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二十七岁,事业巅峰,顺便成了世界首富(1/2)
一、二十七岁——以及我糟糕的时间管理
2007年春天,我二十七岁。
上回说到,我二十六岁那年遇到了五个女人。伊莎贝拉、苏晚亭、霍青桐、陈婳、南宫月。加上林婉儿,一共六个。她们每周都会来我家,喝茶的喝茶,熬药的熬药,值班的值班,画画的画画,扫描的扫描,送季报的送季报。我家从“姜建军的家”变成了“法拉盛妇女活动中心”。
我妈说:“你这哪是家,你这是茶馆。”
我说:“妈,茶馆至少收钱,我家不收。”
我妈说:“那你开个茶馆吧。反正人现成的。”
铁子每次看到这六个女人在院子里坐着,都会默默地从厨房端出一盘水果,放在桌上,然后默默回去洗碗。他什么都不说,但他的表情告诉我:你完了。
王小虎更直接:“师父,你这是要开后宫啊。”
“你给我闭嘴。什么叫后宫?她们都是我的朋友。”
“朋友?那你跟林姐姐也是朋友开始的。按照这个进度,再过两年,这个院子就坐不下了。得扩建。”
我拿起桌上的茶杯朝他扔过去,他躲开了,茶杯摔在地上,碎了。
铁子从厨房探出头,看了一眼地上的碎片,说:“这个茶杯是景德镇的,三百块。”
“……我赔。”
“从你零花钱里扣。”
林婉儿在旁边泡茶,听到这些话,什么都没说。但她泡茶的动作慢了一些。她在听。
伊莎贝拉在看财报,头都没抬:“姜建军,你的信托基金去年收益率百分之十八,跑赢标普五百了。恭喜你。”
“谢谢。是你帮我管得好。”
“不是我。是你选的公司好。思科、苹果、谷歌,都是你自己选的。我只是帮你执行。”
苏晚亭在熬药,药锅咕嘟咕嘟地响:“姜建军,你的药熬好了。今天的药加了黄芪,补气的。你最近说话声音小,气虚。”
“我说话声音小?我说话声音一直很大。”
“那是你自以为。你最近说话确实声音小了。铁子叔可以作证。”
铁子在厨房里说:“是比平时小了一点。平时像打雷,今天像打呼噜。”
我无言以对。
霍青桐在院子里做俯卧撑,做了第八十个的时候,说了一句:“姜建军,龙哥的人最近又在活动。你小心点。”
“龙哥不是跑了吗?”
“跑了,但他的手下还在。有些人想替他报仇。”
“那你帮我盯着。”
“一直在盯着。我不是在帮你盯着,这是工作。”
陈婳在画画,画的是院子里的柿子树:“姜建军,你别动。你的姿势很好,保持住。”
“我没动。我只是在呼吸。”
“呼吸可以,但头别转。”
南宫月在扫描一件青铜器,仪器嘀嘀嘀地响:“姜建军,这件青铜器的分子结构显示,它是商代的。真品。你的鉴定是对的。”
“谢谢。我鉴宝从来不会错。”
“老张说你上个月看错了一件瓷器。”
“那是意外。那件瓷器的做旧技术太好了,我第一次见。”
“你错了就是错了。意外也是错。”
我闭嘴了。
这就是我的生活。六个女人,六个专业领域,六个“你管不着”的态度。每天早上她们在院子里吃早饭的时候,我都不敢靠近——那场面,比联合国安理会还热闹,关键是安理会好歹有个翻译,我们家没有。安理会吵架至少还有同声传译,我们家吵架全靠吼。
但我得说清楚。这六个人,目前还只是朋友。
林婉儿是老婆。其他五个,不是。
不是我不愿意。是她们不愿意。
伊莎贝拉说:“我对你有好感,但我还没准备好。我需要时间。感情不是季报,不能按季度披露。”
苏晚亭说:“我是你的医生。医生不能跟病人谈恋爱。医患关系不能变。”
霍青桐说:“我是你的保镖。保镖不能跟雇主谈恋爱。这会影响判断力。”
陈婳说:“我是你的画家。画家不能跟模特谈恋爱。这会影响创作。”
南宫月说:“我是你的科研合作者。合作者不能跟合作者谈恋爱。这会影响数据。”
我听完这五个理由,说了一句:“你们是不是商量好的?台词这么整齐。”
她们互相看了一眼,没说话。
但她们笑了。
二、量子科技公司——以及我的第一次当老板
2007年是我事业爆发的一年。
年初,我和南宫月一起创办了一家公司——量子科技公司。名字很直白,就叫“Quantu Tech”。南宫月说这名字太土了,像九十年代的科技公司。我说土的名字好记,她说你是老板你说了算,但你这个审美我真的很担心,下次别审了。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量子计算。
2007年,量子计算还是个冷门领域。大多数人不知道量子计算是什么,少数知道的人觉得那是科幻小说里的东西。我跟铁子说我要搞量子计算,他说:“量子?是不是那个什么——猫?薛定谔的猫?”
我说:“对,薛定谔的猫。”
他说:“那只猫后来出来了没有?”
我说:“没有,它还在盒子里。又死又活。”
铁子想了想:“那也太惨了。关了这么多年,还没出来。”
“铁子叔,那是思想实验,不是真的猫。”
“思想实验也是实验。实验就得有结果。没结果算什么实验?”
我放弃了跟铁子解释量子力学。这比洗碗难多了。
但南宫月知道,量子计算是未来。
她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量子计算的。她在麻省理工的时候,跟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做过研究,那个老头的实验室里有一台量子计算机的原型机,虽然只有两个量子比特,但已经能跑一些简单的算法了。两个比特,连“1+1”都算不利索,但已经比当年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强了。
“两个量子比特能干什么?”我问。
“能算1+1。”
“就这?”
“对。但两个量子比特的计算机,比两个晶体管的计算机强一万倍。因为量子比特可以叠加,晶体管只能0或1。量子比特可以同时是0和1。所以算得快。”
“所以它能算得更快?”
“不是更快。是能算不能算的东西。”
“什么东西不能算?”
“比如——质因数分解。一个很大的数,分解成两个质数的乘积。用传统计算机,需要几千年。用量子计算机,只需要几分钟。因为量子计算机可以同时尝试所有可能的因数。”
“那有什么用?谁没事分解大数玩?”
“用处大了。现在的加密系统,都是基于质因数分解的难度。如果量子计算机造出来了,所有的加密系统都会失效。银行、军队、政府、电商——全都会裸奔。”
我靠。这才是真正的“颠覆”。不是改良,是革命。
“南宫月,你觉得我们多久能造出量子计算机?”
“十年。”
“太久。”
“五年。”
“还是久。”
“三年。最快三年。但需要投入很多钱。买设备,请人,租场地,做实验。每一样都要钱。”
“多少钱?”
“十亿美元。”
我看了看我的银行账户。三亿美金。不够。
“南宫月,我给你十亿美元,你能造出来吗?”
“能。但你要先给我十亿美元。空头支票不算。”
“我没那么多。还差七亿。”
“那你说什么?”
“我在想办法。给我一点时间。”
办法很快就来了。
三、伊莎贝拉的金融魔法——以及我的第一次融资
伊莎贝拉在华尔街干了八年,人脉广得吓人。她认识的人,从对冲基金大佬到私募股权巨头,从投行总裁到交易所CEO,什么级别都有。关键是这些人怕她。
为什么怕她?因为她曾经在一个酒会上,当着二十多个投资人的面,指出一个私募大佬的基金实际收益率是负的。那大佬脸都绿了,但没办法,她说的是实话,还当场拿出了计算过程。从此没人敢在她面前吹牛。
她说:“姜建军,你想融资十亿美元,不能靠你自己。要靠别人。”
“靠谁?”
“靠那些有钱人。”
“怎么让他们掏钱?”
“讲故事。”
“什么故事?”
“量子计算的故事。故事讲得好,钱就来了。”
伊莎贝拉帮我写了一份商业计划书。她写得很好,比我见过的任何商业计划书都好。不是因为她文笔好——虽然她文笔确实好,英文写得像诗歌——而是因为她懂金融。她知道投资人想看什么,不想看什么。
投资人想看的是:市场有多大,你的优势是什么,你怎么赚钱,你怎么退出。这四样东西,每一样都要有数据支撑,不能靠吹。
投资人不想看的是:你的梦想,你的情怀,你的使命感。这些东西值钱吗?值钱。但不在商业计划书里。商业计划书里只能放数字。
所以伊莎贝拉把商业计划书写得很务实。市场分析、竞争分析、财务预测、风险评估——每一项都写得很详细,很客观,很冷冰冰。像一份验尸报告,冷静到让人后背发凉。
“伊莎贝拉,你这计划书写得一点温度都没有。像在写遗嘱。”
“温度不重要。数字重要。投资人看的是数字,不是温度。”
“投资人也是人,他们需要被感动。感动了才会掏钱。”
“他们不需要被感动。他们需要被说服。感动是一时的,说服是永久的。感动完了后悔了,钱就撤了。说服了就不会撤。”
我无言以对。因为她是对的。
2007年3月,伊莎贝拉组织了一场路演。
地点在曼哈顿的一家酒店,来了二十多个投资人,每人身家都在十亿美元以上。他们坐在会议室里,西装革履,表情严肃,像一群来参加葬礼的人。有几个还在看手机,有几个在低声交谈,有一个在打哈欠。
我站在后台,看着这些人,腿有点软。不是害怕,是紧张。这些人每人手里都握着上亿美金,每一句话都可能决定这些钱的去向。
铁子在我旁边,小声说:“这些人看着都不像好人。穿得太好了。”
我说:“他们是投资人。穿得好是职业要求。”
铁子说:“那不是更不像好人了?穿得越好,越不像好人。这是规律。”
我没接话。
南宫月先上台。她用通俗的语言,把复杂的量子力学讲得生动有趣。她说:“量子比特就像薛定谔的猫——既是活的,又是死的。你不看它的时候,它既是0又是1。你看它的时候,它就变成了0或1。所以我们不看它。我们让机器自己算。”
一个投资人举手:“那不看它,怎么知道它算对了?”
“我们看结果,不看过程。过程是叠加的,结果是确定的。”
又一个投资人举手:“那这只猫,是你们养的吗?”
南宫月愣了一下:“什么猫?”
“薛定谔的猫。你们实验室里养了没有?活的还是死的?”
南宫月看了我一眼,那意思是“这人是认真的吗”。我摇了摇头,意思是“别理他,认真你就输了”。
南宫月深吸一口气:“没有。我们没有养猫。薛定谔的猫是思想实验,不是真的猫。”
投资人有点失望:“那你们应该养一只。挺有象征意义的。可以当吉祥物。”
全场安静了两秒。
然后伊莎贝拉上台了。她一开口,气场就不一样。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像钉子钉进木板。
“量子计算的市场规模,目前是零。但十年后,将是一万亿美元。”
一个投资人问:“为什么是十年后?不是五年,不是二十年?”
“因为十年后,量子计算机会诞生。谁掌握了量子计算机,谁就掌握了世界的计算能力。所有的加密系统、金融系统、军事系统——都会依赖它。谁造出来,谁就是下一个微软、下一个谷歌、下一个苹果。”
“那你们能造出来吗?”
“能。但需要十亿美元。设备很贵,人才更贵。”
“十亿美元太贵了。我们投过很多项目,没见过这么贵的。”
“不贵。十亿美元,买一个一万亿美元的市场。回报率是一千倍。你投过的项目,哪个有这种回报率?”
投资人沉默了几秒。
然后他举起了手:“我投一亿。”
第二个投资人举起了手:“我投五千万。”
第三个:“我投两亿。”
第四个:“我投一亿五。”
不到一个小时,十亿美元融到了。
我站在后台,看着伊莎贝拉在台上从容地应对投资人的提问,心里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感觉。这个女人,太厉害了。她在华尔街八年,学到的不只是金融知识,还有——操控人心的本事。她知道什么时候该说“市场规模”,什么时候该说“回报率”,什么时候该说“风险”,什么时候该说“机会”。她的话,每一个字都经过了精心的计算,不多不少,恰到好处。
铁子在我旁边,小声说:“你这个朋友,比那些投资人都狠。”
“她不是朋友。她是我的朋友——暂时还是朋友。”
铁子说:“那你怕不怕她?这种人,翻脸比翻书快。”
我说:“怕。”
铁子说:“那就对了。怕才会小心。”
晚上回到家,我跟伊莎贝拉说:“你今天太厉害了。那几个投资人被你吃得死死的。”
“我知道。”
“你不谦虚一下?正常人都会说‘哪里哪里’。”
“不谦虚。因为我确实厉害。谦虚是虚伪的。”
我笑了。
“那你想要什么奖励?”
“你。”
“我本来就是你的——朋友。”
“那不够。我要你陪我一个星期。七天。只有我。没有别人。没有林婉儿,没有苏晚亭,没有霍青桐,没有陈婳,没有南宫月。只有我和你。”
我看了看林婉儿。林婉儿正在泡茶,听到这句话,手里的茶壶顿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她什么都没说,但那个点头的意思是“我同意”。
我看了看苏晚亭。苏晚亭说:“你身体需要休息,陪她也是休息。别熬夜就行。”
我看了看霍青桐。霍青桐说:“我负责安全,不负责你的时间分配。但我会跟着。你们去哪,我就去哪。隔十米,不打扰。”
我看了看陈婳。陈婳说:“去吧。我给你画一幅画,挂在卧室里。你不在的时候我看画。”
我看了看南宫月。南宫月说:“你去吧。我正好闭关写论文。题目就叫《量子纠缠在婚姻关系中的应用》。这篇论文应该能发Nature。”
“行。一个星期。”
伊莎贝拉笑了。
那个笑容,比她在路演上的任何表情都好看。不是职业的微笑,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像一个普通女孩一样的笑。
铁子在厨房洗碗,远远地喊了一句:“那个星期谁洗碗?”
我妈说:“我洗。”
铁子说:“那不行,洗碗是我的活。你不能抢。”
我妈说:“那你别废话。”
铁子不说话了。
四、商战第一回合:做空贝尔斯登——以及我的第一次心跳加速
2007年夏天,美国次贷危机开始发酵。
说实话,我当时没太当回事。我每天忙量子计算的事,跟南宫月泡在实验室里——不,是她泡在实验室,我在外面等。她不允许我进实验室,说我的“能量场会干扰量子相干性”。我说我就是站得近了一点,隔着玻璃看。她说:“你站得近,你的脑电波就影响仪器。你的脑电波里全是杂念,什么都有。”
我说我的脑电波没那么强。她说:“你的脑电波比别人强十倍。你这个人,念头太多。”
我闭嘴了。
但伊莎贝拉不一样。她是最早发现次贷危机苗头的人之一。她在华尔街的消息灵通,知道哪些银行出了问题,哪些基金要倒闭,哪些公司要破产。她的消息来源包括但不限于:前同事、前下属、前追求者、以及一个在美联储工作的“老朋友”。
我问她这个“老朋友”是谁,她说不方便透露。我说你跟他什么关系,她说是“专业关系”。我说有多专业,她说:“比你跟南宫月的量子关系专业。”
我没再问。
那天晚上,她在书房里把我喊过去。
“姜建军,我们要做空贝尔斯登。”她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贝尔斯登?那是美国第五大投行。名字我听过的。”
“对。但它要倒闭了。”
“你怎么知道?你在里面有人?”
“因为它的资产负债表有问题。它持有了大量次贷债券,这些债券的实际价值已经为零了。但它的财报上还写着几十亿美元。它在造假。”
“监管不管?SEC是干什么吃的?”
“监管不知道。因为贝尔斯登在造假。SEC的人也是人,也会被骗。”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做空。借入贝尔斯登的股票,卖掉,等它跌了再买回来,赚差价。”
“需要多少钱?”
“一亿。你信托基金里的钱,我帮你操作。”
“我们有吗?”
“有。信托基金里有三亿,我帮你配置了一部分到做空策略里。”
“那做吧。”
伊莎贝拉动手了。
她借入了一百万股贝尔斯登的股票,卖空,均价一百二十美元。然后她等着。
等了三个月。
这三个月里,我每天问她:“跌了吗?”她说:“没有。”我说:“那怎么办?”她说:“等。”我说:“等多久?”她说:“等到它跌。”
铁子听说了我们在做空,问我什么叫“做空”。我解释了半天,他最后总结了一句:“就是你先借东西卖掉,再买回来还回去,赚中间的差价?”
我说:“对,你理解了。很聪明。”
铁子说:“那要是它涨了呢?你借的时候一百二,涨到一百五,你不是亏了?”
我说:“那我们就亏了。”
铁子说:“那你们为什么觉得它会跌?凭什么觉得?”
我说:“因为它有问题。有问题的公司,股价早晚会跌。”
铁子想了想:“有问题的东西一定会跌吗?假古董也有人买。”
我看了伊莎贝拉一眼。伊莎贝拉说:“在金融市场里,是的。长期来看,价格会回归价值。有问题的公司,价格早晚会掉下来。”
铁子想了想:“那这个市场还挺讲道理的。比古董市场讲道理。”
伊莎贝拉难得地笑了一下:“铁子叔,你说得对。这个市场有时候比你想象的有道理。”
2007年10月,贝尔斯登的股价跌到了八十美元。伊莎贝拉平仓,赚了四千万美元。
但她说:“还不够。它还会跌。”
“还能跌多少?”
“零。跌到零。”
“零?贝尔斯登会倒闭?一家投行,说倒闭就倒闭?”
“会。”
2008年3月,贝尔斯登的股价跌到了两美元。伊莎贝拉再次做空,又赚了一笔。
两次加起来,赚了一亿两千万美元。
铁子听说之后,说了一句:“你们这是在抢钱。比抢劫还快。”
伊莎贝拉说:“不是抢。是合法地赚。区别很大。”
铁子说:“有什么区别?结果一样,钱从别人口袋进了你的口袋。”
伊莎贝拉想了想:“抢钱是违法的。赚是合法的。区别在于有没有警察抓你。”
铁子说:“那你们不怕警察?”
伊莎贝拉说:“我们是合法的,警察为什么要抓我们?”
铁子沉默了一会儿。
“金融真复杂。还是洗碗简单。”
“不是复杂。是残酷。简单的是洗碗。”
铁子点了点头。
“那我继续洗碗。”
我看着他走进厨房的背影,忽然觉得铁子才是这个家里最稳的人。不管外面怎么天翻地覆,他都在洗碗。股市崩盘了,他洗碗。银行倒闭了,他洗碗。世界末日了,他还是洗碗。
五、商战第二回合:收购AMD——以及我的第一次当股东
2007年底,伊莎贝拉又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收购AMD。
我当时正在吃她不准我吃的辣条。她走进来,看见我手里的辣条,没说话,只是在本子上记了一笔。我不知道她记了什么,但我知道月底我会看到那张纸,上面会写着“姜建军,辣条,减零花钱”。
“姜建军,我们要收购AMD。”她说。
我辣条差点掉地上。
“AMD?那个AMD?做CPU的?”
“对。英特尔的主要竞争对手,生产电脑处理器和显卡。”
“我知道AMD。但我不知道我们买得起。AMD是大公司,市值几十亿。”
“我们不需要全部收购。只需要收购百分之二十的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然后改组董事会,换掉管理层。换一个能干活的人上去。”
“然后呢?”
“然后让AMD和我们的量子计算业务结合。量子计算机需要传统的处理器来做辅助计算。AMD的处理器技术,正好可以补我们的短板。买他们的技术比从头研发快五年。”
“你觉得能成吗?”
“能。但需要五亿美元。你的信托基金里有三亿,我们再融两亿。”
五亿美元。我们账上没那么多。但我们可以融资。伊莎贝拉去找了上次那批投资人,又融了五亿美元。那些投资人上次赚了钱,这次二话不说就打钱了。
这次路演比上次还顺利,因为上次那批投资人都赚了钱。他们看伊莎贝拉的眼神,就像看一台印钞机。有一个投资人甚至说:“你不用给我讲商业计划,你就告诉我往哪儿投。你说哪我就投哪。”
伊莎贝拉说:“AMD。”
那个投资人当天就打了两亿过来。眼睛都没眨。
2008年1月,我们开始在市场上悄悄买入AMD的股票。不是大张旗鼓地买,而是每天买一点,不引人注意。伊莎贝拉管这叫“润物细无声”。我说这叫“偷偷摸摸”。她说你不要说得那么难听,这叫“战略建仓”,是专业术语。
用了三个月,买到了百分之十九点九的股份——刚好低于百分之二十的披露线。过了这条线就要公告了,公告了股价就会涨,涨了就买不到了。
然后伊莎贝拉去见了AMD的董事会。
她没带我去。她说:“你去的话会笑场。”我说我为什么笑场。她说:“因为你一紧张就笑,一笑了就显得不专业。我们需要严肃。”我说我没那么不专业。她说:“你上次见律师的时候,人家说‘我方提出以下三点’,你笑了。你还记得吗?”
好吧,她是对的。我确实笑了。因为那个律师说话的时候嘴唇抖得像在发电报,我忍不住。
AMD的CEO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脾气很爆。他拍着桌子说:“你们这是恶意收购!”拍得桌子上的茶杯都跳了起来。
伊莎贝拉很平静:“不是恶意。是善意。你们的公司连年亏损,股价从四十多跌到十几,股东们都在亏钱。我们接手,是为了让股东赚钱。这怎么是恶意呢?这是善意。”
“你们懂半导体吗?你们懂芯片吗?”
“不懂。但我们懂管理。管理不需要懂技术。只需要懂人。找个懂技术的人来管技术就行了。”
老头气得说不出话,脸涨得通红。
但股东们支持我们。因为他们亏了太多钱了,有人愿意接手,他们求之不得。就像一家公司连续亏损好几年,突然有人说“我来救你们”,股东们恨不得跪下来感谢你。
2008年4月,AMD的董事会改组了。原来的CEO被赶走,换上了伊莎贝拉推荐的人——一个四十多岁的华人,叫张忠谋——不是台积电那个张忠谋,是同名同姓的另一个人。他之前在英特尔干了二十年,是技术出身,懂管理,懂市场。最重要的是,他不贵。
张忠谋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裁员。裁了五千人。铁子听说后说:“五千人?那得洗多少碗?一个人一天三个碗,五千人一天一万五千个碗。”
我说这不是洗碗的事。铁子说:“我知道,但五千个人同时没工作了,那他们的碗谁洗?他们还有心情洗碗吗?”
我没法回答这个问题。
张忠谋的第二件事是调整产品线。砍掉了不赚钱的业务,集中精力做处理器和显卡。不赚钱的全砍掉,赚的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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