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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5章 王师北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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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什么?”

“而且咱也说了实话,蓟镇现有的军饷只够维持日常戍守,要发动一场大规模会战,恐怕要额外拨出至少三十万两银子。”

谭纶心头一紧,他这些年任职中枢兵部,自然比较清楚朝廷财政吃紧,户部银库年年告罄,二十万两根本就不是一个小数目。

此时他已然能能想象出戚继光当时说完这句话后心里的忐忑。

“陛下怎么回答?”

戚继光转过头来,看着谭纶,若有所思道:“陛下说‘戚卿,朕给你交个底。这次你不要去想军饷够不够的事,朕已经从太仓银库和内帑各调了一笔银子,专供你此次北上之用。

三个月够不够打?不够的话,再加三个月。三十万两够不够花?

不够的话,让谭纶随时递本子回来,朕给你再拨。”

谭纶愣住了。

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次中枢的决心竟然这么大,一瞬间谭纶又觉得自己身上的担子开始重了起来。

肃清朵颜卫,不止是戚继光他们边关将军的事儿,更是自己蓟辽总督的事。

两人并马立在运河岸边,沉默了良久。

河面上忽然吹来一阵湿热的风,裹着水草的腥气和远处田野里庄稼成熟的味道。

身后传来士卒们渡河时有节奏的号子声,橹桨击水的哗哗声,偶尔夹杂着战马的嘶鸣。

沉默了许久,谭纶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说道:“元敬,你我也是打了半辈子仗的人了,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底气?

如今中枢终于明白了,朝廷可以穷,但不能穷在刀刃上。

边军将士在前线卖命,若是连粮饷都拿不到,还谈什么忠君报国?”

谭纶这番话,说得戚继光心头一热。

他打了半辈子仗,从山东备倭到浙江平寇,再到眼下提督蓟镇,最清楚不过的一件事就是:仗能不能打赢,第一就是要看兵练得好不好,俗话说得好,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

严峻的纪律是治军方面必不可缺的,另一方面就是要经常鼓舞士气,这两样又都取决于其主帅是否具备这样的才能。

军队必胜的信念有赖于能力和技术,而能力和技术又来自平时的刻苦训练。

第二就是看粮饷到不到位。

兵练不好,上了阵是送死;粮饷不到位,再好的兵也留不住。

你让士兵饿着肚子去给你卖命,那根本就不现实,跟着你混,又没有盼头,那还当啥兵?

说起大明边军的粮饷问题,几乎就是从开国一直拖到现在的顽疾。

这事还得从头说起。明代的边镇军饷,主要就是靠太仓银库拨发,而太仓银库的收入又依赖各地税粮折银和盐课、商税。

在洪武、永乐年间,边镇施行卫所屯田制,军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种,粮食大体可以自给,朝廷的财政压力还可以,并不算大。

可到了宣德、正统以后,屯田制逐渐崩坏,军官侵吞屯田、役使军丁,军户大批逃亡,边镇能自己产出的粮食越来越少,对朝廷拨发的“年例银”依赖越来越深。

嘉靖一朝,这个问题彻底暴露了出来。南有倭寇,北有蒙古,战事连年不断,军费开支如滚雪球一般膨胀。

嘉靖中期以后,光是宣府、大同、蓟州、辽东等几个主要边镇,每年请发的年例银就高达二百八十余万两,几乎占了太仓岁入的一大半。

而户部银库常年空虚,往往寅吃卯粮,今年挪明年的、明年借后年的,欠饷成了常态。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之变,俺答汗率蒙古铁骑直逼北京城下,京师大震。

当时京营号称十余万,实际能拉出去的不过五六万人,而且衣甲器械不全,粮草储备更是捉襟见肘。

朝廷急调各路边军勤王,结果发现许多边镇因为长期欠饷,士兵早已形同乞丐,有的甚至饿着肚子上路。

那一仗虽然最终没有打进北京城,却把明军的老底彻底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

这才仅仅过了三十多年,前车之鉴,历历在目。

戚继光在浙江抗倭时,就深受其害。他练义乌兵,靠的是义乌知县赵大河帮他筹措地方钱粮,外加胡宗宪从浙江巡按衙门挤出的一点经费,从来没有宽裕过。

后来他调任蓟镇总兵,接手的更是是一个烂摊子,蓟镇边墙长达两千余里,驻军名义上有十万之众,实际能战者不足六万,而且欠饷严重,士气低落。

士兵们吃不饱饭,穿不暖衣,轮戍期满也拿不到回家的盘缠,逃亡的、装病的、甚至倒卖军器的,比比皆是。

谭纶从兵部尚书一路做到蓟辽总督,他在中枢待过多年,比别人更清楚朝廷的账本有多难看。

嘉靖皇帝晚年沉迷斋醮,大修宫观,光是为了炼丹和斋醮花费的白银就以数十万两计。

严嵩当国二十年,贪墨成风,各地解往太仓的银子经过层层盘剥,最后能到边镇手里的,往往不到原额的一半。

边将们为了能拿到钱,不得不贿赂朝中权贵,甚至要花钱买“勘合”、买“批文”,才能把属于自己的军饷领出来。

隆庆帝即位后,局面一度有所好转。

高拱主政,推行新政,整顿吏治,清查田亩,太仓银库的收入有所增加。

戚继光在隆庆二年调任蓟镇总兵,也是在朝廷财政略有喘息的大背景下才得以实现的。

可即便如此,边饷也只能做到“足额”而不是“充裕”,能维持日常戍守已经勉为其难,要发动大规模会战,仍然需要皇帝特批、从内帑和太仓两边同时挤银子。

也正因为如此,朱翊钧此番召见戚继光时说的那番话,才显得格外不寻常。

他不但主动提出了“从太仓银库和内帑各调一笔银子”专供此次北上之用,还说了“不够的话再加”这样的重话。

谭纶心里明白,这绝不仅仅是皇帝一时慷慨,而是朝廷战略方向的一次重大转折——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出击,从敷衍补窟窿转向集中力量办大事。

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一阵整齐的脚步声,最后一批殿后营的士卒正在渡过浮桥。

戚继光收缰上马,朝谭纶拱了拱手:“子理兄,天色不早了,今日还要赶到三河驿扎营,你我路上再叙。”

谭纶也翻身上马,两人并辔而行,带着这支京营新锐继续向北出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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