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二十岁,收网,顺便送刘富上路(1/2)
1
1999年秋天,我二十岁。
上回说到,我十九岁那年,一个人潜入了刘富在太平洋上的秘密基地。
说“潜入”其实不太准确,更像是“走进去的”。因为那个基地的安保系统烂得跟我高中时的数学成绩一样——看着挺唬人,实际上一捅就破。一个价值连城的文物走私基地,门口竟然只有两个保安,一个保安在睡觉,另一个保安当时在看一本翻烂了的《故事会》。
我当时就想,刘富啊刘富,你省什么钱不好,省安保的钱?
基地里面倒是挺唬人的。灯光昏暗,到处都是木箱子,箱子上贴着标签,写着“青铜器”“瓷器”“字画”之类的分类。我像逛超市一样逛了一圈,拍了几百张照片,拿走了刘富的账本——那个账本比我的大学教材还厚,记录详细得令人发指,每一笔交易都写着“某年某月某日,某某某买了什么东西,付了多少钱,钱打到了哪个账户,中间人提了多少成”。我翻了翻,甚至看到有一条记录后面用红笔写着“此人信用良好,可赊账”。
可!以!赊!账!
我当时就震惊了。刘富这个人,走私文物搞得像开淘宝店一样,还给客户搞信用评级?他要是不走歪路,绝对是个电商奇才。
就在我拍完照片准备走人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人。
他站在地下室的角落里,穿着一件黑色的夹克,手里拿着一把枪。他的眼睛很小,但很有神,看人的时候像刀子一样。他看着我,我看着他,我们两个人在地下室里面面相觑,场面一度非常尴尬。
这不是最尴尬的。最尴尬的是,他手里有枪,我手里只有一台相机。
我们对峙了三十秒。
就在我准备开口跟他商量“能不能不打脸”的时候,他先开口了。
“你拿的那些文件,”他说,声音很低,像是在压抑着什么,“能送刘富进监狱吗?”
我想了想。
“能。”
“够他坐多久?”
“一百年吧。可能更多,我没细算。”
他盯着我看了五秒钟。那五秒钟里,我感受到了一种奇怪的东西——不是敌意,不是愤怒,而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像是希望又像是绝望的情绪。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人叫林志文,他哥哥被刘富出卖进了监狱,他在这个基地里安了炸弹,准备把刘富和整个基地一起炸上天。他在这里等了三天,就是为了等刘富出现。
然后等来了我。
“那我不杀你。”他说。
说完他收起枪,转身就走了。走的时候还留了一句话:“三十分钟后爆炸,你最好快点跑。”
我当时就愣住了。
三!十!分!钟!
我手里拿着账本,背上背着相机,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跑!
我跑了。
跑得比高中体育课跑八百米还快。那次跑八百米我跑了四分钟,全班倒数第三,但这次我跑出了人生巅峰——从地下室里冲出来,穿过走廊,翻过围墙,跳上小艇,发动引擎,一气呵成,全程只用了十五分钟。
剩下的十五分钟里,我坐在小艇上,看着远处的基地“轰”的一声炸了。火光冲天,浓烟滚滚,那个场面,怎么说呢,有点像烟花,但比烟花贵多了——毕竟里面有价值几个亿的文物。
我心想:林志文这个人,真是个狠人。
后来我才知道,那场爆炸炸掉的不只是刘富的基地,还有我接下来半年的太平日子。
2
我带着证据回到耀祖岛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铁子站在码头上等我。
他穿着一件灰色的T恤,袖子卷到肩膀,露出两条全是伤疤的胳膊。他年轻的时候打过仗,身上每一道伤疤都有一个故事,但他说起这些故事的时候语气就像在说今天吃了什么——不是因为他冷漠,而是因为他觉得那些事不值一提。
他看到我的小艇靠岸,第一件事不是问我东西拿到了没有,而是从头到脚把我打量了一遍。
“你受伤了吗?”
“没有。”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就是有点饿。”
“有收获吗?”
我把包递给他。
“够刘富坐一百年牢的证据。”
铁子接过包,打开翻了翻。他的手很大,翻文件的时候动作很轻,像是在摸什么易碎的东西。他的脸本来是铁青色的——来之前我猜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比如我被打得鼻青脸肿回来,或者被打包成快递送回来——但翻着翻着,他的表情变了。
不是高兴,不是惊讶,而是一种很复杂的东西,像是后怕。
“建军,”他说,“你这次真的作了个大死。”
“作死作习惯了。”我说。
“下次再这样,我先把你打晕,锁在船舱里。”
“你不会的。”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有些事只有我能做。”
铁子没再说话。他把包收好,转过身,朝岛上走去。
我跟在后面,走了一会儿,实在忍不住了:“铁子叔,有吃的吗?”
“有。”
“什么?”
“泡面。”
“……又吃泡面?”
“岛上只剩泡面了。”
“什么味的?”
“红烧牛肉。”
“多放个蛋。”
“两个。”
我吃完面,洗了澡,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裂缝。这个裂缝从我第一次来岛上就有了,到现在还没修。不是因为修不了,而是因为每次有人提出要修,铁子就说“反正又不会塌”,然后大家就忘了。
一、回家
从太平洋回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睡觉。
整整二十四个小时。
中间只醒过一次,喝了口水,看了一眼窗户外面天还亮着,心想“哦,白天”,然后又倒下了。我妈以为我病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她是完全慌神了。
“这孩子是不是得了什么绝症?”她举着电话就要打911,“睡了快一天了,连饭都不吃,这不正常!”
林婉儿在旁边拦住了她,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阿姨,不用叫救护车,他只是累了。”
“累了也不能睡一天啊!你见过谁家孩子睡一天的?”
“我见过。”林婉儿说,“高三学生。”
我妈犹豫了一下。
她把电话放下之后,还是不信我没事。她走过来,用手摸了摸我的额头——不烫。又探了探我的鼻息——还有气。最后趴在我胸口听了听心跳——正常。做完这一整套“确认儿子没死”的流程,她才放心地叹了口气。
“这孩子,睡觉跟死了似的。”她提高了音量,故意说给我听。
我闭着眼睛,用尽最后的力气说了一句:“妈,你能不能盼我点好?”
“你没睡?”
“睡了。被你吵醒了。”
“醒了就起来吃饭。我给你炖了排骨汤。”
“再睡一会儿。”
“不行。汤凉了就不好喝了。”
我叹了口气。
我起来了。
起床的过程是这样的:先睁开眼睛,确认自己还活着;然后试着动动手指,确认神经还没坏死;然后慢慢地坐起来,感觉脊椎骨像生锈的链条一样嘎嘣嘎嘣响;最后站起来,感觉两条腿像借来的,不太听使唤。
我妈看着我这一系列操作,皱起了眉头:“你这是睡了多久?骨头都锈了。”
“二十四小时。”
“你睡了一天?”
“对。”
“你不饿?”
“饿。但饿和困之间,我选了困。”
我走到餐桌前,坐下,看到桌上摆着的东西,差点哭了——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太香了。
排骨汤。清蒸鲈鱼。糖醋排骨。蒜蓉西兰花。红烧肉。西红柿炒鸡蛋。还有一锅白米饭,冒着热气。
我妈炖的排骨汤,天底下最好喝,没有之一。
为什么最好喝?因为我妈炖排骨汤有自己的独家秘方。具体是什么秘方她从来不告诉我,说是“祖传的,传女不传男”。我说妈,你是女的,我是你儿子,你传给我怎么了?她说“传女不传男”的意思是只能传给女儿,你是儿子,不行。我说那我没有姐姐也没有妹妹,你传给谁?她想了想说“那等你结了婚,传给你媳妇”。
所以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我妈的排骨汤秘方是什么。
我喝了三碗。
吃了两碗米饭。
把桌上的菜扫了个精光。
吃到最后一块排骨的时候,我差点又哭了——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骨头卡了一下牙缝。
林婉儿坐在旁边看着我,笑了。
“你饿鬼投胎?”她问。
“我两天没正经吃饭了。”我说,一边剔牙一边说。
“在岛上没吃的?”
“有。老马打鱼,铁子烤,王小虎负责吃。我负责看望远镜,没时间吃。”
林婉儿摇了摇头,又给我盛了一碗汤。
“对了,”她说,“你外公打了三个电话来。让你一回来就给他回电。”
三个电话。
这个数字不太正常。
我外公陈耀祖这个人,性格是这样的:他说一分钟的会面绝不会拖到六十一秒,他打一个电话没人接就默认你死了,绝对不会打第二个。如果他打了第二个,说明有很重要的事。如果他打了第三个,说明他已经在考虑要不要亲自飞过来了。
我放下碗,去打电话。
拨号的时候我的手有点抖。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我吃了太多,血糖上来了。
电话响了两声就接了。
“外公,我回来了。”
“东西拿到了?”陈耀祖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死水。但我能听出那潭死水就像一个牌桌上的老手,脸上没有表情,但手心里全是汗。
“拿到了。照片、账本、交易记录,全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这几秒里,我干了三件事:第一,我以为信号断了,拍了拍话筒;第二,我又拍了拍话筒;第三,我正准备喊“外公你还在吗”,他开口了。
“建军,”他说,“你外公这辈子,对不起很多人。你妈,你外婆,你……”
他停了一下。
我等着。
“但有一件事,我做得对。”
“什么事?”
“让你学鉴宝。”
我当时就笑了。我笑不是因为好笑,而是因为我外公这个人实在太奇怪了。他明明是在煽情,偏偏要用一种“我做了一个正确决策”的方式来表述,搞得像在开工作总结会。你应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在香港的办公室里,对着电话说“让你学鉴宝”,语气还特别严肃,好像这不是在说孙子的事,而是在宣读一份政府文件。
“外公,”我说,“你不是让我学鉴宝,你是让我学做人。”
他沉默了一秒。
然后说:“都一样。”
“不一样。鉴宝是看东西,做人是看人。你教我的是怎么看人。”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能说了?”
“跟你学的。你不是说‘会说话的值钱’吗?”
他又沉默了一下。
这次沉默的时间比上次短,大概两三秒。然后他说了一句让我眼眶发红的话:
“建军,你长大了。”
“你说过了。”我说。因为上次通电话的时候他就说过。
“那就再说一遍。你长大了。”
我笑了,笑得很苦。不是因为苦,而是因为我突然发现,我外公其实不会说“我想你了”,他不会说“我担心你”,他不会说“你是我这辈子最得意的事”。他能说出的最煽情的话,就是“你长大了”。
对于他那个年代的人来说,这句话就是“我爱你”。
“外公,别说了。”我说。
“让我说完。”他说,“我这辈子,最对的一件事,不是做了什么生意,不是赚了多少钱,是教了你。”
“你没教我多少。鉴宝那些,我自己学的。”
“你没学。”他说,“你本来就懂。我只是帮你把懂的东西,说出来。”
我挂了电话。
靠在墙上。
眼泪流了下来。
不是因为伤心,是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太多东西混在一起了。外公的声音,那些年的经历,刘富的账本,太平洋上的爆炸,林志文的枪,我妈的排骨汤,林婉儿的笑……它们像一锅大杂烩,在我的脑子里咕嘟咕嘟地煮着,煮到最后,溢出来了。
铁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了我旁边。他什么都没说,递给我一张纸巾。
“铁子叔,”我说,“我外公哭了。”
“我知道。”
“他从来没哭过。”
“那是因为他没遇到值得哭的事。”
我擦了擦眼泪,深吸了一口气。
“走吧,回去吃饭。”
“你妈做的?”
“对。今天她做红烧肉。”
铁子的嘴角翘了一下。
他笑起来很不容易。他年轻的时候打过仗,那些事把他的笑神经切断了,一般人要让他笑需要讲一个特别好笑的笑话,而我的水平还差一点。但“红烧肉”三个字,有时候比笑话管用。
二、米勒的震惊
第二天,我去了FBI纽约办公室。今天是带着证据来的,我走在走廊里的时候,感觉自己的脚步都带着风。我穿的是一件白色的衬衫——干净的,林婉儿帮我熨的——一条深色的裤子,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鞋。整个人看起来不像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像一个四十岁的律师。
电梯上了六楼,穿过走廊,我敲了敲米勒探员办公室的门。
“进来。”
我推门进去。
米勒探员坐在办公桌后面,正在喝咖啡。她四十多岁,短发,干练,穿着深色的西装套裙,看起来像一个不好惹的高中教导主任。她看到我的时候,表情是“不以为然的”那种——不是看不起我,而是她见过太多来找她“提供线索”的人了,十个人里有九个是胡说八道,她早就学会了先摆出一副“你最好有真东西”的脸。
“姜建军,”她放下咖啡杯,“你怎么来了?我以为你还在太平洋上钓鱼。”
“我不钓鱼。”我说,“我做事。”
我把一个信封放在她桌上。
“这是什么?”
“刘富犯罪证据。文物走私、洗钱、人口贩卖、非法持有武器、贿赂政府官员、建立私人武装——够他坐一百年牢。”
米勒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的意思是“你又在吹牛”。她打开信封,抽出里面的照片和文件,开始看。
第一张照片:刘富基地里的文物。
她的表情从“不以为然”变成了“有点意思”。
第二张照片:账本的一页,上面写着某年某月某日,某人花了多少钱买了某件文物。
她的表情从“有点意思”变成了“这是个什么”。
第三张照片:刘富的洗钱账户信息,有账号、有金额、有交易记录。
她的表情从“这是个什么”变成了“你在开玩笑吗”。
第四张照片:刘富手下人员的名单,有名字、有照片、有犯罪记录。
她的表情从“你在开玩笑吗”变成了“我信了”。
米勒把照片摔在桌上,站起来,开始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她穿着高跟鞋,踩在地板上发出“嗒嗒嗒”的声音,像机关枪一样。
“姜建军,”她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我,“这些是从哪儿来的?”
“我从他的基地里拿的。”
“你潜入了他的基地?”
“对。”
“一个人?”
“对。”
“你疯了?”
“很多人都这么说。”
米勒深吸了一口气,又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拿起桌上的咖啡杯喝了一口——我注意到她的手在微微发抖。
“姜建军,”她说,声音压得很低,“你知道这件事有多危险吗?他有私人武装!有军用船!有重机枪!你一个人闯进去,万一被发现了,你连骨头渣都不剩!”
“但我没被发现。”
“那是运气!”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我说,“米勒探员,你先别生气。你看看这些证据,够不够抓他?”
米勒瞪了我一眼,那个眼神的意思是“等会儿再跟你算账”。她重新坐回椅子上,拿起那些文件,一张一张地仔细看。
办公室安静了下来,只有翻纸的声音。
过了大概五分钟——可能更久,我不确定,因为那五分钟像五个小时一样漫长——米勒终于抬起头。
“够。”她说,“但不够引渡。”
“为什么?”
“因为刘富现在在东南亚。那个国家跟美国没有引渡协议。我们不能去抓他,他也不会自己送上门来。”
“那怎么办?”
“等。等他离开那个国家。他去任何一个跟美国有引渡协议的地方,我们就能抓他。”
“他什么时候会离开?”
“不知道。也许明天,也许明年,也许永远不会。”
我沉默了一会儿。
“那就逼他离开。”我说。
米勒看着我,眼神变了。
“怎么逼?”
“断他的财路。”
米勒的眉毛挑了起来。
“他的文物卖不出去,他的钱转不动,他的手下跑光。一个人在东南亚,没钱、没人、没生意,他能待多久?”
“你这是要打经济战。”
“对。”我说,“我擅长的。”
米勒盯着我看了五秒钟。
“姜建军,你是个疯子。”
“你说过了。”
“但我喜欢你这个疯子。”
三、打蛇打七寸
接下来的半年,我做了一件事——打经济战。
第一步:让他的文物卖不出去。
我把从基地拿到的文物清单,匿名发给了全球最大的几家拍卖行——佳士得、苏富比、菲利普斯。清单上详细列出了每件文物的照片、年代、特征,甚至在账本上找到的来源和价格。我在邮件里写了一句话:“以下文物均为走私物品,来源非法。如有人委托拍卖,请立即联系FBI。”
我在写这句话的时候,特意用了很正式的语气,因为拍卖行的人都是正经八百的文化人,你说话不正经他们不看。我还特意在邮件末尾加了一个“Best regards”,显得很有礼貌。
拍卖行收到了清单,吓坏了。
为什么吓坏了?因为拍卖行最怕的就是“来源不明”四个字。一件文物如果来源不明,买的人不敢买,卖的人不敢卖,拍卖行夹在中间里外不是人。他们不想惹麻烦,于是一个接一个地宣布:拒绝接受来源不明的中国文物。
我收到第一封回信的时候,是在一个周三的下午。佳士得的法务部门给我回了一封邮件,措辞非常官方,但我能读出字里行间的潜台词:“求求你,别搞我们了,我们不接刘富的货了行不行?”
我笑了。
第二封。第三封。第四封。
苏富比。菲利普斯。邦瀚斯。
一封接一封地来。
不到一个月,全球所有主流拍卖行都宣布拒绝接受刘富的文物。
刘富的货,卖不出去了。
他手里那些价值连城的青铜器、瓷器、字画,变成了一堆卖不掉的库存。你说一件青铜鼎值五百万,那是“能卖出去的时候”。卖不出去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铜疙瘩,放在仓库里占地方,还要花钱保养。
第二步:让他的钱转不动。
我把刘富的洗钱账户信息——从账本里一页一页整理出来的——交给了赵明远。赵明远是我在大都会博物馆认识的金融专家,他的主业是帮博物馆做艺术品估值,但他的副业是帮朋友查账——查的都是见不得光的账。他的水平有多高呢?他能在十分钟内看穿一个洗钱网络,然后花三天时间写一份报告,把那网络拆得一干二净。
赵明远拿到资料之后,花了两个星期,追踪到了刘富在全球的三十多个账户。瑞士、开曼、巴拿马、新加坡、卢森堡——每一个都是洗钱的“天堂”。他把这些信息整理成了一份三十页的报告,然后匿名提交给了各国的金融监管机构。
他没有直接交,因为直接交会被刘富的人截住。他是分批次交的,第一次交三四个,第二次交五六个,隔几个星期再交一批。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刘富不知道是谁在搞他,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账户被暴露了。
各国金融监管机构的反应速度不太一样。瑞士的最快,三天之内就冻结了账户。开曼的慢一点,等了一个星期。巴拿马最慢,等了两个星期——我怀疑他们是在确认“这个人是真的有问题吗,还是只是得罪了什么人”。
但不管快慢,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所有账户都被冻结了。
刘富的钱,转不动了。
你想,一个人没有收入——文物卖不出去。他的钱取不出来——账户被冻结。他就像一条被掐住喉咙的鱼,在水里扑腾,但怎么也逃不掉。
第三步:让他的手下跑光。
我把刘富手下人员的名单——也是从账本里找到的——交给了米勒探员。那个名单有多详细呢?不仅有名字、照片、身份信息,还有每个角色在刘富网络中的分工、负责的区域、甚至还有一些人的家庭住址和家庭成员信息。刘富这个人虽然是个坏人,但他的文件管理工作做得比很多正经公司都好。
米勒通过国际刑警,向各国发布了红色通缉令。红色通缉令的意思是“这个人很危险,抓住了赶紧通知我们”。
名单上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落网了。
第一个在法国被抓。他是在巴黎的一家餐厅里被抓的,当时正在吃鹅肝,嘴里还嚼着就被人按在了桌子上。
第二个在加拿大被抓。他在温哥华买了房子,安了家,以为自己已经安全了。警察敲门的时候他还以为是快递。
第三个在泰国被抓。他比较惨,是在一个路边摊吃炒河粉的时候被抓的。
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刘富的手下一个接一个地被抓,他的网络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了一片又一片。
没有手下了,谁给他干活?没有干活的人,他的生意怎么运转?他一个人再厉害,也不可能同时管三十多个账户、十几条走私路线、上百件文物的进出。
他的网络,彻底瓦解了。
老张说这叫“打蛇打七寸”。我说这叫“断他粮草,烧他营寨,逼他决战”。
老张笑了:“你这兵法,跟谁学的?”
“跟你学的。”
“我没教过你兵法。”
“你教过我阵法。阵法和兵法,一回事。”
老张想了想:“也对。”
老张是我外公的老朋友,在纽约开了一家古董店,店里的东西七成是真的三成是假的,但三成假的他都会告诉你“这件我不确定”,从不骗人。他的店里挂着一副对联,写的是“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我一直觉得这副对联很适合老张。
四、刘富的反应
刘富不是傻子。
所以当他的文物卖不出去、他的账户被冻结、他的手下一个个被抓的时候,他当然知道有人在搞他。
他猜到是我了。
1999年冬天,我收到了一封信。
信是塞在我家门缝里的。没有寄件人,没有邮戳,没有邮票,没有任何能追踪来源的东西。就是一个普通的白色信封,上面用黑色签字笔写着我的名字——“姜建军”。
我打开信封。
里面是一张白色的信纸,折了三折。
纸上只有一行字:
“姜建军,你赢了。但你会输。”
字迹很工整,工整得像打印出来的,但仔细看能看出是手写的——因为有几个字的笔画有轻微的抖动。这种字叫“馆阁体”,是古代官员用来写奏折的那种字体,端端正正,一丝不苟。能写出这种字的人,一定练过很多年的书法,而且性格很收敛、很克制。
我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
不是刘富的字迹。我在外公那里见过刘富的字——外公以前给我看过一封刘富写的威胁信,字迹潦草、力道很大、笔画飞出格子,一看就是个脾气暴躁的人。但这封信的字迹不一样,工工整整的,像个教书先生写的。
也不是我见过的任何人的字迹。
我把信拿给老张看。
老张戴上老花镜,把信纸举到离眼睛不远不近的位置,先是看正面,然后翻过来看背面,然后凑近闻了闻。
“没有特别的味道。”他说,“普通纸,普通墨。”
“能看出是谁写的吗?”
“看不出。但这个人写字的时候手很稳。馆阁体不是谁都能写好的,得练上十年八年。不是普通人。”
“刘富的手下?”
“也许是。也许是别人。”
我把信收好,放在铁盒子里。
这其实不是我收到的第一封匿名信了。
第一封是在三年前收到的,里面是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林志文的哥哥。
第二封是两年前收到的,里面是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刘富要杀你”。那封信救了我的命——因为收到信的两个星期后,我真的遇到了刘富派来的人。
第三封就是这封,内容是“你赢了,但你会输”。
三封信,三种笔迹,三个不同的人。
谁在帮我?谁在警告我?谁在威胁我?
我不知道。
但我有一种感觉——答案快揭晓了。
这种感觉很奇怪,就像你闻到空气中有一种熟悉的味道,你知道你闻过,但你想不起来在哪里闻过。你知道它就在那里,很快你就能知道它是什么。
这种感觉让我既期待又害怕。
五、鸿门宴
2000年的春天,距离我收到那封信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
这几个月里,一切都很平静。刘富没有动静,他的手下没有动静,FBI那边也没有动静。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太敏感了,也许刘富真的认输了,也许他真的在东南亚那个小国家安安静静地养老了。
但我知道,不可能的。
刘富这个人,你让他认输,比让猫学会游泳还难。
他一定在计划什么。他一定在等什么。他一定在憋一个大招。
果然。
消息是宋建华告诉我的。
他打电话来的时候,我正在吃午饭。我妈做了红烧鱼,我吃得正欢,手上全是油。电话响了,我看了看,是宋建华的号码,犹豫了一下要不要接——因为我满手是油,接了也拿不了电话。但最后我还是接了,用的是肩膀和耳朵夹住手机的方式,姿势极其扭曲。
“建军,”他的声音很低,“刘富要来纽约了。”
我的手停了。
“什么时候?”
“下周。他订了从曼谷飞纽约的机票,头等舱。入境用的是假护照,但我们查到了。”
“他是来自投罗网的?”
“不知道。但这是个机会。”
“米勒怎么说?”
“她说,如果他入境,我们就抓。”
“那如果他不入境呢?”
宋建华沉默了几秒。
“什么意思?”
“他的机票是曼谷飞纽约。但他可以在中途转机的时候离开。比如说,在东京转机,然后飞别的地方。”
宋建华又沉默了几秒。
“我们考虑过这个可能。但我们不能在每个中转站都安排人手。”
“那就让他入境。”
“怎么让他入境?”
“给他一个必须来的理由。”
宋建华这次沉默得更久了。我听到他那边有键盘敲击的声音,大概是他在查什么东西。
“什么理由?”他终于问。
“我。”
“你要见他?”
“对。”
“你疯了?”
“我没疯。把他引到纽约,你们的底盘上,抓他。这不是最好的办法吗?”
“如果他带人来呢?”
“他的手下都被抓得差不多了。他带不了几个人。”
“如果他在纽约杀你呢?”
“他不会。因为他要的东西在我手里。杀了我,他就永远拿不到。”
宋建华沉默了很久。
这大概是我认识他以来,他最久的一次沉默。
“建军,”他终于说,“你这是拿自己当诱饵。”
“对。”
“太危险了。”
“钓鱼哪有不危险的?”
宋建华叹了口气。
“我跟米勒商量一下。”他说。
六、赴约
米勒同意了。
她当然会同意的,因为这是最好的办法。你做警察的,有一个大走私犯要来你的地盘,你还能因为“有风险”就不抓了?那你还当什么警察,去开奶茶店得了。
她说FBI会在见面地点周围部署大量人手。狙击手、突击队、便衣探员、无人机——能用的全用上。只要刘富出现,就抓。
“但他不会那么傻。”我说,“他不会亲自来。”
“那谁来?”
“他的替身。或者他的一个手下。他会先派人来试探,确认安全,然后自己再来——也可能永远不来。”
“那你怎么让他亲自来?”
“给他一个他想要的东西。”
“什么东西?”
“那卷帛书。玄奘手抄的《心经》梵文原稿。”
米勒的眼睛亮了。
“那不是在大都会博物馆吗?”
“对。但他不知道。”
“你是说,告诉他帛书在你手里?”
“对。大都会那卷是假的,真的还在我手里。他想要真的,就必须来找我。”
“大都会那卷是假的?”
“对。我们把真的藏起来了,大都会展出的是一份高仿。这件事只有我和外公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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