膀，说话舌头都打结：“田颖姐，谢谢你来……真的，谢谢……”
“少喝点。”我提醒他。
阿月在一旁小声说：“他高兴，让他喝点吧。”语气里的宠溺，让在座的人都愣了一下。
回去的路上，小王开着车，突然说：“颖姐，你说他们能过得好吗？”
我看着窗外逐渐暗下来的天色，没回答。能不能过得好，谁说得准呢？这世上那么多明媒正娶、门当户对的婚姻，最后不也支离破碎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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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不紧不慢地往前淌。李建国婚后没再出去打工，用这些年攒的钱在县城边上开了家摩托车修理铺。阿月跟着他，每天在铺子里帮忙递工具、打扫卫生。我偶尔路过会进去坐坐，每次去都看见阿月在忙活——不是擦零件，就是给李建国倒水，要么就是趴在柜台上学认字。
“田颖姐，这个字念什么？”有一次她指着报纸上的“憧憬”问我。
我教她念了，又解释了意思。阿月很认真地用铅笔在本子上记下来，一笔一划，写得特别慢。李建国在里间修车，满手油污，时不时抬头看她一眼，眼神温柔得能滴出水来。
“她想学中文，以后还想考个文凭。”李建国有一次跟我说，“我说不用那么累，我能养活她。可她非要学。”
阿月听见了，从柜台后探出头来：“我要和你一样厉害。”
李建国笑了，那是我认识他十年来，第一次见他笑得那么开怀。
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或许会是个不错的结局。穷小子历尽艰辛，最终觅得良缘，虽然年龄差距大了点，但两情相悦，日子总会慢慢好起来的。
可生活从来不是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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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月怀孕是在他们结婚的第三年春天。李建国打电话告诉我这个消息时，声音都在抖：“田颖姐，我要当爸爸了！”
我在电话这头也笑了：“恭喜啊，几个月了？”
“刚查出来，两个月。”李建国顿了顿，声音低了些，“就是……阿月反应有点大，吃什么都吐。我在想，要不要让她回老挝养胎？那边气候她更适应。”
“她自己在那边能行吗？”
“我送她回去，待一个月再回来。”李建国说，“铺子不能关太久，最近生意正好。”
我当时没多想，只觉得这是正常的安排。直到两个月后，李建国疯了一样找到我家。
那是六月的一个深夜，雨下得很大。我睡得迷迷糊糊，听见急促的敲门声。打开门，李建国浑身湿透地站在门口，眼睛红得像要滴血。
“阿月不见了。”他说，声音嘶哑得几乎听不清。
我把他让进屋，递了条干毛巾。李建国没接，就那么站着，水顺着裤脚往下滴，很快在地上洇开一小片。
“什么叫不见了？”
“她没回老挝。”李建国机械地说，“我送她到口岸，看着她过关的。说好每天打电话，头一个星期还打，后来就打不通了。我跑去老挝找，她家里人说她根本没回去。”
我的后背一阵发凉：“报警了吗？”
“报了，两边都报了。”李建国终于撑不住，蹲在地上，双手捂住脸，“没用……都说可能是自愿走的……她那么小，能去哪儿……”
那一晚，李建国在我家客厅坐到天亮。抽光了我家所有的烟，一句话也没再说。天快亮时雨停了，他站起身，摇摇晃晃地往外走。
“我去找她。”他说，“找到天涯海角也要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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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国的摩托车修理铺关了门。他在门口贴了张纸：“店主有事外出，归期不定。”有人把纸撕了，有人在上面写“骗子”“还钱”。李建国不在乎，他背着个破背包，又一次离开了这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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