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报人（1/2）
第二天下午两点半，郑耀先从住处出来。他换了一身干净的中山装，深灰色的，领口扣得一丝不苟。头发用水梳过，鬓角修得整整齐齐。口袋里装着半包烟、一个打火机、一块怀表、一瓶安神丸、一把铜钥匙。还有那个油纸包——胶卷底片。陆汉卿还给了他。
他叫了一辆黄包车。爱多亚路在法租界的东边，靠近黄浦江。《大美晚报》报馆是一栋三层的灰色建筑，外墙爬满了常春藤的枯藤，门口挂着一面美国旗，在江风里猎猎地飘着。旗子的边角已经磨毛了，但颜色还很鲜艳。
郑耀先付了车钱，站在报馆门口抬头看了看那面旗子。然后他推门走了进去。
一楼是营业厅，柜台后面坐着一个戴眼镜的姑娘在接电话。墙上挂着几幅装裱过的报纸头版，最显眼的位置是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的头版，大标题是——“淞沪战起，我军奋勇杀敌”。旁边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的头版，标题只有五个字——“南京，南京”。再旁边是一九四零年三月三十日的头版，标题是——“汪逆伪府成立，国人共诛之”。
每一张报纸都装在镜框里，镜框玻璃擦得干干净净。这些报纸是《大美晚报》的骨头。鬼子占了上海，租界里的报纸一家接一家地接受新闻检查，只有这面美国旗给他寄子弹，他把子弹的照片登出来，配了一行字——“此物尚有不足，望多寄数枚。”
郑耀先的目光从那些镜框上移开，走到柜台前。“我找方博文先生。”
戴眼镜的姑娘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先生贵姓？有预约吗？”
“免贵姓郑。方先生约我三点见面。”
姑娘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低声说了几句放下。“方先生在二楼总编室等您。楼梯在右边。”
郑耀先上了二楼。走廊里堆满了报纸合订本和纸型，油墨味浓得化不开。走廊尽头一扇门上钉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总编辑”三个字，油漆已经斑驳了。他敲了敲门。
“进来。”声音不大，带着苏州口音。
郑耀先推门进去。办公室不大，一张老式的榆木办公桌，桌上堆满了稿件、清样、字典和烟灰缸。烟灰缸里堆着烟头，像一座小小的坟。墙上挂着一幅字，用行书写的——“铁肩担道义，辣手着文章”。落款是“行知自勉”。方博文坐在办公桌后面。四十二岁，头发花白了大半，理得很短，一根一根竖着。脸上的皱纹很深，眼窝深陷，颧骨高耸，嘴唇微微干裂。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袖口磨出了毛边，左手夹着一根烟，右手握着一支钢笔，正在一份清样上改字。听到门响，他抬起头来。
郑耀先跟无数人打过交道——军统的、中统的、76号的、特高课的、帮会的、商界的、舞厅的。每个人的眼睛里都有东西。有的藏着刀，有的藏着钱，有的藏着恐惧，有的藏着欲望。方博文的眼睛里什么都没有藏。不是空洞，是清澈。像一口井，井底有什么，一眼就能看到底。
“郑先生？”方博文站起来，伸出手。他的手很瘦，指关节粗大，中指上有一个被钢笔磨出来的老茧。
郑耀先握住了那只手。“方先生，久仰。”
方博文指了指办公桌对面的一把旧藤椅。郑耀先坐下来。方博文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从桌上的烟盒里抽出两根烟递了一根过来。郑耀先接过点上。两个人先抽了半根烟，都没有说话。窗外的江风吹进来，把桌上的稿件吹得哗哗响。方博文伸手拿过一把木尺压住稿子，然后把烟灰弹进烟灰缸里。
“郑先生，那些材料是你让人交给我的。”
郑耀先点了点头。
“材料上的人——李政，中统上海站主任。他把军统潜伏人员的名单卖给了76号情报处处长黄烈，价钱是五千块。交易的时间、地点、中间人，材料里都写得很清楚。照片也很清楚。”方博文的声音不高，语速不快，像在念一篇还没写完的社论，每一个字都经过斟酌。“我今天上午托人查了一下。黄烈昨天夜里确实在虹口那家日本料理店包了一个包间。赵韵灵也确实在那里。李政也去了。时间、地点、人物，都对得上。所以材料是真的。”
郑耀先弹了弹烟灰，等着他继续说。
方博文把烟抽完，烟头摁灭，没有马上点新的。他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敲着，发出轻微的嗒嗒声。
“郑先生，我当了十五年报人。十五年前我在北京《晨报》当记者，报道过北洋政府出卖国家权益的丑闻。报馆被查封，我逃到上海。十一年前我在《申报》当编辑，报道过国民政府官员的贪腐案。有人往我家寄了一颗子弹，我没理。九年前我到了《大美晚报》，从编辑做到主笔。淞沪会战的时候我在闸北前线采访，炮弹落在离我五十米的地方，我趴在地上，耳朵里全是嗡嗡声。嗡嗡声停了之后我爬起来继续写稿。南京陷落的消息传到上海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报馆里，一个字都写不出来。天亮的时候我写了一个标题——南京，南京。四个字。编辑问我要不要配社论，我说不用了。这四个字就够了。”
他的手指停住了。
“郑先生，我不怕死。我怕的是死了之后没人知道我为什么死。你交给我的这些材料，我登出去，76号不会放过我。子弹、匕首、毒药、汽车炸弹，总有一款会落在我头上。我不怕。但我需要知道——这些材料，到底是谁给我的。不是想知道你的名字，是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郑耀先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方博文的烟灰缸跟他自己办公室那个很像，堆满了烟头，像一座小小的坟。
“方先生，材料里那二十多个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他们也不认识我。但如果这份名单落到76号手里，他们会一个一个被抓进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审讯，用刑，然后处决。他们的家人会受牵连。他们的名字会被从档案里抹掉，像从来没有存在过。我做过很多事，有些事我自己都分不清对错。但这件事，我知道是对的。”
方博文看着他，看了很久。窗外的江风吹进来，把木尺压着的稿件吹起了一角，啪嗒啪嗒地响着。他伸手把那角重新压好。
“郑先生，你说你不是军统的人？”
“不是。”
“也不是共产党？”
郑耀先没有回答。他看着方博文，目光平静。
方博文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他没有再追问。他拿起桌上的烟盒抽出两根，递了一根给郑耀先，自己点上一根。两个人又抽了半根烟。
“我明天见报。头版，社论位置。标题我已经想好了——《卖国者，虽远必诛》。”他把烟夹在手指间，用另一只手从桌上的稿件堆里抽出一张清样递过来。“社论我写好了。你看看。”
郑耀先接过清样。方博文的字很硬，横平竖直，撇捺如刀。社论不长，一千字左右。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激昂的口号，只是把李政如何将潜伏人员名单卖给76号的过程，用最朴素的语言说清楚了。时间、地点、人物、金额，一个细节都不少。最后一段只有三行——
“李政者，中统上海站主任也。黄烈者，76号情报处长也。五千块者，二十余条人命之价也。卖国之辈，无论身在何党何派，无论身居何职何位，皆国人之公敌。虽远必诛，虽久必诛。”
郑耀先把清样还给方博文。“方先生，这篇社论登出去，李政就完了。但你也会被推到风口浪尖。76号不会放过你，中统也不会放过你。你做好了准备？”
方博文接过清样放在桌上，用木尺压好。他把烟头摁灭，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郑耀先。窗外是爱多亚路，再远一点是黄浦江，江面上轮船的汽笛声隐隐传来。
“郑先生，我父亲是教书先生，在苏州乡下教了一辈子蒙学。他教《论语》，教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一章的时候，总会把书放下看着我们这些学生，说——你们记住，这十个字，是中国人脊梁骨。我记住了。我父亲前年去世了，鬼子占了苏州，他的学堂关了。他死的时候我不在身边。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着。”他转过身看着郑耀先。阳光从窗外照进来，把他花白的头发照得发亮。“这篇社论，是我替我父亲写的。学堂关了，他教了一辈子的东西，鬼子不许他教。我替他教。”
郑耀先站起来。两个人隔着那张堆满稿件的旧办公桌站着。窗外的江风吹进来，把桌上的烟灰缸里堆着的烟灰吹起了一些，在阳光里飘着，像灰色的雪。
“方先生，有一个人让我转告你一句话——陆大夫给你开的方子，别忘了吃。”
方博文的眼神变了一下，嘴唇微微动了动。“陆大夫……他怎么认识你？”
郑耀先没有回答。他转过身朝门口走去，手已经握住了门把手。
“郑先生。”方博文的声音从背后传来。郑耀先的手停在门把手上没有转身。“如果有一天你无处可去，报馆三楼有一间空宿舍，以前是值夜班编辑睡的。床还在，被褥也有。你来，我不问你是谁，也不问你从哪里来。”
郑耀先没有回头，拉开门走了出去。
走廊里还是那股浓得化不开的油墨味。他下了楼穿过营业厅推门走进了爱多亚路的阳光里。美国旗在他头顶猎猎地飘着，江风吹过来，带着黄浦江特有的腥味。他没有叫黄包车，沿着爱多亚路走了一段。方博文办公室的墙上那幅字——铁肩担道义，辣手着文章。他父亲的学堂关了，鬼子不许他教《论语》。他替父亲写社论。他问郑耀先是不是共产党，郑耀先没有回答。他没有追问。他说，报馆三楼有一间空宿舍，你来，我不问你是谁，也不问你从哪里来。这个人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说破。他把命押在了一篇一千字的社论上，不是为了军统，不是为了共产党，是为了他父亲教了一辈子的那十个字。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郑耀先走出爱多亚路拐进了一条小巷子。巷子很窄，两边的墙壁上长满了青苔。按照陆汉卿说的，他从报馆后门出去，巷子口有人接应。走到巷子中段的时候，他停下了脚步。
前面站着一个人。
不是陆汉卿安排接应的人。那个人穿着一件黑色的中式短褂，袖口扎得紧紧的，露出两条粗壮的小臂。四十岁左右，脸上有一道从眉骨延伸到下巴的刀疤，把整张脸劈成了两半。他站在那里，重心微微压在前脚掌上，肩膀的线条绷着，右手垂在身侧，手指微微张开——那是一只随时准备拔枪的手。
郑耀先没有转身。因为他听到了身后的脚步声。不是一个人的，是两个人的。皮鞋踩在巷子的石板路上，咯吱，咯吱，从巷子另一头走进来，停在了他身后十几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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