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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白纸一块钱一张,但这句话不止一块钱(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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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先生隔了四天来的。他站在门口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张崭新的空白作业纸,没有折痕,平平整整,四个角都很齐,齐得让人怀疑他是不是用尺子量过。姜建军后来跟铁子说起这事,铁子说:“干这行的,折纸都带角规,怕线人对不上暗号。你信不信他现在兜里还揣着一把量角器。”姜建军蹲在门槛内侧,膝盖上摊着作业本,心想这世界上的大人怎么都这么奇怪,有人用量角器折作业纸,有人用十年时间查一件说不出口的事,还有人用八年时间替人做一件不能写进简历的事。而他,一个十岁的小孩,蹲在自家饭馆门口,成了这三条线的交汇点。这感觉有点像他上个月在菜市场看到的那个杂技演员,嘴里叼着三根棍子,棍子顶上各顶着一个盘子,盘子还在转。杂技演员一脸严肃,围观的人一脸兴奋,只有姜建军看出了他嘴角在抽筋。

他今天没吃东西也没看书,就蹲着等。阳光照在门口的台阶上,把瓷片映得亮晶晶的,亮到刺眼。他眯着眼睛数台阶上的裂缝,第一条裂缝从第三块砖的左上角斜着延伸到右下角,第二条从第五块砖中间横着切过去,第三条在第七块砖的边角,弯弯曲曲像条蚯蚓。他数到第十七条的时候,沈先生从菜市场铁门方向拐出来了。步伐不快不慢,左手插在裤兜里,右手自然垂着,金表没遮,日光一打,那块表像个微型探照灯似的闪了一下。姜建军心想,这人到底是来接头还是来走秀的,戴这么亮的表,隔三条街都能看见。

沈先生走到两步半的位置停了。比上次远了一步。他没有站右前方,站回了正前方,像在测试什么距离参数。姜建军记笔记的时候给这个位置标过号——“两步半,正前方,金表可见”。他也不知道记这些有什么用,铁子说“记录是职业素养”,姜建军觉得这更像是一种病。就像有人出门要检查三遍煤气阀,有人睡觉前要把拖鞋摆成平行线,而沈先生每次出现在美华楼门口的时候,站位都像数学试卷上的作图题,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纸。”他把白纸递过来。语气平淡,像个老师在发作业本。

姜建军接过去的时候双手接的,用指腹按了一下纸面的纹理,是普通信纸,带格子线的。他拿在手里翻了一下,背面干净,没有压痕,没有字迹。他把纸放在膝盖上,然后把那页上周的作业纸从本子里撕下来,折好递回去。“谢谢。”他故意多看了沈先生一眼,想从他脸上读出点什么,但那张脸跟上次一模一样,跟大上上次也一模一样,仿佛刻出来的,连嘴角的弧度都没变过。姜建军怀疑这人是不是每天早上对着镜子练过——练三种表情:平淡,更平淡,非常平淡。

沈先生接过去,没有看折好的纸面,直接放进口袋里。“你上次那道题改对了。负数的答案是对的。”

姜建军抬头看他。他今天穿了深灰西装,里面一件白色衬衫,领口没有系领带,领口的第一颗扣子解开了,露出一点锁骨。这个细节姜建军记了下来。上次他穿的是藏青,上上次是黑色,这次是深灰。这个人换衣服的频率跟换站位一样精准,三天一换,色系递减。“注意着装规律,”铁子说过,“一个习惯固定的人,换衣服频率越稳定,说明他的其他习惯也越稳定。稳定的人好预测,好预测的人好对付。”姜建军当时觉得这话听着像在说天气预报,现在觉得铁子说的可能是对的,因为沈先生这四次的穿着确实可以用一个等差数列来形容——藏青、黑色、深灰,下一个可能是浅灰,再下一个可能是米白,再往下可能就透明了。

“你怎么知道我改对了?”

“我走之前扫了一眼。你把负号写在了正确答案的位置上。”沈先生停了一下,“你算题的时候容易漏符号,但漏了之后你会自己发现。这个习惯不算差。”

姜建军蹲着,不知道该回什么。这句不算差有点像夸奖,又不太像。他想了想说:“我妈说我总是算到第二遍才发现。”

“第二遍发现比第三遍发现强。”沈先生把手背在身后,目光落在美华楼的招牌上,停顿了片刻。“你这店开了多久了?”

“我妈开的。我出生之前她就开了。大概十年。”

“十年。门框上那个螺丝是新换的。”

“锁也是新换的。三个月前换的。”姜建军心想这人眼睛是显微镜吗,上次来看了门框螺丝,这次就确认了是新换的。那他下次来是不是要说“你后厨第三排第二块地砖比别的砖亮零点五个色号”?他往后厨方向瞄了一眼,默默祈祷那块地砖别真有什么问题。

沈先生点了一下头。然后他说了一句让姜建军没想到的话:“你姓姜,你外公姓陈,你妈姓陈。你随你爸姓。”

姜建军蹲着,这句话来得有点突然,但他没表现出惊讶。铁子和老张都教过“被别人点出关系网的时候别慌”。可问题是他根本没慌,他只是觉得这人查户口的方式也太明显了,跟菜市场里那些逢人就问“你家孩子几年级了成绩怎么样”的大妈唯一的区别是,沈先生问得更像在背台词。

“我爸姓姜。”

“你爸在华盛顿。”

“嗯。”姜建军答了个短句,没有多说。沈先生也没追问。两个人之间隔了两步半的距离,阳光从他们之间的空隙里穿过去,落在美华楼门口的第三块砖上。姜建军在想,沈先生如果真查了他家底细,应该知道更多才对,比如他爸在华盛顿到底干什么的,比如他妈为什么十年不回老家,比如他外公查了十年的事到底是什么。但他没说。他只说了最表面的三层:姓什么,妈姓什么,爸在哪。像在剥洋葱,剥到第三层就停了。姜建军怀疑他口袋里还装着一整颗没剥完的洋葱。

“你蹲着不累吗?”沈先生问。

“腿麻了就换姿势。”

“那你换了几个姿势了?”

姜建军想了想:“从你第一次来到现在,我换了大概七次。”其实他数的不是姿势,是沈先生每次来他蹲的位置。第一次蹲在门槛正中间,第二次靠左,第三次靠右,第四次又回中间,第五次蹲在门槛外侧,第六次蹲回内侧。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反正铁子说“位置变化也是信号”,他就变了。可能沈先生也在数,数他换了几个位置,每次差几厘米,有没有什么规律。两个人在互相给对方做行为记录,而当事人一个十岁一个目测四十多,隔着两步半的距离,用脚尖和目光画着一幅谁都看不懂的坐标系。

沈先生看了他一眼,把背在身后的右手放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门口台阶上——一颗薄荷糖,白色的硬糖,糖纸是半透明的。放的位置很讲究,既不是正中间也不是角落,而是第三块砖和第四块砖的接缝处,像在用糖标记一个坐标点。姜建军觉得这人如果不干这一行,完全可以去工地当测量员。

“下次我来的时候再带一张纸。”他转身走了。这次走的是直行方向,菜市场铁门。没有回头,背影笔直,像个放学回家的高中生,但步伐比高中生稳,稳到每一步踩下去的长度都一样。姜建军等他走远了,伸手把那颗薄荷糖拿起来。糖纸没破,封口完整,没有字,没有记号。就是一颗普通的薄荷糖,放在超市货架上两毛钱一颗的那种。但姜建军知道,这颗糖被沈先生放过的,从口袋里掏出来,在台阶上放过,糖纸上可能沾了指纹、温度、袖口的纤维,或者某种看不见的标记。他犹豫了一秒要不要找个放大镜看看,转念一想自己又不是鉴证科的,就放弃了。他把糖放进口袋里,跟铁子给的橘子糖放在不同的口袋里,两个口袋一左一右,像两座互不干涉的小仓库。

“铁叔叔,”他走进后厨,把那颗糖放在灶台边上,“沈先生今天给了颗糖。”

铁子正在洗米,水声哗哗的,他回头看了一眼灶台上的糖:“新的?”

“新的。没拆封。放上来的。”

铁子把手上的水甩了甩,凑近了看了看那颗糖,没碰。“他在给你建立‘稳定的接触’。每次来带一样东西——第一次是空手、第二次是借纸、第三次是还纸、第四次是送糖。他在让自己的出现变成‘有规律的好事’。”

姜建军蹲在水槽旁边,看着那颗白色的糖躺在灶台边角上,心想这算什么好事,一颗薄荷糖就把自己收买了?但他又想起自己口袋里还有铁子给的橘子糖、老张给的花生糖、门口卖菜阿姨给的麦芽糖,加起来快够开一个小卖部了。“那我要不要吃?”

“你想吃就吃。不想吃就放着。但别扔掉。”

“为什么不能扔?一颗糖而已。”

铁子把洗好的米倒进锅里,水花溅了几滴在灶台上。“他在确认你会不会保留他给的东西。下次他来了,这颗糖还在灶台上,他会看到。如果糖不在了,他会以为你吃了。如果糖还在但位置变了,他会觉得你在意。”

姜建军把糖拿起来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放完他想了想,又拿出来放在灶台靠里面的位置,离排风扇远一点,不怕被风吹走。“放这里。不会被风吹掉。”

铁子把洗好的米倒进锅里:“嗯。”这个“嗯”的尾音拖得有点长,姜建军听出来铁子在想别的事。铁子想事情的时候“嗯”会拖长半拍,不想事情的时候“嗯”是干脆的。这个规律是姜建军观察了三个月总结出来的,他没告诉铁子,就像他没告诉沈先生自己也在记他的“嗯”一样。这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嗯”,长短高低各不同,像指纹。

当天晚上姜建军翻笔记本的时候,在“沈先生”那页的底部加了新的一行:“第四到第五次。纸还了。糖给了。他说‘你姓姜,你外公姓陈’。他在确认我知道自己的家族位置。”

他把本子合上,那颗薄荷糖放在灶台上,被铁子用一个小碟子盖着,防潮。陈秀兰路过的时候看到那颗糖,问了一句“谁的”,铁子答“沈先生的”,她说“那别动,放那儿”。陈秀兰说“放那儿”的时候语气很平淡,但姜建军注意到她看了一眼灶台上方墙上挂的钟,三点二十七分。为什么是三点二十七分?他在心里记下了这个时间,虽然不知道有什么用。

第二天姜建军蹲门口的时候,那颗糖还好好待在碟子底下。阳光隔着碟子洒在糖纸上,泛着半透明的白,像个微型月亮。姜建军盯着它看了三分钟,心里算着沈先生下次来的时间。按前两次的间隔,第一次到第二次隔了三天,第二次到第三次隔了四天,第三次到第四次隔了四天,平均三点六七天。他蹲在门槛上用树枝在地上画了个数列,又算了标准差,算到一半觉得自己像个神经病,就用脚把数字抹了。

第三天也还在。第四天沈先生没来。第五天也没来。姜建军每天蹲在门口,每天数台阶上的裂缝,每天看那颗糖在碟子底下安然无恙地躺着。他有点怀疑沈先生是不是出事了,又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算错了间隔,又有点怀疑这颗糖是不是根本就是个普通糖,沈先生就是忘了来。铁子说:“别急。干这行的,迟到三天以上才算异常,三天以内的都是战术性等待。”姜建军问什么是战术性等待,铁子说就是故意晚来,看你会不会着急。姜建军说不急,我一点都不急。然后他那天晚上翻了七遍笔记本,数了四遍之前的间隔,用尺子量了七次糖纸的尺寸。

第六天中午,姜建军蹲到第十三分钟的时候,沈先生从菜市场铁门方向走出来。他今天换了一件浅灰色西装,没打领带,左手插在口袋里,那枚金表在阳光下闪得像颗信号弹。姜建军心想果然被我算中了,深灰的下一个就是浅灰,再下一个该米白了。他忍住没笑出声,但嘴角还是往上翘了一下。沈先生走到两步半的位置站定,目光落在他脸上大概零点五秒,然后往灶台方向看了一眼——隔着一个柜台的距离,碟子还盖着,糖没被拿走。

“糖没吃?”他问。语气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姜建军觉得那可能叫“满意”,但满意得不太明显,像在一碗清水里滴了一滴醋,看不出来,但尝得出来。

“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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