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28章 参与进来（1/2）
国际干细胞研究学会主席的那封邮件，在杨平的收件箱里躺了三天才被回复。
不是杨平故意拖延，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回。“如果您有时间，我想来中国当面和您讨论”，一位在干细胞领域耕耘了近半个世纪的老科学家，近八十岁，诺奖得主，全世界干细胞研究的活化石，要飞过大半个地球来和你“当面讨论”。这不是客套，这是认真。
杨平回复了五个字：“欢迎，时间您定。”
对方的回复更快：“下周三，我和我的两个学生一起过来，请允许我参观您的实验室，并见一下那位志愿者。”
杨平把这封邮件转发给曼因斯坦，曼因斯坦看完之后，表情有些复杂。
“你认识他？”
“认识，三十多年了！”曼因斯坦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赫尔曼·韦伯，七十八岁，诺奖得主，干细胞领域的奠基人之一。我在德国的导师和他很熟，我年轻的时候在学术会议上见过他很多次。”
“你们关系怎么样？”
曼因斯坦沉默了片刻。“他是我前辈，我一直很尊敬他，但他对我的……风格，一直不太满意。”
“什么风格？”
“太犀利！”曼因斯坦笑了一下，带着一点自嘲，“他认为科学应该严谨、保守、一步一步来。他认为我话太绝对，批评别人太直接，下结论太快。”
杨平看着他，这是曼因斯坦第一次主动提起别人对他的负面评价。这个德国人从来不在意外界的看法，拒绝采访时干净利，被质疑时只用数据话，学术界很多人都怕他。
杨平点了点头。“那这次他来了，你打算怎么跟他相处？”
“该怎么就怎么，数据是数据，交情是交情。”
曼因斯坦拿起手机，给康复训练室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是李姐，曼因斯坦明来意之后电话那头沉默一会，然后陈建国的声音从远处传来：“谁？国际什么学会的主席？诺奖得主？来就来吧。正好让人家看看，曼因斯坦教授的方法在我身上有没有效。”
接下来的几天，整个团队都在为这次来访做准备。不是准备接待，是准备数据。曼因斯坦把所有关于原细胞修复的证据整理成一个文件夹，M7的电生理记录、M8的免疫组化照片、M21的单细胞测序结果、陈建国的脑脊液检测报告、感觉平面下降曲线、肌力恢复时间线、站立时长变化图，每一份数据都标注了日期、条件和原始数据的位置。“韦伯不会相信任何没有原始数据支撑的结论。他在这个领域做了四十年，见过太多包装精美的假数据。我们要给他看的不是结论，是证据。结论可以包装，证据不能。”
杨平把那篇综述的最后一部分又改了三遍。第三部分的标题从“未来展望”改成了“一个可检验的猜想”，又改成了“统一假：分化与迁移的同源调控”。最后定稿的版本，标题
“我们提出，细胞的分化命运与空间位置在分子层面受同一套信号网络调控。这套网络在胚胎发育中协调组织构建，在成体损伤后可被特定的微环境信号重新激活，介导内源性的组织修复。”
杨平把这段话念了几遍，确认每一个字都是他自己真正相信的，然后保存了文档。他打算将这个理论向世界开放，所以必须尽量谨慎，以免误导参与进来的研究者。
下周三，来访者准时到达。
杨平本来想去机场接，韦伯的助理坚持不要。“韦伯教授自己租了车，导航过去，他不喜欢麻烦别人。”杨平没有继续坚持。他听过韦伯的作风，这位老先生七十多岁了，出差从不带助理，一个人拖着行李箱坐经济舱，到了目的地自己租车开去酒店。有人这是作秀，但认识他的人都知道，韦伯从年轻时就这样，不是作秀，是真的不耐烦被人伺候。
上午十点，一辆黑色商务车停在研究所门口。车门打开，先下来两个年轻人，一男一女，背着双肩包，目光锐利，一看就是那种在顶级实验室里被训练出来的博士后。然后一个头发全白的老人从车上下来。个子不高，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手里拎着一个旧公文包，看起来像任何一个退休的大学教授，普通到不能再普通。
曼因斯坦站在门口，看到这个老人的第一眼，腰不自觉地挺直了一些。不是紧张，是尊重。赫尔曼·韦伯，干细胞领域的活教科书。曼因斯坦读过他几乎所有的论文，在学术会议上见过他无数次，但真正面对面的交谈不超过十次。每一次，韦伯都会用一种审视的目光看着他，像一个严厉的老师在看一个聪明的坏学生。
“曼因斯坦！”韦伯走过来，伸出手，用的不是英语，是德语。
“韦伯教授！”曼因斯坦也用德语回答，握住他的手。
两个人的手握了不到一秒就松开了，干脆利，没有什么多余的情感交流。韦伯的目光越过曼因斯坦的肩膀，看到了站在他身后的杨平。
“这位就是杨平教授？”
“是！”曼因斯坦侧过身，让出位置，“杨教授，这位是赫尔曼·韦伯教授。”
杨平走上前，伸出手，韦伯握住，这一次握得比刚才久一些。他用英语：“杨教授，你的论文我都读过了，幸会，医学界没想到能够出您这样的天才人物。”
杨平看着他：“过奖了，只不过运气好一点。”
韦伯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中国人总是含蓄谦虚。”
韦伯没有寒暄天气或旅途，之类的客套话。他直截了当地：“杨教授，你的那篇综述，最后一页的猜想，有多大把握？”
杨平看着他：“我现在回答你，你会信吗？”
韦伯又愣了一下，这是他在学术会议上问了无数次的问题，得到的回答通常是“有很大把握”“初步数据支持”“我们正在验证中”——全是套话。从来没有人反问过他“你会信吗”。
“不会！”韦伯老老实实地回答，“所以我带了两个学生来，让他们自己看数据。”
“那就先看数据。”
杨平带着韦伯和他的两个学生直接去了会议室。曼因斯坦已经把所有的数据按照逻辑顺序排列好了，从M7到M8到M21到陈建国，从动物到人类，从急性到陈旧到非靶向。桌面上摊着几十张图表和照片，每一张旁边都贴着标注了日期和条件的黄色便签纸。
韦伯坐下来，从第一张开始看。他看得很慢，每一张都要花好几分钟，有时候会拿起放大镜对着显微照片看很久，然后问身边的学生：“你看到这个了吗？”学生凑过去，点头或摇头。韦伯不话，继续看下一张。
曼因斯坦站在旁边，看着韦伯翻阅那些数据，心里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十年前，在德国的一次学术会议上，韦伯听完他的报告后当众：“曼因斯坦博士，你的实验设计很精巧，但你的结论走得太远了。科学不是百米冲刺，是马拉松，跑得太快会摔跤。”
当时曼因斯坦非常反感韦伯，觉得他总是自以为是，他根本不懂天才的自己是怎么想的。
现在韦伯坐在这里，他已经没有那么多的反感。
两个时后，韦伯看完了最后一张，陈建国的脑脊液细胞涂片照片。他把放大镜放下，靠在椅背上，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
“曼因斯坦。”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