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4章 万勋思考，和解或前行（1/2）

吴万勋停下笔，看着纸上“欢迎回家”四个字。墨水在最后一横上晕开了一点，像不小心滴的水。他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心里有点乱。

天快黑了，屋里光线变暗。只有桌角那盏老台灯还亮着，灯光发黄，照出一圈暖光。

桌边有块茶渍，是他刚才碰倒茶缸弄的。褐色的印子歪歪扭扭地摊在那里，没擦。他也不在意。生活本来就不干净整齐，总会有意外，有错处。就像他刚写的那段关于妹妹开店的文字，没什么大起大落，但藏着一家人这些年的牵挂。

他把钢笔放下，放在砚台旁边。这支笔是父亲在他考上师范那年送的。乌木杆，铜笔夹已经发黑，可写字还是很顺。每次打开笔帽，都能闻到一点墨香和金属味。那是小时候的味道。

他摸了摸桌角的一道划痕。那是他小时候用小刀刻的，WMX，他的名字缩写。现在已经被磨得看不清了，只剩一道浅沟。

风从门缝吹进来，有点凉。它掀动了墙上的日历，纸页翻了一下，露出下一页。二十五号。红笔圈出来的日子还没到，但他已经想到那天会很热闹。集市上人多，叫卖声不断，孩子跑来跑去，邻居见面打招呼。他想起小时候跟父亲赶集，坐在板车上晃脚，手里攥着几枚硬币，想着买糖还是买书。现在父亲老了，背驼了，走路要拄拐杖。他自己也成了别人嘴里的“吴老师”。

桌子右边躺着一封信。

牛皮纸信封，很普通。没有写寄信人，只写了“吴万勋 亲启”。邮戳清楚，市里寄来的，三天前发出。他知道是谁寄的。

林野。

这个名字在他心里压了很多年。平时不提，可一直都在。每次他在杂志上看到那些夸张的农村故事，或者有人问他：“你怎么不写点激烈的？现在的农村哪有那么平静？”他就会想到林野。那个曾经一起写作的人，后来走了另一条路。

这封信在桌上放了一整天。

早上他就看见了。那时阳光照在信封一角，字特别清楚。他没拆，想先把妹妹那段文字写完。后来李婶送来一篮青菜，说：“邮差说这信挺急。”他点点头，还是没动。李婶走后，他泡了杯茶，翻开县志查资料，可眼睛总是往信那边瞟。

现在天黑了，屋里越来越暗，那封信还是没动。不是因为它重，而是因为里面的东西太沉。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院子里没人。石桌在暮色里发白，上午一家人围坐说话的热闹早就没了。父亲还没回来，弟弟不知去哪，妹妹也回店了。整个院子安静下来，只能听见屋檐滴水的声音。一滴，两滴，慢慢敲在地上。

他靠着窗框站了一会儿，手撑在木头上，感觉凉。木头的漆掉了不少，露出里面的纹路，像老人的脸。他曾在这扇窗下读过很多夜书，也撕过第一篇退稿的文章。那时年轻，生气、委屈都挂在脸上。现在不会了，可心里并不真的平静。

他想起昨天清晨，那个人站在门口的样子。

穿一件深灰夹克，背有点驼，拎着旧皮包。头发少了，鬓角全白。他没进门，就在门外站着，声音不大：“吴哥，我来道歉。以前是我错了。”说完递上一张纸条，转身就走，走得很快。

那一刻吴万勋差点以为自己眼花了。林野回来了？还这样？

那张纸条现在夹在他抽屉最底下的一本书里——《中国现当代散文选》，大学时买的，书页泛黄。他没扔，也没再看。他知道是谁。林野，师范同学，后来去了城里当编辑，再后来成了有名的乡土作家。他们曾同时投稿，同年参评文学奖，作品还被拿来比较。

那时林野写的东西喜欢加戏。一篇写寡妇守节三十年最后投井，一篇写父子为土地反目成仇。评委说他“情感强烈，有冲击力”。而吴万勋写的都是村里真实的事：老人扫谷场，五保户守猪圈，冬至给邻居送饺子……他不夸大，不煽情，只记录。

有一年他落选，林野拿了奖。一等奖作品《泥土的重量》讲一个老农因补偿款没到账自杀。吴万勋读完心一紧——里面有三段描写，竟和他未发表的手稿几乎一样。老人蹲田埂数硬币，老牛死前的眼神，村委会墙上积灰的锦旗。

他查过，确实像。

但他没证据。手稿只打了一份，借给老师后没了。林野说“纯属巧合”，说这种细节“农村到处都有”。事就这样算了。他没闹，只是改了方式，不再轻易透露构思，也不参加联合采风。

从那以后，林野很少联系他。偶尔在群里说话，也是冷嘲热讽：“某些人靠卖惨博同情”“写农民不代表懂农村”。他看到了，但从不回应。他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

可今天这封信不一样。

他回到桌前，终于伸手拿起了它。信封很轻，撕开时声音很小。里面是一张折叠好的信纸，字工整，一笔一画都很认真。

信里没提过去，也没解释什么。只说最近读了他的《沉默者列传》，夜里睡不着，想起当年在宿舍聊文学的日子。说他们都相信文字能改变什么，后来他走偏了，追名气，追流量，写自己都不信的东西。说看到吴万勋一直写普通人，心里难受，也敬佩。最后写道：

“我不求你原谅，只希望你能知道，我说的每一句坏话，现在都像钉子一样扎在我自己身上。”

他看完，把信放在桌上，没折回去。屋里很静，只能听见挂钟滴答响。秒针每走一下，都像踩在他心上。他盯着那句话看了很久，直到眼睛发酸。

他拉开抽屉，拿出一个旧文件夹。蓝色塑料皮，边角翘起，里面塞满剪报和笔记。他翻到中间一页，停住了。

一份是他县刊发的《晒谷场上的张婆婆》，写老人每天扫院子，藏药瓶不让子女知道病情；另一份是林野市报发的《乡村守望者》，主角也是老太太，但情节复杂：儿子不孝、孙子叛逆、拆迁纠纷，最后跳河。配图是黑白照片，老人倒在水中，一只手伸出，背景是推土机。

当时就有读者留言：“怎么所有农村故事都这么惨？”

他又拿出U盘，插进电脑。屏幕亮起，映出他疲惫的脸。他打开“过往”文件夹，里面有论坛截图。一个帖子标题是“吴万勋是不是被捧得太高了？”，五年前发的。一楼是林野账号回复：“他不过是个守着破屋的乡巴佬，写的东西连结构都没有，凭什么拿奖？”

人都活着，不像有些人专写死人博眼球。”还有人问：“你当年那篇《泥土的重量》，是不是抄了人家没发表的稿子？”

他当时看到这条，抽了半包烟，一个字都没回。

现在再看，情绪没那么翻腾。他滑动屏幕，停在那条评论上，忽然觉得这话不是冲他说的，而是冲着说话的人自己去的。一个人为什么要这么狠地说别人？是不是怕被比下去？还是怕自己早忘了为什么开始写作？

他关掉电脑，合上文件夹，坐回桌前。

天完全黑了。他没开灯，房间慢慢沉进黑暗。窗外传来狗叫，远处拖拉机突突驶过，车灯扫过墙又消失。虫鸣响起，一片一片，包围着村子。

他掏出手机，屏幕亮起，七点四十三分。通讯录里王老师的号码排前面。那是他高中语文老师，退休多年，在镇中学教了几十年，带出不少学生，包括他和林野。

他找到号码，犹豫几秒，按下拨号。

电话响三声，接通了。

“喂，王老师。”他声音低。

“哦，万勋啊。”王老师语气温和，背景有点吵，像在吃饭，“这么晚，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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