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3章 凌晨三点,三个人,和一桶洗脚水不够用了(1/2)
那个灰衬衫的人没等到第二天晚上。
他自己大概也没想到。他以为这趟活跟以前一样:半夜摸门,撬锁,拿东西,走人,五百块到手,回家睡到中午,起来买半只烧鸡,再骂两句老板。结果他连第二天太阳都没见着——准确说,他见着了,但眼睛肿得跟两条腊肠似的,太阳在他眼里就是一团模糊的黄。
事情得从凌晨三点说起。
铁子又醒了。
不是声控灯。那玩意儿早就不靠谱了,猫从门口过它亮,人站在底下喊破喉咙它装死。陈老板当年装它的时候吹得天花乱坠,说这是“现代安防”,结果装完第三天就被醉汉一嗓子吼坏了,后来修了两次,越修越像摆设。铁子早就不指望它。
这次是绊铃响了。
细线被踩了一下,铃铛在门框内侧发出一声极轻的叮响。紧接着第二声,第三声。不是一个人。是三个人,间隔均匀地踩过了线。
铁子躺在床上,眼睛还没完全睁开,脑子里已经先骂了一句:大半夜的,真勤快。
那根线是姜建军拉的。姜建军这个人,做饭有一套,修水管有一套,搞这些歪门邪道也有一套。他说这招是从老家学来的,山里防野猪就用这个,线一绊,铃一响,屋里人抄家伙。铁子当时问他:“唐人街哪来的野猪?”姜建军说:“野猪没有,野人可能有。”
现在野人来了,一来来三个。
铁子坐起来的时候没有摸桶。
他床头那个桶,来历比较复杂。最早是接屋顶漏水的,后来漏水修好了,桶没扔,姜建军拿来泡酸菜。泡了半个月,铁子半夜起来上厕所,迷迷糊糊差点把尿撒进去。从那以后,桶就正式改行当了夜壶。再后来,铁子发现这桶还有个用处——半夜有人摸门,抄起来就能砸。塑料的,不重,砸不死人,但里头要是有点存货,砸出去效果翻倍,又响又臭,对方能直接失去人生方向。
今晚他没摸桶。
因为酸菜还在里头。
他拉开床头那个铁皮箱子。箱子是军绿色的,边角掉漆,锁扣有点松,看着像从旧货市场捡来的,其实是铁子退伍时带回来的。里面东西不多:一根短棍,军队配发的伸缩警棍,钢制的,握在手里沉甸甸的;半包创可贴;一张电费单;还有朱秉璋前年给的一张药方,字写得跟鬼画符似的,何伯庸说那方子治跌打损伤,姜建军说那方子治“嘴馋”。
铁子抽出警棍,手腕一抖,棍子“唰”地弹开。声音不大,但在凌晨三点听起来特别清楚。
他穿上鞋,没有开灯,走到前厅门口,从门缝往外看。
声控灯没亮。
外面的人把灯口堵住了,用什么东西蒙住了感应器。铁子眯着眼看了一会儿,判断出那是一块黑胶布,贴得还挺讲究,四角压得严严实实。干这事的人不是第一次摸黑干活。
门口漆黑一片,但铁子听见了门锁上细微的金属摩擦声。撬锁的动作比上次更专业,更慢,有人在用工具一点点挑锁芯。那声音像牙医拿钩子在你嘴里找蛀牙,轻,稳,耐心得让人火大。
铁子把门闩拉开,往后撤了半步。他右手握着警棍,左手搭在门把手上。门锁发出最后一声轻响的时候,他猛地拉开了门。
门口站着三个人。
左边那个灰衬衫,手里攥着铁片。中间一个矮壮男人正蹲在地上,手里拿着两根细钩子,钩子插在锁孔里。右边一个高个子男人站在后面,手里提着一根短钢管。
三个人当时的姿势,后来姜建军评价说,像一张低配版《碟中谍》海报。蹲着的像在修下水道,拿铁片的像准备削苹果,提钢管的像刚下班的水管工。唯一的问题是,他们脸上的表情统一得很——门一开,灯没亮,但屋里那个人手里那根黑棍子亮得很。
铁子没有等他们反应。
他也没打算说“你们干什么的”这种废话。凌晨三点,三个人堵门口,一个撬锁,一个拿铁片,一个提钢管,这要是还能是来送外卖的,那外卖员得先考个武术段位。
警棍直接砸在中间那个蹲着的人的手腕上。
“咔”一声,不是骨头断了,是钩子脱手了。两根细钩子飞出去,一根撞在墙上,一根弹到邮筒那边,后来被一个早起捡瓶子的老太太捡走,老太太以为是鱼钩,拿去钓鱼,钓了一上午,钓上来一只破鞋。
矮壮男人闷哼一声往后仰倒,撞在高个子身上。高个子本来站得挺稳,被他一撞,钢管差点杵到自己脚面,骂了一句:“你他妈——”
灰衬衫挥着铁片朝铁子捅过来。铁子侧身让开,膝盖顶在灰衬衫的大腿上。那一顶不重,但位置刁钻,灰衬衫腿一软跪在地上,铁片“当啷”掉在门槛上,弹了两下,滑进屋里。
高个子抡钢管砸过来。铁子举警棍格挡,金属相撞的声音在巷子里炸开。那声音特别响,像有人半夜拿锅铲敲铁锅。楼上灯亮了。先是二楼,再是三楼,然后隔壁裁缝铺的灯也亮了。有人推开窗骂:“半夜拆房子啊?”
没人理他。
姜建军从二楼冲下来的时候手里提着一样东西——朱秉璋前年给的药包。他一到楼梯口就闻到了一股呛鼻的气味。那不是药味,是辣椒味。朱秉璋那包东西外面写着“跌打”,里面其实掺了辣椒面。朱秉璋的解释是:“活血。”何伯庸的解释是:“他舍不得买好药。”姜建军的解释是:“管他呢,能让人疼就行。”
铁子在门口挡着三个人,警棍在狭窄的门框里不好使。门框太窄,棍子抡不开,一抡就磕墙,磕得火星子都出来了。铁子干脆改用肘和膝,一下一下把人往外推。灰衬衫已经爬起来了,铁片朝铁子的腰捅。铁子用手臂硬挡了一下,血从袖子里渗出来。
姜建军没有上前。
他做了一件事——他跑到后厨抓了一把辣椒面,转身冲到门口,朝门缝外面的三个人撒了过去。
朱秉璋给的那包辣椒面,朱红色的,极细的粉末。铁子正好侧身让开,辣椒面穿过门缝,直接糊在灰衬衫的脸上。
灰衬衫惨叫一声往后跌出去,双手捂脸在地上打滚。那叫声特别惨,隔壁裁缝铺的灯又亮了,有人喊:“杀猪啦?”姜建军后来回忆说,那声惨叫让他想起小时候村里杀年猪,猪也是这么叫的,但猪叫得更有尊严。
矮壮男人刚站起来也被粉末扑了一脸,呛得咳嗽不止。他一边咳一边往后退,退到邮筒边上,扶着邮筒咳得跟肺要出来似的。只有高个子站得远,没怎么吃到,但他看见两个同伴都倒了,转身就跑。跑过邮筒、跑过梧桐树,消失在巷子里。
他跑的时候掉了一只鞋。那只鞋后来被一只野猫叼走了。野猫叼到巷口,闻了闻,又扔了。鞋太臭。
铁子喘了几口气,把警棍收回来,蹲下看了一眼地上那两个人。灰衬衫满脸通红,眼泪鼻涕混着辣椒面往下淌,已经没了反抗能力。矮壮男人捂着眼睛蹲在墙根,咳得直不起腰。铁子从工具箱里翻出两根绳子,把两个人的手腕绑了。
灰衬衫这时候还在打喷嚏,一个接一个,打得跟放鞭炮似的。他每打一个,姜建军就往后缩一下。姜建军说:“他是不是要把肺打出来?”铁子说:“肺打不出来,辣椒面能打出来。”
然后他站起来,看了一眼自己左臂上的伤口——衣袖破了一道口子,血渗出来染了半截袖子,不深,但口子长。
“处理一下。”铁子对姜建军说。
姜建军转身跑上楼,去敲何伯庸的门。
何伯庸住在二楼最里头那间,门上挂着一块木牌,写着“闲人免进”。木牌是姜建军写的,何伯庸看了之后说:“你才是闲人。”姜建军说:“那你摘了。”何伯庸没摘。
何伯庸披着外套下来,头发乱得像被风吹过的鸡窝,眼镜架在鼻梁上,一边走一边打哈欠。他看了一眼铁子的伤,回屋拿了一个针线包和一小瓶消毒酒精。
他不是专门治伤的大夫,但跟着朱秉璋学过基本的缝合。朱秉璋当年说:“这年头,会缝衣服就能缝人。”何伯庸说:“那裁缝都能当大夫了?”朱秉璋说:“裁缝比大夫挣得多。”
何伯庸在灯下把铁子的伤口清洗干净,缝了六针,缝完用纱布缠好。
他缝针的时候,灰衬衫在地上打喷嚏,矮壮在墙根咳嗽,姜建军在旁边看,看着看着说:“老何,你缝得比上次好。”何伯庸头也不抬:“上次是猪皮。”姜建军:“那上次是给谁缝的?”何伯庸:“给你缝的。”姜建军闭嘴了。
“六针。比上次多一针。”何伯庸把针线收好。
铁子没接话。他坐在椅子上,左臂搁在桌面,右手还握着那根警棍。
“报警。”何伯庸说。
“不用报警。”铁子把警棍放回铁皮箱里,“我自己处理。”
何伯庸看了他一眼,没再说什么。他知道铁子的脾气。铁子这个人,话不多,但一旦说了“我自己处理”,那就是真的自己处理。报警也不是不行,但唐人街的事,警察来了也是问两句,记个笔录,然后回去喝咖啡。上次陈老板的杂货铺被偷了,警察来了之后问:“丢什么了?”陈老板说:“两箱方便面。”警察说:“有监控吗?”陈老板说:“有。”警察说:“那你看监控吧。”然后走了。
姜建军站在楼梯口,看着门口地上那两个人。灰衬衫的辣椒面已经被眼泪冲掉了一些,但眼睛还是肿得眯成一条缝。矮壮男人蹲在墙根,手上的绳子勒得紧,他不停地喘气。
“谁让你们来的?”姜建军问。
灰衬衫没说话,矮壮男人也没说话。两个人像是完全不知道对方是谁,各自缩在各自的角落里。铁子走过去蹲在灰衬衫面前,捏着他的下巴把他的脸转过来看了一眼。
“这个人,我在唐人街见过。去年在杂货铺门口蹲过点的那个。不是陈老板的人,也不是刘富的人。”
“那是谁的人?”
铁子松开手站起来。“你问他。”
灰衬衫终于开口了,嗓子哑得像砂纸。“我们……只是拿钱办事。有人给我们地址,说这个店里有个东西,让我们来拿。”
“什么东西?”
“不知道。对方只给了地址,说东西在柜台底下。拿了就走,给五百块。”
姜建军蹲下来看着他。“谁给的钱?”
“电话。一个男的。每次都是不同的号码。钱是现金,放在莱辛顿大道一个储物柜里。我们取货的时候拿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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