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9章 硅谷那三个工程师,技术是真的,骗人也是真的(1/2)
去硅谷那天,伊莎贝拉开车来美华楼接人。
她开了一辆深蓝色旧宝马,车龄目测比她本人还大两届。后座放着一个保温箱和两杯冰美式。保温箱是伊莎贝拉从纽约一路背过来的,里面装着她妈做的韭菜盒子,说是“路上饿了垫一口”。姜建军拉开后车门的时候闻到一股韭菜味,当场就产生了“要不我还是坐地铁去旧金山”的冲动。
他背着帆布包,包里装着笔记本、珠子、一面铜镜和朱秉璋给的新药包。铁子送到门口,看了一眼伊莎贝拉的车,绕着车转了一圈,蹲下来看了看轮胎,又拉了一下车门把手,最后往排气管里瞄了一眼。
“车况还行。”铁子直起腰,拍了拍手上的灰,“就是右后轮胎压低了点,上高速前找个加油站打一下气。”
伊莎贝拉从驾驶座探出头来:“你以前修过车?”
“没修过。但我蹲过三年监狱,里面有个兄弟专门偷车,他教我的。”铁子说完就回去了,留下伊莎贝拉在驾驶座上眨了半天眼。
姜建军上了副驾驶,把帆布包往腿上一放。伊莎贝拉看了他一眼:“你那个朋友,说话一直这么……有信息量吗?”
“他今天算话多的。平时就俩字:走吧。”
从纽约飞旧金山要六个小时。伊莎贝拉在飞机上把quantu Edge的融资文件重新翻了一遍,用红笔圈了七处问题。她圈一处就叹一口气,圈到第五处的时候空姐过来问她要喝什么,她说“随便,只要够烈”,空姐给她倒了一杯番茄汁。伊莎贝拉盯着那杯番茄汁看了三秒,一口闷了。
“这三个创始人都是Ib出来的,技术没问题。”她把文件往姜建军那边推了推,“但他们的商业计划书写得像学术论文——客户名单是空的,收入预测是拿计算器按出来的,市场分析直接从维基百科抄的。我甚至能认出是哪几个词条,连排版错误都一样。”
“那你为什么还考虑投?”
“因为他们发了一篇论文在《自然》子刊上,我让三个独立专家背对背审了一遍,三个人都说‘这个数据要是真的,那就是真的’。所以我投钱之前需要有人帮我判断一件事——这三个人里有没有人不可靠。”
“你怀疑他们里面有人有问题?”
伊莎贝拉把番茄汁的空杯子往小桌板上一搁,表情严肃起来:“我查过他们的背景。cEo叫马克·霍华德,首席技术官叫彼得·陈,首席运营官叫丹尼尔·李。三个人的履历都干净,但丹尼尔·李的履历里有一段空白——他离开Ib到quantu Edge之间隔了八个月。他跟我说是gap year。”
“gap year怎么了?现在年轻人都流行gap。”
“gap year的人会在领英上发旅游照片。”伊莎贝拉把手机掏出来,打开领英,翻到丹尼尔的个人主页,举到姜建军面前,“你看,他什么都没有。连张自拍都没有。正常人gap year去趟东南亚恨不得一天发八条动态,配文‘寻找自我’。他倒好,八个月连个点赞记录都没有。我不信gap year。gap year的人会发旅游照片,他什么都没发。”
姜建军把这句话记下来。八个月空白期,领英没更新,没有旅游照片。要么他在做别的事,要么他在藏什么。
“还有一种可能,”姜建军说,“他八个月都在家躺着打游戏,觉得丢人不想发。”
伊莎贝拉斜了他一眼:“你觉得一个能从Ib跳出来创业的人,会在家躺着打八个月游戏?”
“我见过一个从摩根大通辞职的人在家打了三年游戏,后来开了家电竞公司,去年上市了。”
“那是你朋友?”
“我表弟。我二姨到现在还觉得他在外面‘搞金融’。”
伊莎贝拉沉默了两秒,然后说:“行,你这个思路我记下了。但我还是觉得丹尼尔有问题。”
飞机落地旧金山的时候是下午两点,硅谷的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伊莎贝拉去租车行取预订的车,结果被告知“您订的紧凑型被升级成了全尺寸SUV,不加钱”。伊莎贝拉看着停车场里那辆白色雪佛兰Suburban,表情像是被人往手里塞了一块烫手山芋。
“这车比我纽约的公寓还大。”她拉开车门,仰头看着驾驶座的高度,“我上去得用梯子。”
姜建军把帆布包扔进后备箱,然后从包里摸出那面铜镜,对着车头照了照。伊莎贝拉从车窗里探出半个脑袋:“你在干什么?”
“看看这车有没有撞过。”
“用铜镜看?”
“你不懂,这叫风水鉴车。朱老教我的。”姜建军把铜镜收起来,拍了拍车引擎盖,“没问题,这车命硬,适合跑长途。”
伊莎贝拉盯着他看了五秒钟,然后发动了车:“你们中国人做生意带的东西真奇怪。上回我见一个温州老板,他包里揣了只活甲鱼,说是招财的。”
“甲鱼确实招财。但得是野生的,养殖的不灵。”
“……”
第二天上午十点,他们在quantu Edge的办公室见面。办公室在帕洛阿尔托一栋旧厂房的二层,租金便宜,空间大,三张长桌拼在一起当会议桌。墙上贴着一张A4纸打印的“quantu Edge”logo,用透明胶粘的,四个角已经翘了三个。姜建军进门的时候顺手把翘起来的那角按了按,没粘住。
马克·霍华德站在门口迎接,三十出头,瘦高个,戴一副圆框眼镜,说话的时候手指不停地在空中比划——典型的技术人。他握手的时候右手还在比划一个什么公式,姜建军没看懂,但礼貌性地点了点头。
“欢迎欢迎!路上好走吗?哦对了你们从纽约来的对吧?我有个大学同学在纽约开餐厅,叫‘量子厨房’,你吃过吗?不对,那餐厅不叫量子厨房,叫‘夸克厨房’。哦不对,好像是叫‘介子餐厅’——反正就是那种名字里带物理名词的,特别受程序员欢迎。你们纽约程序员多吗?”
姜建军:“……还行。”
彼得·陈坐在长桌一头,面前放着一台拆开的量子芯片原型,正在用万用表量数据,抬头打了声招呼就继续干活了。他手腕上有一道焊锡烫的旧疤,指甲缝里有洗不干净的助焊剂痕迹。桌上放着一罐没喝完的可乐,罐壁上全是冷凝水,底下垫着一份印着“专利申请书(草稿)”的文件。
“彼得,这是姜先生和伊莎贝拉女士。”马克介绍道。
彼得头也没抬,举起万用表晃了晃:“等我三十秒——好了。”他把表笔一扔,站起来握手,“刚才在测一个临界电流,数据不太对,但我怀疑是探针没夹紧。你们坐,别客气。饮水机在走廊尽头,咖啡机在饮水机旁边,但咖啡机坏了。所以其实只有饮水机。”
丹尼尔·李站在白板旁边,白板上画了一张融资后的市场扩张图,他正在用马克笔把最后几个箭头补完。他穿了一件浅蓝色衬衫,熨得笔挺,袖口扣得整齐,手表是万国葡萄牙系列——姜建军不认识表,但伊莎贝拉在飞机上给他科普过一轮:“看到那个蓝底金针的表盘没?起步价八千美元。一个创业公司的o戴八千美元的表来上班,要么他家里有矿,要么他对自己未来的收入预期有矿。”
丹尼尔转过身来,笑容标准得像从杂志上剪下来的:“姜先生,久仰。伊莎贝拉跟我说你是做投资的?”
“算是吧。投点小项目。”
“quantu Edge不会是小项目。”丹尼尔把马克笔往笔筒里一插,动作流畅得像拍广告,“我们三年内要做到量子加密芯片的全球前三。中国市场是重中之重——我们已经有了初步的渠道规划。”
姜建军坐在长桌另一头,把三个人看了一遍。马克的t恤领口磨了边但洗得干净,彼得的手腕上有焊锡烫的旧疤,丹尼尔穿的衬衫比另外两个人都好——熨得笔挺,袖口扣得整齐,手表是万国葡萄牙系列,起步价八千美元。马克的椅子背上搭着一件起球的优衣库抓绒外套,彼得的椅子背上搭着一件起球的优衣库抓绒外套,丹尼尔的椅子背上什么都没搭,因为他根本没穿外套,衬衫已经够挺了。
“丹尼尔,”姜建军趁马克去倒咖啡的时候问了一句,“你之前在Ib做的是什么方向?”
“量子存储器的工艺集成。跟现在这家公司的方向不太一样,但底层逻辑是通的。”
“你在Ib待了几年?”
“五年。”丹尼尔回答得很快,快得像早就准备好了答案。
“五年都是做工艺集成?”
“后面两年转了一部分产品化的工作,但技术底子还是工艺那块。”
姜建军点了一下头。丹尼尔说话的时候右手一直露在外面,搁在桌面上,手指轻轻敲着桌面——一个很放松的姿势。但等他问下一个问题的时候,那只手不见了。
“你离开Ib之后去了哪?”
“休息了几个月。调整一下状态。量子行业节奏太快,干了五年想喘口气。”丹尼尔说这话的时候,右手插进了裤兜,拇指在裤兜内侧的口袋边缘来回摩挲。何伯庸教的——说话时摸口袋的人,要么在摸钥匙,要么在摸谎。
姜建军没追问,但他心里已经打了个记号。他站起来走到白板前面看丹尼尔画的市场扩张图。图画得很漂亮,箭头指向欧洲、日本和中国市场,每个市场旁边标了预估的收入规模。欧洲市场旁边画了个欧元符号,日本市场旁边画了个日元符号,中国市场旁边画了个人民币符号——但那个符号画得不太标准,像把“¥”和“$”搅在一起打了个架。
“中国市场这块,”他转头看着丹尼尔,“你打算怎么走政府渠道?”
“我们有关系。”丹尼尔把手从裤兜里抽出来,走到白板前面指了一下,“我认识一个中间人,他在国内有渠道,能帮我们拿到政府订单。”
“哪个中间人?”
“不方便说名字。但他在国内做量子通信很多年了,人脉很广。”
姜建军看了伊莎贝拉一眼。伊莎贝拉坐在长桌另一头,手里转着一支笔,表情没什么变化。但姜建军知道她也听到了——丹尼尔说“不方便说名字”的时候,他的左手在裤兜里又摸了一下口袋边缘。
马克端着三杯咖啡回来,发现气氛有点安静,赶紧打圆场:“丹尼尔在国内有人脉,这我们都知道。他之前帮我们联系过几个潜在客户,虽然还没落地,但方向是对的。对吧丹尼尔?”
“对,方向是对的。”丹尼尔回到白板前,把最后一个箭头补完,箭头指向“中国市场(政府)”,旁边又加了一行小字:“关系已就位。”
姜建军盯着那四个字看了三秒。关系已就位。何伯庸要是听见这句话,能当场给人相个面。
当天下午,姜建军让伊莎贝拉把车开到帕洛阿尔托公共图书馆。他在图书馆的公共电脑上查了丹尼尔·李的公开记录——学术论文、专利、领英、社交媒体。图书馆的管理员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看见姜建军对着电脑屏幕皱眉,凑过来问了一句:“需要帮忙吗亲爱的?我们这儿有免费的技术支持。”
“不用,我自己来。”
“你屏幕上那个人的领英照片拍得不错,但下巴修过。我修过三十年图,一眼就能看出来。”
姜建军扭头看了老太太一眼:“您以前做什么的?”
“在《Vogue》修了三十年模特。退休了来图书馆发挥余热。”老太太拍拍他肩膀,“小伙子,你要查人,别光看领英。去看他的论文致谢部分。致谢里能看出一个人跟谁走得近。”
姜建军觉得这建议很有道理。他花了二十分钟翻丹尼尔的论文致谢,发现丹尼尔每篇论文都感谢了同一个“anonyo dtry lborator”(匿名产业合作者)。这个匿名合作者出现在他Ib时期的所有论文里,但quantu Edge的论文里一次都没出现过。
“有意思。”姜建军把这个记下来。
论文和专利都正常,但领英上的记录跟他自己说的对不上。他说在Ib做了五年,领英上写的是三年半。他说gap year是八个月,领英上从离职到入职quantu Edge之间有整整一年。
姜建军把时间线拉出来,用图书馆的便签纸画了个时间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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