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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章 维岳守口论泥沙,跃进门口定规矩(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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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七号下午,公安局三层东头那间休息室里,铁门被风带了一下,“哐” 地撞在门框上。翟维岳把最后一页材料合上,往桌上一推,手指在封皮上压了压,:“我什么也没。”

他这话时,脚上趿着一双布鞋,鞋后跟踩塌了,白衬衫的领子软塌塌地翻着,哪里还有一位国企副总的体面。

我不甘心的继续追问:“翟局长,话到这里了,你怎么就不透呢?” 我拉过那把折叠椅,椅面塌下去一块,坐上去往左边歪。

翟维岳倒是一副洒脱模样:“李市长,有些话不能点破。点破了,就没意思了。” 他抬起眼皮,看了我一下,又垂下去,“我在这里,自然有我在这里的考虑。有些事,不是我这等凡夫俗子可以窥探天机的。”

“你躲在这里,恐怕不是为了清静。” 我把纸袋往他那边推了半寸,“外面找你的人不少。鲁市长在找你,你们港务局还有几家公司也在找你。你是也怕被打击报复吧?”

翟维岳没否认。他把十个手指在膝盖上摊开,又收拢,手指头在裤缝上蹭了一下,咧嘴笑着:“我怕什么?身正不怕影子斜嘛。”

“那你为什么还住在这儿?”

“这儿心静。” 他朝窗外抬了抬下巴。窗外是公安局的院子,一辆警车正往外倒,倒到一半停住,司机探出头来跟门岗了句什么,又缩回去。“李市长,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几个流氓能拿我怎么样?你也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我这个人,不仅没长耳朵,没长嘴,没长眼睛,还没心没肺,啥也没往心里去。所以我是真不知道。”

“我没让你具体的人。” 我把笔录收回来,压在纸袋底下,“我只问一种现象!”

翟维岳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椅子腿在水泥地上刮了一下,刮出一道白印。“走私这个现象,全国只要有海岸线的地方都存在。李市长,不能管死了。管死了,也就把港口码头管死了。都管死了,没有走私船,也就没有正规船,泥沙俱下啊。现在你想配一船正经货,难度很大。哪条船上不夹带?哪家公司没有这些灰色的的业务?这个东西,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管一管好一点,放一放乱一乱。”

他停了一下,带着感慨。“我在港口这么多年。市里面组织打私,组织了七八次。每次搞那么一活,抓几个人,闹不好枪毙两个,这事也就算完了。真闹到不可收场,市里也不会同意。”

翟维岳双手抱在胸前,慢慢开口。“走私这个东西,这些人是抱团取暖,有时候甚至合租一条船。用一条船上的蚂蚱形容他们,再形象不过了。他们真的是一条船上的蚂蚱,一荣俱荣,一辱俱辱。一旦有一个人被坐实了,相当于一船的人都有可能遭殃。他们害怕顺着一个集装箱,查到一船的人。”

“那天陆敬东那个傻帽在港区和你们闹,这次问题就搞大了。” 他把二郎腿换了个方向,裤脚往上缩了一截,露出脚踝上一道旧疤,“他拿着撬杠出来打人,我就知道,陆家这次要完蛋。”

“你不是宋玉琴这是两个箱子倒腾家电吗?”

翟维岳脚脖子一晃一晃,身子往沙发角上一歪,一手搭在扶手上,拿指节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笑得挺有深意:“但是那几个箱子,毕竟都要栽到他们头上。没办法,谁让陆家的人冒出个头呢?这个事,就栽到陆家身上。”

他往椅背上一靠,“其他人虽然都是皮包公司,但也总是个公司,真要掘地三尺,难道还真查不出来?所以,陆家的人顶了是肯定的!”

“那他完全可以不承认。” 我把笔录往前推了推,“陆敬山还是市工商局副局长嘛。”

翟维岳把嘴往下一撇,像吃到一颗坏花生。“陆敬山?陆敬山他算个屁!他根本不上话。他们陆家,也就是读书读出来的干部,能有多大的背景?在东海没有家族支撑,根本吃不了这碗饭。你看他就是个傻货,竟然让自己的媳妇用个真实的名字注册名字,这不是扯淡吗?”

“如果他不承认会怎么样?”

“他不能不承认。” 翟维岳十个手指在膝盖上摊开,“到了他这个年龄,四十大几的,都是拖家带口的。他不承认,家里人还活不活?他不承认,有人会让他生不如死。反正他们家的人已经被查了,早晚也是要被抓的。他们道上的规矩,罚款大家来凑,他们陆家出个人把这个事扛下来,其他人相安无恙。”

“如果他不承认,难道真有人要对他动手?”

翟维岳手一摆,像赶一只在桌上的苍蝇。“李市长,发生了的事,我的都有点多了。没发生的事,我更不会再了。只能靠你们公安机关了。”

他把声音放低了一点,“东海这个地方靠近大海,消失一个人比弄死一只蚂蚁都简单,交人免灾吧。”

屋里那台电风扇转到一边,停了一下,又转回来。风叶扫过桌上的报纸,纸角翘起来,又回去。

我盯着他看了几秒,这个人话像剥洋葱,一层一层地往下掉,可掉到最后那片芯子,他偏要捏在自己手里不再往外掏了。

“李市长,其实你这次打私,我倒感觉打的不是外人,打的是市里面,打的是我们港务局啊。” 他抬起眼睛,“你可知道,一个港务局一年能给市里面挣多少钱?”

我没打断,等他往下。他把五个手指伸开,又收回去,像在算一笔不能出口的账。

“港务局本身就是替市里面在挣钱。李市长,我告诉你,你们一查二号港,走私的人短期内肯定不来二号港了,他们就会跑到私人港口上去。从这一点上讲,你还是在给他们做嫁衣。”

他把手放在桌沿上,“而且,我们的钱是直接进市财政的。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财政70%上交国库,地方财政也紧张,每年支出都是几百个亿,市里面哪来的钱?还不是靠各部门上缴的款?市政府又不是生产部门。港务局挣的这些钱,不进财政体系,相当于这些钱根本就是东海的自留地。”

他把身子往前探了半尺,声音压得更低。“李市长,你这次打击的是市财政。”

我把这句话在心里过了一遍,觉得后背有点凉。“你的意思是,有人利用这次打私行动,搞排除异己那一套,重点是打击你们港务局?”

翟维岳把烟盒拿起来,抽出一支,在指甲上墩了墩。“李市长,一切尽在不言中。”

我回到办公室,已经过了四点。把翟维岳的话一条一条记在笔记本上,记到 “一条船上的蚂蚱” 那一句,门被敲了三下,我朝门口应了一声。

四点二十,苏长河进来。他手里一沓表格,表格边角卷着,最上面一张印着 “群众最期待政府部门解决的十件实事征询表”,油墨有点糊,字边发毛。他把表格放在桌角,先嗯了一声。

“李市长,市里布置的任务。市政府让各行各业征集群众最期待的十件民心实事,我们已经动手征集了一些。现在市政府办公厅给我们定了标准,有进出口贸易公司、港务公司、顺发实业……。您看,这个进出口贸易总公司这边,您是不是要去!”

这话倒是提醒的及时,我正想着找迟贝去要笔记本,苏政委倒是先想到了前面。这个笔记本我也专门交代过,要亲手交到我的手里。

“民心实事是周市长提出来的,是美丽东海的一个举措,也是活力海城的支撑。” 我把桌上的材料收进公文包,“我不去,倒像是对周市长支持不够。”

“那我去安排车。” 苏长河把表格收起来。“那我四点四十来接您。”

“可以。下午事情不多。” 我把公文包扣上,“正好我想问迟贝,材料准备好没有。她还欠我们曲长水同志的日志。”

苏长河当即是出了门安排去了。

车是局里的桑塔纳,车窗摇下一半,风灌进来,带着路边法桐的涩味和海风的咸。

两人聊了几句之后,我看着苏长河,心里暗暗道:“不少人背地里叫他 “苏鬼子”。他一头卷发,高鼻梁,眼窝深,皮肤白,坐在车里,窗外的光一闪一闪地过他脸上,真有点像老照片里的洋行买办。

东海早年被洋人占过,街上还留着洋灰阳台、铁艺栏杆和西洋建筑,这个长相还真是让人浮想联翩。

“企业、园区、群众提的意见,集中在加大巡逻、打击犯罪。” 苏长河把表格翻过一页,“特别是团体性流氓犯罪,长期在企业周边敲诈勒索、抢劫。今年一季度,光市区就立了七百多起刑事案件,比去年同期多了近百起。抢出租车、撬保险柜、偷工地电缆、收保护费的,一样比一样多。”

我拿起征集的单子瞅了几眼。有的写 “夜里巡逻多一点”,有的写 “企业门口别让要饭的堵门”,有的写 “火车站前抢包”。

“这些意见都中肯。” 我把单子放回他膝盖上,“把十件群众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全部纳入下一阶段重点工作计划。”

车到东海大街,远远就能看到道路两旁的高楼。路边的法桐还没长开,没看清那家单位的大门上写着横幅: “创建美丽东海,建设活力海城”。横幅下,几个穿制服的保安正把一辆乱停的自行车挪到划线的位置。

街上颇为热闹,跑着桑塔纳、奥迪 100、拉达,还有拉客的夏利。

有人腰里别着 BP 机,站在路边等电话,等急了就拍两下。一个穿花衬衫的男人站在公用电话亭旁边,手里举着大哥大,天线拉得老长,嗓门比电话还响。

路边水产摊上堆着蛤蜊,海水从塑料盆里漫出来,在地上淌成一条细线。

几个不知道是第几纺织厂的女工坐在马路牙子上,面前铺一块塑料布,卖袜子、卖毛巾,厂里已经放了长假。

进出口贸易公司的大楼在东海大街东头,院子的围墙上都贴着白色瓷砖,这办公大楼耸立在一群灰扑扑的旧楼中间,显得格外扎眼。门口停着两辆黑色奥迪,车牌都是号,车进来之后好像城市的喧闹都被那两道围墙隔在了外头,颇有一种闹中取静的气势。

门口两扇玻璃门,门里映着 “东海进出口贸易公司” 的金字。

迟贝站在台阶上,身后是玻璃门,门里映出她的影子。

她看见车,往前走了两步,先把手伸出来。“李市长,苏政委,欢迎啊。”

“迟书记,麻烦你了。” 我握了握她的手。她的手微微凉,指头上涂着豆蔻色的指甲油。

“江董事长本来也要来给两位领导汇报的,但省经贸委开会,他去了省城。他走之前交代,一定要把两位接待好。” 她松开手,往门里让了半步。

会议室在二楼,长条桌,皮椅子,墙上一幅东海港区的航拍照片,从这个角度看,港口泊位、堆场、铁路专用线一目了然。桌上摆着两排矿泉水,一瓶没动,烟灰缸擦得锃亮。

几个中层干部,一个管业务的副总,一个管报关的经理,一个管船期的主任。

大家例行公事一般谈了一些问题,自然把打击走私作为重点。

管报关的经理把一张单子推过来:“李市长,我们公司是正规企业,货走的是正经报关,跟那些皮包公司不一样。可码头上一乱,我们的货也走不动。上个月有一条船,在滨海一号港等了四天,光滞期费就赔了十几万。”

听到这些数字,我真感觉海运是财大气粗,十几万搁在别处够发几年工资了,可不过是一条船的等待成本。

“滞期费谁赔?” 我把单子翻过来,背面是空白。

“我们赔。货主不认。”

苏政委看了眼手表,知道时间紧张,就言简意赅的追问:“那你们希望公安局怎么干?”

“打击走私,一定要打击走私,我们举双手赞成。” 经理把另一些单据也往我这边推了推。

苏长河把这一条记在本子上,钢笔尖在纸上走得很快。

迟贝坐在长桌中间,手里捏着一只白瓷杯,杯口印着 “东海进出口”。

她一直很恬静,话很少,偶尔才插上一两句。

座谈会开完,我们从会议室出来,迟贝在走廊里轻声:“李市长,苏政委,我们提的意见您二位别嫌我们啰嗦,全是实打实碰上的难处。”

我开门见山:“不嫌啰嗦,怕的是听不到真话。你们把难处摆出来,我们才知道劲往哪儿使。迟书记,我这边正好有事找你单独谈。”

迟贝一愣,随即:“到我办公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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