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7章 基金运营，初步成效（成长线）（1/2）

清晨五点二十三分，天还没亮。城市里雾蒙蒙的，楼和楼之间灰灰的。吴万勋已经坐在租来的小办公室里了。他面前是一台旧笔记本电脑，屏幕亮着，发出白光。屋里没开灯，只有这点光照着他。他的脸一半亮一半暗，眼下有黑眼圈。

窗外传来环卫车的声音，轮胎压在湿漉漉的路上，沙沙响。远处高架桥上，第一班地铁过去了，铁轨震动，窗框也跟着晃了一下。屋里很安静，能听见电脑风扇转动的声音，还有他呼吸时的一点杂音。

他只睡了不到两个小时。梦里全是人，一个接一个站他面前递稿子。没人说话，只是打开本子，一页页翻给他看。字迹乱七八糟，纸张发黄，边角都卷了。有人用铅笔写，有人拿圆珠笔反复描。他们不哭也不笑，眼神平静，但又特别坚持。他想走，动不了，只能一页页看，直到惊醒。醒来时额头出汗，手不由自主摸了摸帆布包上的铜书签——还在。那是他在旧书店买的图书馆藏书签，边缘磨得发亮，上面刻着一行小字：“此书为公有，阅后归还。”

他起床洗了把脸，水很凉，太阳穴一跳一跳地疼。镜子里的人眼睛布满血丝，下巴冒出胡茬。他换了件干净衬衫，扣子扣到最上面，背上包就出门了。清晨的风吹进衣领，他缩了缩脖子，脚步没停。他知道今天不能停。

昨晚最后一份材料看完时是凌晨一点十七分。一共两千一百八十七份，他一份都没落下。每一篇都看了，哪怕错字多、句子不通，他也耐心读完。他知道这些人不容易。有的在医院走廊写，旁边挂着输液瓶；有的在工地蹲着写，借安全帽上的灯打字；还有的在照顾病人时用手机语音转文字，中间夹着咳嗽和孩子哭。他们不是为了出名，也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不想让心里的话烂掉。

现在，他要开始筛了。

这不是感动的事，是工作，得一件件做。基金备案通过才七天，钱到账了，账号开了，后台系统是他和朋友连夜搭的，功能简单但够用：上传材料、分类、标记状态、生成名单。他没请大团队，只有两个志愿者帮忙。一个是刚毕业的女生，一个是退休语文老师，都不拿工资。他们说：“你做的事值得。”

他打开数据库，把所有申请按地区、年龄、职业、作品类型分好类。四川最多，一千三百多份；其次是河南、甘肃、云南。年纪最大的七十八岁，是个退休邮差，写了半辈子民间故事；最小的十九岁，贵州山区的孩子，初中辍学，在电子厂打工，偷偷写幻想小说。农民占四成，工人三成，其余是护工、快递员、小店主、残障人士、单亲妈妈。作品五花八门，有手抄稿拍照上传的，纸皱巴巴，沾着油渍；有用录音整理的文字，错很多，他还是一个个校对；还有家人代录的视频，画面晃，背景锅碗瓢盆叮当响。

他先把不符合条件的去掉。比如只想炒作的，写几句口号就说自己是“民间诗人”；或者明显抄袭的，连标题都没改；还有精神状态不好、内容混乱看不懂的，通篇胡言乱语。这类大概一成，他没删，单独建了个文件夹，备注“需关注”，打算以后联系专业机构帮忙。他曾见过一个人连续三天发来不同版本的“遗书式创作”，语气绝望。他托心理援助打了电话，对方后来回信说：“谢谢，我没想到真的有人会看。”

剩下的两千零二十份，他开始打标签。

“持续创作意愿”最难判断。有些人只交了一篇短文，说“这是我第一次写”，这不算。他要的是那种坚持写了好几年的人——哪怕没人看，哪怕被家人骂，也一直写着。他在信里找线索：“我断断续续写了八年”“每天午休写五百字”“孩子睡了我才敢动笔”。这些话让他停下来多看几遍。有个叫李广才的煤矿电工，在信末写道：“我不懂文学，但我记得那些死在井下的兄弟的脸。只要我还活着，就得把他们的名字写下来。”吴万勋盯着这句话看了足足五分钟，郑重地点了“保留”。

“基本表达能力”好判断些。不需要文笔多好，但得能把一件事讲清楚，有开头结尾，句子连得上。他见过太多人想表达却不会组织语言，写了几百字全是情绪，没有具体内容。这种他标出来，列入“写作辅导优先对象”。有个聋哑青年的母亲代笔写道：“我儿子用手语讲故事，我能记下的只有三成，但我看得出，他是真的在‘说’。”吴万勋看到这里，特意在这份材料上加了颗红星。

“生活处境困难”这条他看得最细。有人每月收入不到两千，在城中村租房，白天送外卖，晚上写小说；有人是单亲妈妈，带孩子住娘家，靠亲戚接济；还有人身患慢性病，长期卧床，写作是唯一能做的事。他把这些人的材料放进一个新文件夹，起名叫“首批重点”。命名时他犹豫了一下，本来想写“优先资助”，觉得太正式，最后改成这个——像是一种确认，不是施舍。

做完这些，已经是上午十一点。

他喝了半杯凉水，吃了半块饼干。胃胀，吃不下。眼睛干涩，眨一下都费劲。他站起来走了两圈，活动肩颈，又坐下。窗外阳光终于照进来，在桌上投下一道斜光。他伸手碰了碰那束光，指尖有点热。

下午两点，志愿者小陈来了。她是中文系毕业的，做事利落，说话清楚。吴万勋把筛选标准告诉她，两人分工，她负责复核他标记过的材料，防止漏掉或误判。他们约定，每份进入“首批重点”的申请，必须两人一起确认才能进下一轮。

小陈一边看一边念：“内蒙古赤峰，张建军，四十六岁，煤矿下岗工人，附作品《井口》……写矿难后家属等消息的那三天，细节很实。”她抬头，“这个可以。”

吴万勋点头，在表格里打钩。他记得这篇，文字粗糙，但真实。有一段写女人抱着丈夫的工作服闻味道，说“上面还有煤灰味，还有他的汗味，还有那天早上我煎鸡蛋的味道”，他看到这儿，喉咙一紧。

“福建宁德，林秀英，五十一岁，渔妇，附散文《潮退时》，写她丈夫出海失踪后，每年去海边捡瓶子，说不定哪天会漂回个信。”小陈声音低了些，“她说她写了十年日记，这次只选了三篇交上来。”

“留下。”他说。

“新疆伊犁，阿依古丽，三十九岁，维吾尔族，小学老师，用汉语写诗，主题是边疆孩子的童年。她说学校没有图书馆，学生没见过课外书，她写这些是想让他们知道，文字能飞出去。”

“加上。”

他们一直看到傍晚六点。共选出三十七人，符合三项标准。平均年龄四十四岁，最小的二十一岁，是个聋哑青年，用手语视频提交创作计划，翻译后得知他想写一部关于无声世界的长篇小说。吴万勋把他的材料放在最上面。

名单确定后，他们准备通知。

补助金三千元，分两期发，首期两千，三个月后提交进展报告再发一千。同时配一名志愿导师，基金会安排，每月至少一次线上交流，帮修改作品、解答问题。所有信息写进邮件，语气平实，不说套话。

“别写‘祝贺您入选’。”吴万勋说，“他们不是中奖，是终于被看见了。就写‘我们收到了您的申请，认真阅读了您的文字，决定为您提供支持’。”

小陈照做了。

晚上八点，第一批通知邮件全部发出。

他没发朋友圈，也没发公众号，更没开发布会。这事不用嚷，该知道的人自然会知道。他只想把第一步走稳。他关掉电脑，走出办公楼，夜风扑面。街角便利店还亮着灯，老板在收拾货架。他买了瓶矿泉水，拧开喝了一口，喉咙里的焦灼感才退了些。

第二天早上七点，他就醒了。手机静音，但每隔几分钟就震一下。他知道是邮件回执。他没立刻看，先起床洗漱，煮了碗面，坐下慢慢吃。面条软烂，汤上有几滴油花，他一口一口咽下去，像在完成某种仪式。

吃完后，他打开手机。

已有十九位申请人回复。有人说：“我以为你们不会理我。”有人说：“我昨晚哭了，不是因为钱，是因为有人愿意读我的东西。”还有一位老人回信只有一句话：“我还能写，谢谢。”没署名，附件是一张照片：木桌上摊着一本破练习册，纸发黄，字密密麻麻，角落画了个小小的笑脸。

他一条条看完，没转发，也没截图。只是在笔记本上记下：“第一批通知已送达，反应真实。”

接下来几天，他和小陈跟进受助者情况。有人要纸质合同，他们马上寄；有人不懂银行转账，他们电话一步步教；还有人担心拿了钱写不出来，对不起这份信任。吴万勋回信说：“我们不是买你的作品，是支持你继续写。写多少算多少，写不完也没关系。”有个护工大姐回信说：“我以前总觉得写字是奢侈的事，现在才知道，原来我也配。”

第三天下午，第一位受助者发来消息。

是内蒙古的张建军。他说已经开始修改小说《井口》，把原来潦草的部分重新梳理，加了几个新章节。他附了五千字修改稿，问能不能看看提些意见。

吴万勋立刻下载打开，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文字粗糙，但有力量。写家属在井口守候的沉默，写女人抱工作服闻味道，写孩子突然问“爸爸是不是变成石头了”。这些不是编的，是活出来的。他找出几处逻辑问题，标了批注，又写了一段话：

“不用追求完美，先把你想说的说完。这一版比初稿扎实，继续写。”

他点击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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