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两头吃翻译法(1/2)
边境二号站像一只被人强行塞满的铁箱。
箱盖还没有合上,里面已经没有可以落脚的地方。
一列医院车停在东侧站台,车窗蒙着白布,担架从门里一副接一副抬出来。伤员不知道来自哪场尚未公开的冲突,制服领章全被拆掉,只剩绷带上的血还保留着颜色。
南侧货场堆着煤、面粉、铁轨、药箱和装在木笼里的军马。
候车厅外挤满平民。
有人抱着孩子,有人拖着箱子,有人把一整床被褥捆在背上。售票窗上贴着“边境客运临时取消”,人群仍不肯离开,仿佛只要站得足够久,铁路就会想起自己原本也该运送活人。
战争还没有正式宣布。
车站却已经先学会了怎样只替战争服务。
朱伯伦和第七运输队沿着货场清点车厢。
贝克准尉跟在他身后。
“下午三点二十七分,受监控人检查第一节货车封条。”
“三点三十二分,受监控人询问第五股道关闭原因。”
“三点三十六分,受监控人与两名铁路工人交谈。”
朱伯伦忍了很久,还是问:“你每次都要把‘受监控人’四个字写一遍?”
“表格要求。”
“直接写我的名字会省墨。”
“名字可能写错,身份不会。”
朱伯伦看向他。
这句话不像一个普通宪兵会说的话。
贝克却已经低下头,继续检查记录簿上的时间。
第七节货车的封蜡有一道裂口。
朱伯伦让士兵停下,叫来货场验收员。
验收员说是低温造成的自然开裂。
朱伯伦没有争辩,只让他把这句话写在货单背面并签名。
验收员骂了两句,还是签了。
监控记录第一次有了意外用处。
当所有人都知道朱伯伦会被查时,他们忽然也不愿把自己的名字留在一处说不清的缺口旁边。
清点到第九节货车时,朱伯伦听见有人在站房门口争吵。
说话的男人穿着灰呢大衣,帽檐压得很低,胸前别着中立商会的珐琅徽章。他身后站着两个护货人,脚边放着四只包铜角的样品箱。
男人说的不是洛林语。
是一种在海峡港口和中立国商行中常用的贸易语。
朱伯伦曾在前史轮次里做过码头书记,也曾替那些以为换一种语言就能换掉责任的人签过货单。
他听懂了。
“原定价格已经作废。”男人说,“边境风险上升,运输费加三成。第一批炮闩今晚到,余款必须在卸货前付清。”
站在他旁边的翻译听完,转向洛林军需官。
“范德先生愿意把运输费降低三成。”她说,“不过第一批货要到两天以后才能送来。”
朱伯伦抬起头。
她把两个最重要的地方都翻错了。
不是口音。
也不是疏忽。
她说得太平静,每一个数字都清楚得像提前写在纸上。
军需官果然急了。
“两天以后?”
“是。”
“不可能。今晚五点以前必须完成卸货。五点二十分起全站清轨,明天和后天军用股道都不接受民间货运。”
翻译微微皱眉。
“为什么?”
“这不在合同范围。”
“那么范德先生会要求滞留赔偿。”
“没有赔偿。让他的货四点半前进站,否则在边境外等三天。”
翻译点了一下头,又转回贸易语。
“他接受加价三成。”她对范德说,“但货必须在四点半以前进站。今晚有最高等级军列通过,之后封轨三天。”
范德先生脸上的怒气立即淡了。
“这才像生意。”
他伸出手。
军需官也伸出手。
两个人隔着一句完全错误的翻译握了握。
一个以为自己拿到了三成加价。
另一个以为自己砍掉了三成运费。
而站在中间的女人,拿到了全站封轨时间和最高等级军列的消息。
一名帮工少年这时弯腰去搬样品箱。
他最多十五岁,外套大得像从死人身上剥下来的。箱子刚离地,右边铜把手突然脱开,整个重量压向他的膝盖。
少年向旁边一躲,箱角砸在石地上。
两名护货人同时冲过去。
其中一个抬手就要打。
翻译没有提高声音。
她用贸易语对范德说:“再打一下,他会松开另一只箱子。每箱样品四十银盾,您可以自己选先损失哪一边。”
范德立即叫住护货人。
她又用洛林语对军需官说:“范德先生要求记录搬运工受伤。样品已经投保,若有人在军方站区受伤,保险行会连人带货一起索赔。”
军需官本来要骂少年,听见“索赔”两个字,又把话咽了回去。
少年扶着膝盖站在原地,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挨打。
翻译把一辆空手推车踢到他面前。
“用这个。”她说,“人的骨头不在货单里,断了没人认。”
少年低着头,把样品箱重新放上车。
她没有安慰,也没有再看他。
仿佛刚才只是替一笔不划算的损失改了处理方式。
她这才转过脸。
朱伯伦看清她的样子。
年纪很难判断,大概二十七八岁,也可能更年轻。深色头发收在一顶没有装饰的窄檐帽下,灰绿色长外套的袖口已经磨白。她没有戴首饰,手里只有一支细铅笔和一本边角卷起的合同簿。
比起脸,她的眼睛更像一种工具。
不是刀。
是秤。
她看一个人时,像在确认他有多重,又像在判断这份重量最终会落到谁手里。
朱伯伦只看了她一眼,便低下头继续核对封条。
她却已经发现了。
也许是他听见“三成”时停下的动作。
也许是范德说“今晚”时,他看了一眼六号股道。
翻译合上合同簿,对军需官说:“我需要一名军方见证人确认样品箱没有进入封锁区。”
军需官不耐烦地指向朱伯伦。
“找那个押运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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